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陳從周

　　著名古建築學家、園林學家，現代中國園林學開創者、奠基人，現代中國園林藝術集大成者——這是世人對陳從周的普遍認識。這一盛譽毫無疑問。早在1956年，他便出版了中國當代第一部園林學專著《蘇州園林》，引起全國建築界的關注。此後成果不斷，直至《說園》出版，已是熱到洛陽紙貴了。他的足跡遍留江蘇、浙江和山東。有人戲稱他是“兩江總督”，即江蘇、浙江古建築的大總管。1980年，陳從周以蘇州網師園殿春簃為藍本，為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修建了明式庭園“明軒”，以小見大、移步換景之功讓美國人為之傾倒，一時間甚至在全世界掀起了中國文明熱。此外，他還主持建造了寧波天一閣東園、上海豫園東部、昆明楠園等，無一不是深谙中國園林之道的精髓之作。

　　然而，把陳從周僅僅視為園林、古建築學家是不全面的。事實上，他從事園林是“半路出家”。陳從周的本行原是文史，21歲時他考入之江大學主修文史，在此後修復園林、古建築的工作中，歷史始終是他最重要的依據和目標；他還是散文家，先後編輯出版了《書帶集》、《春苔集》、《簾青集》等，今天人教版中學語文課本中的《說屏》便是他的名作之一；他師承張大千先生，早在上世紀40年代便蜚聲上海畫壇，到80年代，他的畫還被列入國寶之列，禁止出境；他酷愛戲曲，與昆曲大師俞振飛先生亦師亦友——陳從周83年的生命中，前30年如同學術界的“花花公子”，涉獵的學問既博且專，古今、中外甚至文理兼修，書畫、詩詞、散文、鑒賞、文史、戲曲等，都是大師級的。只是，這許多成就都被他在園林學上的成就掩蓋了。

　　其實，陳從周投身於中國園林事業中，只是為自己所鐘愛的傳統文化找到了一個最合適的載體，似乎也只有園林可以如此完美地承載美術、雕塑、建築、詞賦、文史和曲藝。於是，陳從周的人生便恰如他筆下的蘇州園林：絢爛之極歸於平淡。33歲之年，他皈依了中國園林並為之抗爭至死。

　　“名園不可失周公，處處池塘哭此翁。多少靈峰痛米老，無人再拜玉玲珑。”這是陳從周先生去世後，他的好友、著名紅學家馮其庸先生寫的悼亡詩。陳從周確是中國園林之幸，而從某種角度看，能遇到園林才是陳從周之福。

　　老夫依舊漢儒生

　　“老夫依舊漢儒生”，這是陳從周對自己的總結，充滿自豪之情。說起來輕松，然而，當我們將人物放到20世紀中國的大背景下，這句話便顯出了言者的巨大勇氣和對民族的極大熱愛。從某種角度上說，陳從周是個“不合時宜”的人，似乎落後保守，其實超越時代。

　　陳從周一生堅持尊師重教，即使在十年浩劫中，他也多次冒著風險，為過世的老師送上挽聯。80歲那年，老師王遽常九十歲祝壽會，當時暴雨雷鳴，他為按時趕到，一大早就動身，並以中國傳統中最為隆重的叩拜大禮為老師祝壽。

　　陳從周的第一本書其實是《徐志摩年譜》。陳從周自幼崇拜徐志摩，兩家又是姻親，手邊原始資料越積越多，為徐志摩立傳的工作已經非他莫屬。1947年開始，陳從周用業余時間編撰年譜，完稿時已是1949年5月，時局動蕩，許多朋友都勸他不要再干這蠢事。陳從周請趙景深先生作序，他不肯寫，而徐悲鴻先生則要他研究魯迅。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此書，陳從周費盡心思找到一家印刷廠，自費印成了500本，還答應免費為印刷廠工人上夜課。“文革”中，陳從周果然因為“為反動詩人徐志摩樹碑立傳”定下罪名，受到了批斗。對於這個所謂的罪名，他不僅問心無愧，簡直覺得引以為豪，他說：“我是‘活該’，我只覺得做了一件正確的事。”半個世紀後，這本最初無人問津的書漸漸顯出了它的內在價值。此後包括《辭海》在內的幾乎所有研究、撰寫徐志摩生平和傳記的文字，都是以陳從周的《徐志摩年譜》為藍本。

　　全國大煉鋼鐵的時代，有人要拆蘇州城牆，用牆磚砌小高爐。陳從周堅決反對，振臂疾呼，他說，蘇州這座有2500年歷史的文化古城，城牆上的每一塊磚都是文物。當時北京批判梁思成，陳從周也被作為中國營造社的外圍分子加以批判。在一場講座中，他又亂說話了：“虎丘山只有三十多米高，為了領導人來，造了一條公路。領導兩萬五千裡長征都走過，莫非這樣一座小山都上不來？他們來是要游的，不是來走馬路的。”他被扣上了“誣蔑共產黨、丑化領袖”的帽子，自此成了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老運動員”。

