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卷帙浩繁的中國古典文獻中，關於城與築城的記載不絕於書；至今仍聳立於地面之上的古城牆也不鮮見。至於湮沒於地下、經發掘出土者，更是比比皆是。鱗次栉比的裡坊或胡同，以及將它們圈圍起來的高大城郭，構成了中古以後帝國都城最鮮明的物化表征。
所以不惟公眾，即便學術界，一般也是把“無邑不城”作為中國古代都城的一個顯著特色來加以強調的：“城牆是構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沒有‘城牆’的都城實際上是不存在的”[1]。“對於古代都城而言，城郭不是有無問題，都城的城郭是其標志性建築，這是古代‘禮制’所限定的”[2]。但細加分析，就不難發現這一特征並非貫穿中國古代都城發展的始末，而是有其鮮明的階段性。歷數十年的田野工作與研究，學術界取得的大體共識是，擁有南北向長距離的都城大中軸線、城郭裡坊齊備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陽城[3]和曹魏時期的都城——邺城[4]。再往前，如東漢洛陽城、西漢長安城乃至更早的先秦時期的都城，就不是那麼形制規范、要素齊備了。中國古代都城的早期階段有著怎樣的發展軌跡？是單線平緩“進化”，還是有重大“變異”和波動？城郭齊備的狀態是主流嗎？其背後的動因又如何？如此種種，都是關涉中國古代都城甚至古代社會發展進程的大問題，因而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
在梳理考古材料，提出我們的看法之前，擬先對相關概念做一界定。
與城相對，郭是“在城的外圍加築的一道城牆”[5]。從聚落形態上看，郭是圈圍起整個聚落的防御設施。在郭出現之後，郭雖有大城、郭城、外城、外郭城等不同的稱呼，但其意甚明。既然郭的存在以城為前提，沒有（內）城，郭則無從談起，圈圍起整個聚落的防御設施也就只能稱為“城”。從城郭的視角看，本文所提出的“大都無城”之“城”，指的就是這種聚落外圍的城垣。
這裡還有必要對本文中的一個重要概念——“郭區”加以重申。在拙著《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中，筆者已指出夏商西周時期“都邑之布局已初具內城外郭這兩大部分的雛形”，但罕見郭城城垣。當時的都邑遺址大都“由宮廟基址群及周圍的廣大郭區（含一般居民區、手工業作坊和墓地等）組成”。並舉例提示“早期城市中有松散的郭區而無外郭城城垣的現象，在文獻中似亦有跡可尋”[6]。
相對於外郭，城又被稱為小城、內城，指的是被圈圍起的聚落的一部分空間。這部分聚落空間，往往具有特殊的功用。在都城遺址中，它們多為貴族或統治者所有，屬於一般意義的宮殿區，故這類區域也往往被稱作宮城。上述小城、內城之類，是從規模或空間位置的角度給出的命名，雖然模糊但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而宮城的命名，則是從屬性的角度給出的，意義明確但具有較強的排他性，使用時反而容易引發異議。如果一定要用宮城這一概念，就要考慮到它應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宮城即小城或內城，它包含了與宮室有關的各種建築、手工業作坊等附屬設施、貴族府第甚至一般居民點和空地（苑囿）等；狹義的宮城則是指用宮牆圍起的、含有宮殿區內的主體建築（一般為宗廟寢殿所在）的大的院落[7]。
小城、內城、宮城在稱謂上的混亂，由來已久且持續至今。如果稍加整合，內城（小城）可以定義為等於或包含宮城。相當於廣義的宮城即內城的區域，在漢魏之後逐漸具有皇城的性質。至隋唐時期，以宮廷服務機構和朝廷辦事機構為主的皇城區域正式被明確下來。
二
通過對都城遺址考古材料的梳理，我們認為“大都無城”是漢代及其以前中國古代都城的主流形態。以下即分階段對此加以分析。
（一）二裡頭至西周時代：“大都無城”是主流
公元前二千紀伊始，是古典文獻記載的夏王朝前期，但在考古學上看不到所謂的“王朝氣象”。中原地區仍處於邦國林立，戰亂頻仍的時代，各人類群團不相統屬，築城以自守，尚無跨地域的社會整合的跡象。約公元前1800年前後，伴隨著區域性文明中心的先後衰落，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二裡頭出現於中原腹地的洛陽盆地。二裡頭文化與二裡頭都邑的出現，表明當時的社會由若干相互競爭的政治實體並存的局面，進入到廣域王權國家階段[8]。
至少自二裡頭文化二期始，二裡頭都邑的規模已達300萬平方米以上，具有明確的功能分區，在其中心區先後出現了面積逾10萬平方米的宮城、大型圍垣作坊區和縱橫交錯的城市主干道等重要遺存。但在逾半世紀的田野工作中，卻一直沒有發現圈圍起整個聚落的防御設施，僅知在邊緣地帶分布著不相連屬的溝狀遺跡，應具有區劃的作用[9]。有學者注意到二裡頭時代的設防聚落一改龍山時代城垣輔以寬壕的傳統，在聚落內部流行窄環壕以明確功能分區，聚落外圍則流行寬環壕，進而推斷“相對和平穩定的社會秩序或許是二裡頭時代居民多選擇開挖環壕而少築造城牆的原因”[10]。可知，進入二裡頭時代，聚落內部社會層級間的區隔得到強化，與此同時，對外防御設施則相對弱化。從聚落形態的角度看，二裡頭都邑是“大都無城”的一個最早的典范（表一）。究其原因，不能不考慮到都邑內的居民。二裡頭可能是最早集聚了周邊人口的中心城市，其人口由眾多小規模的、彼此不相關連的血親集團所組成[11]，這種特征又與其後的殷墟都邑頗為相近，無獨有偶的是，殷墟也顯現出與二裡頭相近的聚落形態（詳後），這是值得重視的。
