● 9號窟為何整體完全移位? 　　●造像曾經至少在萬軀以上?　　 ● 羊頭基座造像碑有多罕見?

　　“泫氏，二漢，晉屬上黨郡治，有羊頭山。”《魏書·地形志》中的這句話，是高平羊頭山最早見於文獻的記載。與之相對應，羊頭山頂有一座著名的造像塔，塔座被雕成頭尾清晰的伏羊狀，羊背上馱著一塊平面呈方形、四面皆有佛龛的造像石，其上覆蓋著一塊四注水式的石質屋頂，經專家判定鑿於北魏時期。

　　因有造像塔而名羊頭山，還是因整座山的形狀類似羊頭而得名……盡管眾說紛纭，但羊頭山的名氣叫響於北魏時期，卻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專家推斷，北魏太和年間(477年-499年)，羊頭山已有較大規模的佛教活動。

　　如今，散布在南面山坡上的石窟、佛塔及清化寺遺跡，即證明了當年香火的旺盛。這些建造於北魏至隋唐年間的佛教遺物，奠定了羊頭山在佛教文化傳播和中國建築史上的地位，堪稱晉城獨一無二的國之瑰寶。2006年，這座石窟群被列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近日，記者探訪了羊頭山。

　　奇人盛贊羊頭山

　　“羊頭山在今山西之南境澤潞二郡交界，高平、長子、長治三邑之間……山高千余丈，磅礴數十裡。”這段文字，出自明朱載堉的《樂律全書·羊頭山新記》。

　　說起朱載堉(1536年-約1610年)，其經歷頗為傳奇：他是明宗室鄭恭王朱厚烷之子，早年從舅父何瑭習天文、算術，後因皇族內讧，父獲罪，锢之鳳陽，遂築土屋於宮門外，獨居19年，專研樂律、數學、歷學。奇的是，父死後，他不肯承襲爵位，而以著述終身，成為明代著名的律學家、歷學家。《羊頭山新記》，正是他游歷上黨、考察羊頭山秬黍與漢代律歷發展關系時所寫的游記。

　　由晉城市區出發，沿207國道向北驅車近60公裡，順著道路兩邊“羊頭山風景區”的標志，很容易就將車開至羊頭山下。羊頭山正面高峰凸起，左右山脈前伸，形如箕掌。由神農廟向西，順一條砂石巖鋪就的步道登山而上，石刻造像就分布於山腰和山頂。

　　與大同雲岡、洛陽龍門不同，羊頭山上沒有大面積裸露的陡直巖面，而有許多小型的沙石巖體，分布在半山腰至山頂之間，羊頭山石窟就雕刻在這些沙石巖體上，現存洞窟9個，摩崖龛像3處。此外，還有石塔6座，造像塔一座。在半山腰的清化寺遺址主殿，還存有三尊唐代石雕佛像。“石窟”是石窟寺的簡稱，是屬於佛教寺廟建築的一種，其特點就是依山崖、巨石開鑿而成。“石窟寺最早起源於印度，為僧侶們修行的場所。”晉城市博物館館長張廣善說，“大約公元3世紀傳入中國後，逐漸形成了‘毗诃羅’和‘支提’。”“‘毗诃羅’是用來供佛、講經、辯論，進行佛事活動的石窟。在這樣的洞窟裡，往往左右還開鑿有小的洞窟，供僧侶們居住、誦經、修行使用。”張廣善說，“‘支提’是佛學傳入中國後，被逐漸中國化的新型石窟，也就是帶有雕像或佛塔的石窟。由於佛教中的石窟從印度傳來時，本身就具有寺院、塔廟之意，人們便把石窟叫做石窟寺。”

　　石窟群散布山上

　　羊頭山現存石窟9個，其中包括四十余洞窟和多處摩崖造像，總計造像至少在萬軀以上，因此羊頭山又有“萬佛洞”之稱。

　　張廣善說，羊頭山石窟的具體開鑿年代，專家考證後認為大致可分為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至二十年間(486年-496年)、北魏晚期(約516年-534年)、北齊至隋時期 (550年-618年)、唐中期四個時期，“其中第二期北魏晚期，是羊頭山開鑿洞窟的高潮期。”

　　沿著沙石巖鋪就的石梯向上攀，沒多久，出現一座小巧別致的石窟，這就是鑿於唐玄宗時期(713年-755年)的1號窟。窟內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七身組合，佛像面相豐圓，身著雙領下垂式袈裟，左手施降魔印，右手施說法印。佛的蓮座下還有兩個供養人屈膝而跪，仰首恭敬。兩旁的菩薩一個頭戴花冠，身體直立;一個頭束高髻，身體扭動成“S”形。兩側天王身著甲胄，腳踏鬼魅，威武十足。

　　距1號窟不遠處的2號窟，是鑿於隋唐時期的石窟，佛和菩薩均體態豐腴。有趣的是，菩薩還出現提胯扭臀的現象。

　　再往山上前行，石窟的佛像面相變得清瘦起來。原來，這就是羊頭山上的北魏石窟群。規模最大的當數5號窟，開鑿於一塊東西長的巨石之上，東崖面開鑿一小窟,南崖面開鑿一大窟和一大龛。整塊巨石上遍布小龛，開鑿者見縫插針，不放過一塊空余地方，這種雕鑿手法就是羊頭山石窟的特點。石窟中部的大龛內，雕有釋迦、多寶兩佛並坐像，形象古樸，寬肩細腰，身體碩壯，雙手施禅定印。雖然佛像頭部已被鑿毀，但它卻是羊頭山石窟最早的龛像之一。

