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創於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教在唐朝永徽年間（650—655年）傳入中國，通過陸上交通傳入的路線是由阿拉伯半島經波斯、阿富汗到達中國的新疆，再經過青海、甘肅而至當時的都城長安。我們考察這一路經過地區的清真寺，可以發現一個現象，即在新疆的清真寺多保持著阿拉伯地區伊斯蘭教堂的原來形態，而這種形態隨著地域的變化逐漸與漢民族傳統建築的形式相結合，所以待傳至長安而修建的清真寺，已經完全是漢民族傳統的青磚瓦房四合院的寺院了。新疆喀什的艾提卡爾清真寺和陝西西安化覺巷清真寺都是該地區很重要的伊斯蘭教寺院，前者的外觀有高大的門樓，尖券大門，門樓兩側有尖券壁龛，左右立著高聳的邦克樓，建築外牆呈淺黃色，邦克樓外表有瓷磚拼貼的花紋，造型宏偉，色彩清朗，總體上保持著阿拉伯伊斯蘭教堂的風貌特征。而西安化覺巷的清真寺卻變成一座由青磚房圍合成的合院式建築群體了，邦克樓變成高起的閣樓，圓拱頂的禮拜殿變成兩座屋頂相連的殿堂。

這種清真寺逐漸漢化的現象在農村同樣存在。新疆吐魯番城外農村有一座額敏塔，始建於1778年，是紀念當地宗教及行政領袖額敏和卓平定准噶爾貴族叛亂、維護國家統一之功而建的。塔旁建有一座清真寺與塔相連，寺因塔而名稱為額敏大寺，而塔也成了寺中的邦克樓。寺與塔全部用當地燒制的土坯磚砌造。高大的門樓和尖券與喀什城內的艾提卡爾清真寺很相像。高聳的塔身完全用土磚拼砌出十余種不同的紋樣，它們和瓷磚一樣具有很強的裝飾效果，但更具鄉土氣息。

寧夏同心縣郊區有一座清真大寺，是這一地區重要的清真寺院，始建於明代，清乾隆、光緒時期兩次重修。按伊斯蘭教當時傳入的路線，這裡的清真寺應該已經漢化為漢民族的傳統形式了。寺院建在高達十米的台基上，方形的兩層亭閣代替了邦克樓，面闊五間、進深九間的大殿成為禮拜殿，在台基表面、房屋的山牆、廊心牆等處均有磚雕裝飾，但這些裝飾遵照伊斯蘭教不許用動物形象的教規，完全應用植物、器物、幾何紋和阿拉伯文字組成不同的圖案。寧夏吳忠縣的清真寺自然也應該是這種漢民族的傳統形式，但是這種情況在近幾年有了變化，當我們到吳忠農村考察，可以看到許多鄉村都建造了新的清真寺。這些清真寺遠觀具有阿拉伯伊斯蘭教堂的形式，高聳的邦克樓，圓拱頂的禮拜殿，殿前有尖券的門廊，外牆貼著綠色、黃色和白色的瓷磚，顯出清朗的風格。是什麼原因使村民捨棄原來的清真寺而興建出這樣一批新的寺院呢？原來是改革開放以後，生活在農村的伊斯蘭教民有機會遠行去阿拉伯世界的麥加城朝聖了，這些年在吳忠市城鄉就有約500位教民先後去過麥加。平時通過電視、書刊也能見到許多伊斯蘭教堂的原創形式：他們向往和喜歡這種形式，於是紛紛集資在自己生活的鄉村建造起新的清真寺。但是這一座座清真寺畢竟是由中國本鄉的工匠建造的，這些工匠既要按照阿拉伯寺院的形式，但又脫離不了他們所熟悉的本地的傳統式樣，於是在尖券上壓著橫梁，檐廊上出現了琉璃瓦的屋頂，邦克樓頂立著涼亭，幾面坡的屋頂上，四周屋角都高高翹起。一種既有阿拉伯伊斯蘭教堂原始風格，又帶有漢民族傳統式樣的清真寺就這樣在今日的寧夏農村出現了，它體現了兩種文化的融合，而這種融合完全是由鄉村的村民和工匠根據自己的意願完成的。這也是一種建築上的創作而創作者不是建築師，而是本鄉本土的村民。從專業的角度看，可以認為它們並不完善，在建築各部分的結合上、建築細部的處理上和在色彩的應用上不免顯得粗糙，但它們生氣勃勃，形態各異，一座村一個樣，它們是一種新的鄉土建築，所以雖不屬古代范圍，還是在這裡予以展示和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