表一 中國古代都城城郭形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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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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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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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城+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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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城+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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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存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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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城外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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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郭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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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性城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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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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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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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50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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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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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商城、偃師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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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30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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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含洹北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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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00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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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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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鎬、岐邑、洛邑、齊都臨淄、魯都曲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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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7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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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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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王城、晉都新田、楚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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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都臨淄、魯都曲阜、鄭都新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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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403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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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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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王城、齊都臨淄、魯都曲阜、韓都新鄭、趙都邯鄲、楚郢都、燕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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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22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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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都鹹陽
（350-22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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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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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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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07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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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新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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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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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BC-23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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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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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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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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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性城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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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北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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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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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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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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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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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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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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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大興唐長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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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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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都洛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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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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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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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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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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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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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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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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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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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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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7-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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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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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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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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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商王朝二裡崗期，二裡崗文化不僅迅速覆蓋了二裡頭文化的分布區，而且分布范圍進一步擴大，聚落形態和社會結構都有極大的飛躍。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都圍以城郭，有極強的防御性，應是出於軍事目的而有計劃設置的。鄭州商代遺址群的總面積達25平方公裡，外城加沼澤水域圍起的面積超過10平方公裡[12]，而其中3平方公裡的城垣內除較集中的宮室建築群外多為空地，故不少學者認為“鄭州商城已發現的內城可理解為‘小城’或‘宮城’”[13]。而由不足1平方公裡擴至2平方公裡的偃師商城，則城垣寬厚且有意設計出多處拐折，城門狹小，加之城內府庫類建築的設置，都體現了較濃厚的戰備色彩。鑒於此，鄭州商城為商王朝主都，偃師商城是軍事色彩濃厚且具有倉儲轉運功能的次級中心[14]或輔都[15]的意見應是較為妥當的。