　　但陳從周一直沒學“乖”，對於自己堅守之處，他總是不可抑制地表現出“漢儒生”固執的一面。

　　1986年，上海市政府決定重建豫園東部，請陳從周主持工程。這是一個工作量很大、規格極高的園林工程。工程的難度在於，它不是新建，而是修復補建，如同一座名園的續篇。豫園的歷史既是一種提示，也成了一種束縛。這時，陳從周已近70高齡，他同意接下這份工程。但同時又鄭重地說：“我不要報酬，也不要車馬保駕，我要的是指揮權。”在陳從周看來，工程最大的困難是官僚作風，在沒完沒了的行文、蓋章下，有時為移樹一類的小事，可能要等上一年半載。陳從周放棄了設計費和施工指導勞務費，兩筆款項加起來，在當時可謂天文數字。為了豫園，他幾乎是以一種空前絕後的方式取得了指揮權。

　　最終，豫園東部重建工程，從構思、設計、施工、選材、工藝都是他一人把關，每個工匠都經過考試選拔，工匠們每造一部分，他都仔細檢查，不合要求的哪怕已經施工完的地方也必須拆掉重來，直到完美。

　　1918年，陳從周出生於浙江杭州。父親為他取名郁文，字從周。名字來源於孔子對自己心目中理想社會的描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取這個名和字，是希望孩子的一生文才馥郁。父親在陳從周8歲時病逝，只給他留下6個字的手書“毋忘水源本木”，這張條幅掛在家中堂上，陳從周日日看見，時時思考，年復一年地重新理解著這6個字。直到垂老，陳從周依然不能忘記這句話。

　　陳從周小學、中學、大學都就讀於教會學校，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近乎於執拗。他一生喜愛穿著漢民族服裝，常常是對襟褂子，布鞋一雙。他不看外國電影，不聽西洋音樂，對國人曾有的“出國熱”大為不滿。兩個女兒請他去法國、美國居住，他說“我死也死在中國”。對國人不願飲茶而好飲料大加譏諷，說“飲”字之下加一“料”字，與肥料、廢料一樣不討人喜歡。

　　改革開放，當西方文化沖擊中國時，他利用一切機會，為繼承和弘揚東方文明搖旗吶喊。他的研究生，報考面試時都要加試一門“百科知識”。學生記筆記要用毛筆，寫字要用繁體，而且還要豎寫。他授課從不照本宣科，他與學生談人生、談文學，還要求學生們都要聽昆曲，喝紹興酒，外國留學生也不例外。他自掏腰包請學生看昆劇，體味古園林建築與昆曲在藝術趣味上的親緣關系。

　　浙江海鹽縣境內的南北湖，陳從周曾撰文贊稱：“比揚州瘦西湖幽深，比杭州西湖玲珑，能兼兩者之長。”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南北湖周遭的工業、商業建築用石需求大增，不少山民建起石廠，不分晝夜地炸山取石。陳從周聽說後，不顧七十多高齡，冒著初冬的嚴寒，急急趕往南北湖。到達景區後，陳從周震驚了。山體千瘡百孔，植被毀壞嚴重，更有人在山上捕捉珍禽異鳥，禽鳥幾乎絕跡。

　　當地領導請陳從周吃飯，菜上桌時，看到一盤野味黃鹂，他憤而離去，從此開始了無休止的奔波呼吁。嘉興市領導請他寫字，他寫的是“救救南北湖”。為海鹽市領導作畫，他的畫上題了一句“在隆隆炮聲中揮淚寫之”。他前往上海市政府，希望政府出面阻止企業購買南北湖的石料。他還免費指導南北湖旅游建設，覺得只有景區建設起來，南北湖的百姓才能子子孫孫真正地靠山吃山。

　　他說：炸山采石是短命做法，這哪裡是靠山吃山，這是在吃子孫後代的飯！他又說：振興中華，必先綠化。他覺得，遵循“自然”是中華文明的核心之一，毀綠就等同於拋棄傳統文化。

　　直到1991年，陳從周在報上看到《南北湖自然風景區炸山捕鳥何時了》的讀者來信，忍不住拍案而起，向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告了“御狀”，南北湖風景區十三家石礦廠終於關停。今天，它已作為上海的後花園，成為旅游勝地。

　　這個時期，在“文革”中幸免於難的古典園林建築，卻在經濟浪潮和大拆大建中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自然生態和人文景觀遇到滅頂之災。陳從周像“救火員”一樣，四處“劫法場”，不少人惱他恨他。在散文《故居》中，陳從周勸道：“歷史文化遺跡，我們不能破壞得太多，可保留的應該保留，給人們有個尋根的地方。我曾聽得一個歸僑說：祖墳挖掉了，祖宅毀掉了，家譜燒掉了，還有什麼值得我尋根之處？想法過頭一些，但亦應該認識這是人之常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古人這話並沒有過分。”

　　暮年，為了力保上海徐家匯藏書樓，陳從周中風倒下，從此一病不起，逝於2000年。

　　在中國變化最為巨大的20世紀，陳從周始終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式文人，他一生的夙願只有一個：希望中國“把根留住”。

　　今天的中國發展得更加理性了。有人正極力保護、傳承著代表文脈的點點滴滴，但另一方面，承載著古中國文明的城鎮、建築、景色仍在遭受破壞，漸漸消失、漸漸庸俗。我們作為後人，必須讀懂陳從周，了解他為之自豪的事物、為之奮斗一生的理由。這是陳從周用自己的一生留給我們的思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