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新農村、西部訪古、邀社會各界小王山留下文化遺跡……李根源隱居蘇州後迅速融入了當地的主流“文化圈”。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經濟並不富裕，而且資料顯示並沒有固定來源的李根源又是如何擔當起"無米之炊"的重任？此外，在根深葉茂的“本土”文化聚集地，來自異域的李根源又是如何做到“一呼百應”，成為蘇州文化圈內的民國“大佬”？

    “桃園三結義”李根源打進蘇州文化圈

    蘇州是座歷史名城，地面地下文物古跡比比皆是，掌故轶事更是數不勝數，這對酷嗜金石文獻的李根源來說，可謂如魚得水。分析一下與李根源來往的蘇州鄉紳與文士便可以理清這樣一條脈絡——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李根源這一“舶來文化”融入根深葉茂蘇州文化的氛圍的路徑。

    留學日本，與孫中山一起籌建同盟會，並成為首批會員，在雲南發動新軍響應武昌起義，參加二次革命、護法運動……多年積累的政治影響力以及特有的人脈關系網，已經有足夠的魅力讓他迅速融入當地的文化主流。

    事實上，有著“代總理”頭銜的李根源落戶蘇州時，已經與當時的“國字”號文化大家們相交甚廣。

    有據可考的資料顯示，退隱吳門後不久，李根源應章太炎邀，偕於右任、柏文蔚、田桐等人祭掃了上海宋教仁墓。此時，李根源的老同學李鴻祥、殷承獻李曰垓及好友韓玉辰也正好來蘇州休養，因李宅房屋寬敞，都寄住在李家。

    這年冬季蘇州文人名士金天翮、張仲仁等邀請李根源參加“九九消寒會”，李根源從此與吳中賢俊吳蔭培等蘇州耆紳名人交往。吳蔭培是吳中保墓會會長，李根源又歷來重視保護文物古跡，所以這些人一見如故，深相投契。

    張仲仁先生（1867-1943）是蘇州有名的巨紳，在清末，他中了經濟特科的第二名（相當於榜眼），民國初年就任教育總長，位高而望重，說出來的話一言九鼎，極有分量，被蘇州市民尊稱為“仲老”。或許是因為有著在北洋ZF共事的經歷，在眾多名人志士之中，章太炎、張仲仁與李根源相關最為密切，可謂有“桃園三結義”之交。而這便為李根源進入蘇州文化圈打開了一扇大門。

    加盟南社文化圈裡的民國“大佬”

    九十八年前的一個秋天，蘇州虎丘虎阜橋堍的張公祠裡熱鬧非凡，一群意氣風發的文學志士，像天邊的鴻雁飄然而至，雅集於此，談詩論詞。觥籌交錯、酒酣耳熱之際，發起人陳去病、柳亞子等同盟會會員振臂一呼，眾人一致響應，就此誕生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革命文學團體——“南社”。

    南社不單純是一個革命文學團體，而是一種歷史的文化景象，大多數南社骨干，是近現代軍事、思想、文化、教育、出版等各領域的精英，他們不同程度上受西方先進思想的熏陶，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把個人功名事業與國家安危聯系在一起，李根源便是會員之一，除此之外，會員中更有陳其美、黃興、宋教仁、廖仲恺、於右任等辛亥革命中叱咤風雲的人物，而且在報界、學界、文壇等領域，南社社員更是一統天下，如蘇曼殊、李叔同、蔡元培、沈尹默、馬敘倫、馬君武、劉半農、沈雁冰、包天笑、周瘦鵑、曹聚仁等，他們發表的詩集、文集、小說、翻譯文學，乃至參加編輯的報刊雜志總數在千數以上，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正是有了這個“南社”的集聚平台，李根源走入了蘇州文化圈的核心，更因為他的威望，李根源成了民國時期蘇州文人舞台中的一位“大佬”。而縱觀李根源一生，為人仗義而豪邁，身處政壇之時，常常不吝大手筆資助落魄之人，退隱之後，來自親朋好友或者舊同僚之間的資助亦堪稱“豐厚”，因而雖然生活並不富裕，但是也用不著為經濟發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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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金購得周用的“象笏”吳江望族感恩建“笏園”