關於二裡崗國家的性質，學者多有論述。由大規模城郭的出現，以及對晉南和長江中游等地的擴張和據點建設，有學者認為商周王朝“戰士國家”的特質，在這一時期就已顯露無疑[16]。“二裡岡期商文化區中心周邊的城址跟隨著中心城址廢棄的現象，說明了這些城址不具備政治上的相對獨立性，它們是當時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地方政權的城邑而不是間接控制的諸侯國（習慣上稱商代的這些國家為“方國”）的城邑”[17]。甚至可以說，“商代晚期以安陽為中心的政體顯示出商王室政治影響力復蘇，但始終無法獲得像二裡岡時期那樣的霸權地位”[18]。這種政治性強勢干預甚至顯現在陶器生產和消費上：“二裡崗時代，在中心地陶器組合擴散的同時，各地的地方要素急劇減少甚至滅亡。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即被伊洛·鄭州系陶器一元化”[19]。這些特征，都有助於我們理解城郭形態在二裡崗時代出現的歷史背景。
隨著以鄭州商城及其郊外的重要遺存小雙橋遺址為典型代表的二裡崗文化的衰落，以洹北商城為中心的洹河兩岸一帶作為商王朝的都邑崛起於豫北，殷墟遺址群開始走向繁榮，殷墟文化也自此發端，成為商代後期文化的典型代表[20]。
就殷墟遺址群的總體分布看，殷墟從建都伊始就是跨洹河兩岸的，其內部格局在殷墟文化的不同階段有所變化。建都初期，其城市重心在洹北。以洹北為中心，開始營建宮殿區和面積約41萬平方米的宮城[21]，但不久，大片宮殿建築即被火焚毀，在聚落周圍挖建了圈圍面積達4.7平方公裡的方壕[22]。出於我們還不知道的原因，剛剛挖就的方壕隨即被草草回填，南壕甚至未加夯填[23]，都城的重心即移到了洹南。以洹南小屯宮殿宗廟區和洹北西北岡王陵區為中心的200余年的時間裡，隨著人口的增多和社會的繁榮，殷墟都邑經歷了規模由小到大、結構逐漸復雜的過程，聚落總面積達36平方公裡。宮殿區的范圍可能不限於原大灰溝與洹河圍起的70萬平方米的區域，而是向西延伸，以人工或自然溝壑為界[24]。但在80余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同樣未發現外郭城的跡象。
如果說以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為代表的商代前期的都邑布局（宮城+郭城），與商代後期的安陽殷墟有較大差異的話，那麼洹北商城可能正處於這兩大模式的轉折期。在承繼了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的某些布局特征的同時，洹北商城似乎又具有開洹南殷墟模式先河的意義：“正是吸取了（洹北）疏於防火的深刻教訓，小屯宮殿才臨河而建，並精心設計，處處防火。而由於洹河邊特殊的地理位置，已無法滿足再建城牆的需要。這可能是殷墟沒有城牆的最主要的原因”[25]。當然，關於洹南殷墟未築城的原因，學界還多有推想。最具典型性的推論是：“殷墟這一大邑聚落是通過星羅棋布式的小族邑簇擁著王族城邑而構成的。王族城邑是殷墟大邑商的中心，是都城的心髒，在王族城邑周圍，在30平方公裡王畿范圍內向心式地分布著層層族邑，這層層族邑的溝通聯結，形成了似無實有的聚落人牆，起到了聚落屏障或城牆的作用。加上殷墟文化時期的國力強盛和王權的強大威懾力，故殷墟都城很可能是沒有外廓城牆設施的”[26]。作者把這類都邑布局稱為“族邑模式”，認為“殷墟這種大邑都城形態，可能也直接影響了西周豐、鎬京城的形態”。
無論如何，在相隔了約200年軍事攻防色彩濃烈的二裡崗時代後，殷墟的聚落形態又呈現出與二裡頭都邑相近的狀況，並正式進入了至西周王朝結束近500年“大都無城”的階段。
位於陝西關中西部的周原，有廣義和狹義之別[27]。狹義的周原指今岐山、扶風兩縣的北部，總面積約30平方公裡，先為周人滅商前的都城，終西周王朝則一直是周人祖廟之所在，也是王朝諸多貴族的重要聚居地[28]。在數十年的考古工作中也一直沒有發現城垣的跡象。從文獻上看，《詩·大雅·緜》只說古公亶父率周人在周原建築“室家”，建築宗廟與宮門宮牆，並未言及建築城郭，可能是一例證。有學者認為這是不同於夯土圍城的另一種城的類型，即“因自然山水地形地貌加以塹修（挖掘）而成的河溝台地塹城”。“它的北邊是岐山山麓，東邊是賀家溝、齊家溝，西邊是祁家溝，南邊是三溝匯聚的三岔河。一面背水三面環水。這正是作塹的絕佳地形”。而長安豐鎬和洛陽洛邑遺址，也應類同[29]。
西周王朝的都城——豐京和鎬京遺址，地處西安市西南沣河兩岸，總面積達10余平方公裡[30]。在西周王朝的都城豐鎬遺址范圍內，的確尚未發現夯土城垣或圍壕等防御設施。據最新的勘查結果，豐京遺址范圍東至沣河西灘地，西至古靈沼河、北至郿塢嶺北緣、南至馮村南至新旺村南一線，總面積約8.62平方公裡[31]。新發現的面積廣大的自然水面或沼澤地構成了天然的屏障。至於鎬京外圍，“南有洨水，東界潏水，西至豐水，豐水在馬王村出折向東流，構成鎬京的北界。三水……形成了護衛鎬京外圍的天然界河和塹溝”[32]。
西周初年，周王朝即著手在洛陽營建東都洛邑，作為經營東方、鞏固政權的重要基地。西周時期的洛邑究竟為一城還是分為王城和成周兩個城邑，其具體位置何在，長期以來莫衷一是。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於認為成周即洛邑，而西周時期並無所謂的“王城”[33]。從考古發現上看，西周文化遺存集中分布在瀍河兩岸一帶，但迄今未發現城垣。其興盛於西周早、中期，到西周晚期已衰落，應即金文和傳世文獻中的成周（洛邑）[34]。而漢魏洛陽城下發現的西周城址[35]的時代屬於西周晚期，不可能是西周早期興建的成周[36]。至於西周晚期在成周舊地以東築城，應出於“淮夷入寇”形勢下的軍事原因[37]。這樣的推想是有道理的。
據分析，周代主要諸侯國都城曲阜魯國故城，可確認的最早的城垣大致屬兩周之交或稍晚[38]；臨淄齊國故城范圍內西周晚期遺存的發現與文獻所載齊國始都臨淄在時間上大致相合，但也沒有發現西周時期的城垣遺跡[39]。
在拙著《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中，筆者已指出“在上述夏商西周三代王朝都城和方國都城中，城垣的築建並不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後世嚴格的城郭制度在這一時期尚未最後形成”[40]。此後長時段的都邑觀察和深入思考，使我們意識到這樣的歸納尚不足以把握當時都邑與社會發展的切實脈絡。顯然，除了商代前期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城郭形態，“大都無城”是廣域王權國家時代都邑制度的主流。