　　張廣善說，北魏太和年間開鑿的石窟均為摩崖龛像。除5號窟的大龛外，還有三處龛像也開鑿於這一時期，均分布在5號窟、6號窟。北魏早期的龛均作圓拱敞口式，一般不雕飾龛柱和龛楣，龛內多為一結跏趺坐佛，佛兩側各有一脅侍菩薩，造型古拙。

　　5號窟頂部有兩座唐代石塔，石塔中間有一大佛作跏趺坐式，可惜頭部不復存在。東面和南面的洞窟平面均呈橫長方形，四角攢尖頂，三壁三龛，造像組合多為一佛二菩薩。佛作饅頭狀高肉髻，身體修長，面相長圓清瘦。菩薩像頭有束髻、扎寶缯兩種形式。遺憾的是，不論是佛或菩薩，已很難找到完整清晰的頭像。

　　在5號窟的左前方，一塊高大厚重的石碑格外引人注目。石碑高4米、寬1米，碑身滿雕佛像，據說共有小佛像2240余尊，被稱為“千佛碑”。碑底雕有龛5個，南面一龛較大，雕一佛二菩薩。左右菩薩袒露上身立於蓮座上。此碑從造型風格上看，是典型的北魏風格。千佛碑的背面有六排規則的窟窿眼，據說是盜賊曾試圖將該碑盜走時所鑿，多虧當地百姓保護，盜賊才未得逞。

　　3號、4號、6號、7號石窟，依山勢依次分布在5號窟的前後，形制大體相仿，只是規模略小。8號窟、9號窟分布在羊頭山西峰之巅。讓人奇怪的是9號窟，在前往尋找的步道上，看到一長方形石窟傾倒在路邊，原來就是被當地村民稱為“油簍洞”的9號窟。而據有關專家考證，“油簍洞”屬誤傳，應為“游履洞”，是北魏時期為紀念炎帝曾游履羊頭山而鑿。窟內共雕小佛龛百余個，每行間都刻有供養人。9號窟四角攢尖頂，頂中間雕飾直徑40厘米的蓮花，但不知是何原因，竟像無根之草，傾斜90°，整體完全移位。

　　僧徒善眾雕鑿而成

　　提起石窟，人們自然會聯想起北部大同雲岡石窟和南部的洛陽龍門石窟。巧合的是，不論是從開鑿時間，還是從地理位置上看，羊頭山石窟均居於二者之間。

　　“進入北魏時期，晉城遇到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機會。”張廣善說：“北魏時期崇尚佛教，國都由平城(大同)南遷，晉城是必經之路，與佛教有關的建築此時不斷出現在晉城各地。”他介紹，太和十七年北魏孝文帝由平城南征遷都，就是經羊頭山一帶抵洛陽的。遷都洛陽後，北魏官員亦常冬居洛陽，夏還平城，頻繁往來於兩京地區，晉東南正是這一交通線的重要中轉站，兩京地區的佛教和石窟造像，對於羊頭山石窟的開鑿無疑產生了較大影響。因而，羊頭山石窟兼具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的特點並不足為奇。

　　被稱為石窟寺的石窟，一般與寺廟並存，是佛教思想和藝術的載體。據明朱載堉《樂律全書·羊頭山新記》的記載可知，羊頭山的清化寺,　建自魏孝文帝太和之歲，隋末寺廢,唐武則天天授二年重建。史料記載，北齊、隋間的高僧慧遠曾在清化寺弘揚佛法，清化寺便是當時聞名遐迩的著名寺院，羊頭山石窟很可能就是清化寺的附屬體。

　　“其巅有石，狀若羊頭。覻向東南，高闊皆六尺，長八尺余，山以此石得名。”明朱載堉在《樂律全書·羊頭山新記》中，對羊頭山得名進行了形象的描摹，卻也勾起人們的不少疑惑。

　　在羊頭山巅“秦高嶺”上，記者見到了這座以伏羊為底座的北魏造像塔。以羊頭為基座的造像碑在全國極為罕見，據說與始祖炎帝神農部的羊圖騰崇拜有著密切聯系。造像塔高2.2米，由砂巖雕鑿而成。基座是頭南尾北、一只角彎如環，俯臥於地的大綿羊。羊背上馱著一塊方形的造像石，造像石四面都鑿有佛龛，皆為一佛二弟子。圖中佛像結跏趺坐，幾乎占滿整個畫面。兩位弟子身材瘦小，立於佛龛的兩個斜角。

　　對於造像塔，我省作家谷峰在《高平發現炎帝陵》中認為，在豎立的巨石上頂長方形石板或石料，在我國乃至世界各地有多處發現，被一些考古學家稱為“日石文化”，認為是新石器農耕文化的祭祀性遺存。有分析認為，羊頭山造像碑頂部的這塊石頭，可能是炎帝部族羊圖騰崇拜的產物，只是北魏時期被移植到了造像碑頂部。

　　到底是何人主持雕鑿了羊頭山石窟?從羊頭山石窟洞窟規模均不大的現狀來分析，張廣善排除了與官府有聯系的可能性，“應當出自當地僧徒和世俗善眾之手。”

　　“布施者姓名：王春、馬狀生、李沙門、李兒、屠畢文、李尊伯、李廻等、邵惠來。天保八年九月。”在羊頭山3號窟5號窟，至今仍留有當年布施者的題記，其中3號窟還留有具體的年份落款。“天保”為北齊文宣帝年號，天保八年為公元557年，有力地證明了3號窟為北齊至隋時期所鑿。盡管不是北魏時期雕鑿，但其雕刻風格與北魏石窟一致，故民間雕鑿羊頭山石窟，當無疑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