    在與蘇州社會名門望族交往中，李根源與吳江周麟書（字迦陵）的一段交往則至今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李根源寓居姑蘇，與蘇州一班文人學子交往密切。除了章太炎、金松岑之外，就要數費樹蔚（1884－1935）了，說起來他還是柳亞子的親舅舅，曾創辦蘇州電氣廠、織布廠等實業。費氏的韋齋堂上，天天高朋滿座，李根源與周麟書都是韋齋堂的常客。

    周麟書是吳江松陵鎮人，與李根源同是南社社友。周麟書早年畢業於蘇州府中學堂，歷任吳江中、小學校長，吳江鄉村師范學校教師，是吳江知名詩人，有《笏園詩鈔》存世。說到“笏園”的命名，要追溯到李根源。

    周麟書喜愛收藏，尤其是搜羅祖上的象笏、官服、腰帶、印章等等珍貴遺物。1927年冬的一天，李根源與周麟書前來參加韋齋堂的消寒會。周麟書拿來了祖上的一幅《歸牧圖詩》墨跡，李根源欣賞之後，知道明朝工部尚書周用就是麟書的先祖。便將先前在開封用巨金購得的一柄周用的象笏贈予周麟書。就在韋齋堂上，眾人看到了四百余年前的象笏，上面還有“周氏六世孫”镌刻的文字。

    得到祖上的象笏，周麟書高興得不得了，在吳江松陵北下塘故宅園內大興土木，專門籌建華屋，作為藏室。這座建築即將建成時，李根源為周麟書的新屋題寫了“傳笏堂”的匾額，金松岑也作了一篇《作堂記》，周麟書自己又請名家繪制了一幅《還笏圖》中堂。“堂成大觞賓客，骈列其家珍冠帶，自遠而至，當是時也，可謂至盛。”周麟書也算是一個有心人，他時時處處，搜集祖上象笏，歷四十余年而堅持不懈，最後搜得象笏150余種，這些古代的象笏對周迦陵而言，既可以作為家珍同時又是國寶。柳亞子先生觀賞過象笏之後，曾經賦贈五律《題周迦陵〈還笏圖〉》一首，其中有“偶然遺尺笏，合浦珠光燦”等句，詠李根源先生的善舉，也贊美周迦陵的美意。柳亞子之後，蘆墟南社社員沈昌眉有《周迦陵招飲傳笏堂，出示先德遺制百五六十種，琳琅滿目，蔚然大觀，賦此紀盛》，其他社友及文人墨客也都紛紛作詩填詞予以贊歎，成為轟動一時的吳江盛事。

    書寫墓志銘更是李根源的拿手“本領”。他為上海義士、南社詩人劉三書寫的墓志銘則被傳誦一時。

    辛亥革命時期，重慶人鄒容19歲就完成舉世震驚的《革命軍》。1912年2月被孫中山追贈為“大將軍”。他撰寫的《革命軍》，在當時風行全國，成為鼓動人民參加革命的號角，討伐清ZF的檄文。1905年，鄒容著《革命軍》，觸犯清廷，被關進監獄。劉三旦夕探詢，還常常帶些油酥餃、如意酥、寸金糖等鄒容向來最喜歡的食物前來看望。烈士死後，沒人敢為他收斂，劉三哭之恸，為之營葬華泾家園旁，慨然以私人之田園，讓地數弓，為埋骨之所。章太炎在《鄒容墓志銘》中稱劉三雲：“上海義士劉三，收其骨，葬之華泾，樹以碣，未封地。”又雲：“劉三者，性方潔，廣交游，業為君營葬，未嘗自伐，故君諸友不能知葬所。”這篇墓志銘，由李根源手書。至此，江南義士劉三的大名遂傳遍海內外。