至於這一現象的原因，我們曾論及“三代都邑城垣或有或無，尤其是西周時代的三處王朝都邑均未發現城垣，應主要與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有關……國勢的強盛和以周邊諸侯方國為屏障這一局面的形成，使某些王朝都邑和諸侯方國都邑築城自衛這種被動保守的防御手段成為不必要……此外，都邑及其所憑依的王畿地區盡可能地利用山川之險以為天然屏障，也是三代都邑建置的一個顯著特點”[41]。
（二）春秋戰國時代：興於亂世的防御性城郭
進入春秋戰國時代，政治上列國分立，各自立都，軍事上兼並戰爭頻繁，具有防御功能的城郭布局應運而生。徐蘋芳將其概括為宮城加郭城的“兩城制”的形態[42]。
在春秋時期的都邑中，我們還能看到上一個時代“大都無城”形態的殘留。首先是位於侯馬的晉國都城新田，在40余平方公裡的范圍內分布著具有宮城性質的數座小城及宮殿基址，盟誓、祭祀遺址及手工業作坊遺址、居住遺址和墓地等大量遺存，整個都邑遺址沒有外郭城[43]。俞偉超由是指出，“也許，商代至西周都城分散的居民點，到此時在某些都城已發展成分散的幾個小土城；戰國時，又集中為一個大郭城”[44]。另一個例子是洛陽東周王城，既往認為其始建於春秋中期以前[45]，但對以往發掘材料的分析表明，“東周王城城牆的始築年代不早於春秋時期”，結合“新的考古發現證明東周王城東牆始築於戰國時期，而與東牆一體的其余三面城牆的始築年代也應相同，則東周王城的城牆始築年代是在戰國時期”。從春秋遺存的分布上看，平王東遷之王城也應在遺址范圍內，只不過春秋時期的王城沒有郭城[46]。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看，位於荊州的楚國郢都紀南城在春秋時可能並無大城城垣，現存遺跡應主要反映的是戰國時期郢都的形態[47]。
戰國時期城址的大規模的增築和改建，使許多春秋城址遭到破壞，因此我們對春秋時期主要諸侯國都邑面貌的認識較之戰國都邑要薄弱得多。有學者主要依據文獻資料對春秋戰國時期的城郭布局進行了復原，認為將宮城置於郭城之中也即“內城外郭”是這一時期城郭布局的正體。如《春秋》中兩次提及的魯“城中城”之“中城”，一般認為應即魯城內的宮城所在。由《左傳》、《史記》中圍城焚郭等事件所提供的線索，知春秋姜齊都城也是郭內有宮城，且位於中心地帶。這一推斷在考古學上亦有線索可尋。“可見,‘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管子·度地》），是春秋都城布局的基本模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從現有的考古材料看，凡戰國時期新建或改建的都城，格局都為之一變，出現了將宮城遷至郭外或割取郭城的一部分為宮城的新布局[48]。據分析，新鄭鄭都的宮殿區、社稷與公墓區也都位於城內中部，以隔牆區分西宮城、東郭城的布局是戰國時期形成的[49]。
這種變化似乎還可以更為簡潔地概括為從“內城外郭”變為“城郭並立”。這一觀察結果在對相關城址的深入分析中也得到了驗證。就城、郭的相對位置而言，戰國時期的列國都城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宮城在郭城之外，如臨淄齊故城、邯鄲趙故城等；二是割取郭城的一部分為宮城，如曲阜魯故城[50]、新鄭韓故城、易縣燕下都[51]（東城利用河道分割宮城與郭城，西城則為附郭），洛陽東周王城[52]、楚都紀南城似乎也可歸入此類[53]。如果說內城外郭的格局是春秋時期“衛君”的最佳設防，那麼隨著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各國統治者竭力使自己的棲身之所脫離居民區的包圍並滿足其恣意擴建宮室的奢欲，似乎就成為戰國時期各國都城新格局出現的主要原因。而軍事、國防設施等的長足進步，也使宮城單獨設防成為可能。
既往關於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的論述，幾乎無一例外認為春秋戰國這一階段的都城形態是承上啟下、一脈相承的。如楊寬和劉慶柱兩位先生盡管就中國古代都城的發展模式問題有過多輪不同意見的交鋒（詳後），但在這一問題上卻有著一致的看法。楊寬認為“從西周到西漢是西城連結東郭的時期”，這種西城東郭的制度，是禮制在都城規劃上的反映，它“不但為春秋戰國時代中原各諸侯國先後采用，而且也為秦都鹹陽和西漢都城長安所沿襲”[54]。劉慶柱則提出了從史前時代方國或邦國的“單城制”，到夏商周王國時代的“雙城制”再到秦漢至明清帝國時代的“三城制”的演化模式[55]。但通過以下分析，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期城郭布局的興盛和形態變化，在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上，應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它似乎只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並非都邑單線進化史上一個必然的鏈條。
（三）秦至東漢時代：“大都無城”的新階段
已有學者指出，與上述興盛於東方列國的“兩城制”的城郭形態不同，“從雍城到鹹陽，秦國都城一直采用了一種‘非城郭制’的格局，並對漢代國都的城市布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56]。的確，在戰國時期城郭布局盛行的大勢中，秦都鹹陽尤其給人以“異類”感。
戰國中晚期秦國及秦王朝（秦代）都城鹹陽遺址，地處關中平原中部的鹹陽原上、渭水兩岸。雖然數十年的考古工作中在這一區域發現了大量與秦都鹹陽密切相關的各類遺存，但迄今尚未發現外城城垣，都城的布局結構也不甚清楚[57]。在地勢高敞的鹹陽原上，已發現了由20多處夯土建築基址組成的龐大的宮室基址群。在這一范圍內大體居中的位置，還探明了修築於戰國時期的一處長方形夯土圍垣設施，發掘者認為應是秦鹹陽的宮城——鹹陽宮遺跡[58]。學者們一般認為秦都鹹陽的宮城是存在的，至於究竟是單一宮城還是多組宮殿建築組成的集群，甚至宮城的具體位置，都尚存爭議[59]。