    編纂民國《吳縣志》留下珍貴歷史資料

    而李根源對編撰方志的愛好也是頗值一書。

    當年，吳中紳士為保護吳縣古墓葬，有個民間組織，叫吳中保墓會，一度由前清探花吳蔭培主事。吳探花突患中風，臨終前，將保墓會委托給李根源主持，李根源義不容辭，承擔了下來。該會對調查和保護吳縣古墓葬作了不少工作。至今，有些古墓葬還保留著該會建立的石碑。由於李根源對吳中古墓葬作過深入調查，所以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修《吳縣志》時，聘請李根源擔任總纂之一，負責修其中的《冢墓志》。這部縣志已出版，為三十年代所修地方志中水平較高的一種。

    李根源一生為我們留下了大量著作，如《雪生年譜》、《阙茔石刻錄》、《曲石文錄》、《曲石詩錄》、《松海》等，這些著作，為我國軍事、政治、金石、歷史文物、名勝古跡、國故文學等方面的調查、考證、纂修工作，提供了豐富的內容，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事實上，李根源在蘇州時，過往密切的文化界朋友不計其數，晚年李根源時常懷念在蘇州時舊友，曾作《吳門贈友詩二十四首》。其中贈吳湖帆詩為“吳門憶吳裝，海上足徜徉。丹青無二手，采筆自凝香。”，贈周瘦鵑為：“園林春事晚，蜀魄聽聲聲。啼到口流血，瘦影綠陰橫。”贈范煙橋詩為：“石湖美風月，千古屬范家。行春橋下去，蓑笠老煙霞。”

    贈《謝孝思》：康樂乘時會，保全吳文物。存殁均同感，其績應著錄。

    建林則徐紀念碑留住蘇州文化豐厚遺產

    李根源對蘇州古城文化的貢獻意義，遠不止於此。

    在蘇州市中心北局廣場，有一座“林公則徐紀念碑”，碑身雖不高，卻樸質凝重。林則徐的英名當然由他的浩然正氣鑄就，但在廣袤的華夏大地上，真正為他立傳樹碑的地方卻並不多見。那麼緣何蘇州會有這座林公紀念碑？誰又為林公書碑勒石？林則徐早年曾先後任過江蘇按察使、布政司、江蘇巡撫，在江蘇任職八年，治水利、赈災民、辦漕運、舉吏治、改良農業等方方面面都有政績，急民之所急，為黎民百姓做過不少好事，姑蘇後人是一直懷念在心的，只是缺少一個為他樹碑的發起人。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在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前夕，在民族危亡之際，隱退在蘇的李根源為激勵蘇州民眾伸張民族氣節，當仁不讓地當了這個發起人，他奮書“林公則徐紀念碑”以志紀念。李根源的愛國思想也稱得上是與林公精神一脈相承，“往昔去思碑尚在”，林公碑，正是蘇州文化精神中的一份豐厚遺產。

    蘇州自古以來佛教興盛，寺廟繁多，有著名的虎丘山寺、靈巖寺、上方山楞伽寺院、開元寺、文山寺等。對此現為蘇州博物館收藏的《吳都法乘》記載甚詳，不失為我們考研吳都佛教文化的重要佐證。然而，《吳都法乘》的留傳，與李根源先生不無關系。李根源曾經一直很想求得這套書而未得，後來終於在清怡親王祠見到這套書的舊抄本，便與主僧商量借抄，主僧答應借十日，於是李根源先生迅速斥資請了二十人“秉燭夜書”，結果如期竣工歸還。當時很想付之刻印，以廣流傳，但終因“茲事體大獨力難任”，又由於“人事蹉跎”而沒有成功。最後一直到民國25年由“裕甫”諸公於上海景印宋版藏經會印成此書，從而留住了又一份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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