如何解釋秦都鹹陽遺址不見城垣的考古現狀，學者們意見殊異。持“有城說”的學者或傾向於城址全毀於渭河的沖決[60]，或認為“秦鹹陽主要部分——宮殿區在鹹陽原上。盡管渭河北移，但其主要部分並未被沖掉”[61]。針對上述說法，“無城說”的首倡者王學理指出“如果渭水北移沖去鹹陽的一部分，勢必在今北岸的地層中留下兩處牆基斷岔。但迄今在這一帶沒有發現有關城的任何痕跡”，而“有關鹹陽的文獻記載，多是詳宮而略城的”[62]。“秦鹹陽實際是個有范圍而無軸心，有宮城而無大郭城的城市，在布局上呈散點分布的交錯型，政治中樞隨時間轉移，所以中心建築也未定型，這一狀況的出現，應該說由於秦國處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63]。持“無城說”的學者大體一致的意見是：秦都鹹陽是一個缺乏統一規劃思想指導的不斷擴展的開放性城市，其范圍從渭北逐步擴大到渭水以南，最終形成了橫跨渭水兩岸的規模[64]。更有學者論證秦鹹陽的外郭無垣，除了戰時“無暇作長治久安式的全景規劃”，還應與統治者心中的“天下”、“宇內”思想的成熟有關[65]。
作為前後相繼的帝國都城，秦都鹹陽和漢長安城在布局和設計思想上存在內在的關聯，是可以想見的。但如前所述，秦都鹹陽的設計規劃模式已難以廓清，漢長安城在哪些方面對其繼承並有所發展，還有待深入探討。
位於現西安市西北郊的漢長安城，是西漢王朝和新莽王朝的都城[66]，據新的測繪結果，其城垣圈圍起的面積近34.4平方公裡[67]。該城址究竟是內城還是外郭？抑或屬於“非城郭制”城市？學術界莫衷一是。針對漢長安城發現以來的主流觀點——30多平方公裡的城址就是漢長安城的外郭城，楊寬認為其“很明顯的屬於宮城（即內城）的性質”，“長安城內，主要是皇宮、官署、附屬機構以及達官貴人、諸侯王、列侯、郡守的邸第。一般居民的‘裡’所占的面積是不大的”[68]。對此，主持長安城田野考古工作的劉慶柱則認為“確認漢長安城為宮城的論點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宮城是圍繞皇宮（或王宮）修築的城”[69]。
二者對宮城概念的不同解釋，差異在於楊寬取的是廣義，而劉慶柱取的是狹義，已如前述。其實，內城、小城、宮城本不易做明確的劃分。由前引劉慶柱論及“鄭州商城已發現的內城可理解為‘小城’或‘宮城’”[70]，可知小城、內城、宮城在一定情況下是可以通用的。《漢長安城》一書[71]的章節和附圖，就包括城外的禮制建築、離宮和苑囿，甚至漢長安城附近的諸陵邑。可見即便堅持認為漢長安城的城圈即郭城的學者，也不否認上述城圈以外的部分，屬於漢長安城的重要組成部分。
楊寬認為，“整個長安都城，應該包括內城和外郭”。張衡《西京賦》中描繪的長安“所謂‘經城洫，營郭郛’，說明當年經營的長安，不僅有城洫，而且有郭郛”[72]。具體而言，“長安城外存在著較大的郭區，其中北郭和東郭面積較大”[73]。論及先秦至漢代的郭區，楊寬認為“利用天然的山水加以連結，用作外郭的屏障，原是西周春秋以來流行的辦法。兼用遭運的河流作為外郭的屏障，是西漢長安所開創的辦法”[74]。而不認同漢長安城有“大郭”的劉慶柱也承認，“西漢中期，漢武帝修築漕渠……形成了漢長安城以東的一條屏障，西漢中期以後，人們也就把這條渠與宣平門以東的祖道交匯處稱為‘東郭門’（即東都門）”[75]。可見在東郭門的存在、時人習慣於把長安城和漕渠之間視為“東郭”的問題上，二者的觀點已大致趨同。
或許，漢長安城的城郭布局和人們的認同，有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首先，高祖定都長安初期並無城垣，與鹹陽相似。惠帝築城時，整個都城是否是先以城池為郭，據新近的分析，城內宮室建築等的比重在二分之一左右[76]。及至武帝時國力強盛，人口劇增，遂“以城中為小”（《漢書·東方朔傳》），又在城外興築建章宮、擴展上林苑等，城外的居民活動漸多，時人遂以渭河和漕渠為郭。有學者推測長安城“橫門外夾橫橋大道的市，當屬漢朝臻於極盛時，長安城內工商業高度發展，為城市布局所限制，不得不向外蔓延的產物”[77]。而據考古發現，覆盎門外文景帝至新莽時期的墓葬區，也“很可能是整個長安規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78]。如是，可以認為漢長安城的“郭”有一個擴大的過程，且從延續戰國時代大立郭城的傳統，轉變為內城加郭區的“大都無城”的狀態，進一步彰顯出巍巍帝都的氣勢。
漢長安城外的考古發現，也支持這一推想。據《中國文物地圖集·陝西分冊》的統計，在漢長安城北的廚城門外發現唐家村制陶作坊遺址（有夯土牆），城東的清明門外分別發現了郭家村鑄錢遺址（發現窯址和大量錢范）、劉家村錢范窖藏（發現“五铢”錢模）[79]。說明城外以北以東區域，並非像以往認為的那樣均為墓地[80]，甚至分布有較重要的遺存。
至於漢長安城的“一百六十闾裡”究竟是相當一部分分布於城外，還是均位於城內北部，在持不同意見的學者間爭議更大[81]，有待於進一步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如果再放開視野，可知漢王朝繼承了秦代的京畿制度，改秦“內史”為“三輔”；又在京畿地區建置陵邑（《漢書·地理志》），這些陵邑也是西漢京師行政區和經濟區的組成部分。關於西漢長安居民的分布問題，王子今的觀點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西漢長安城內有限的平民居地集中‘口二十四萬六千二百’，就當時的居住習慣而言，居民的生存空間顯然過於狹小。然而通過‘鄉’的設置，推想有部分長安戶籍資料統計的民眾居住在城外的可能。而長安作為大都市其諸多其它功能的實現，有諸陵邑的補充。西漢長安周圍的諸陵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長安的衛星城”[82]。
與長安城外是否有郭區相關的是長安諸市的具體位置。多有學者推斷漢長安城的市或均位於城外郭中，或至少有一部分在城外[83]。即便不認可漢長安城外有郭區的學者，也不否認從文獻上看，“城郊附近還有不少市，如便橋旁的交道亭市、渭城的孝裡市、昆明池南的柳市、長安太學附近的會市等等”[84]。市的存在，進一步旁證了京郊居民區的存在。
類似的爭議延伸到了對東漢洛陽城性質的論定上。與敘述東漢洛陽城僅限於城圈的主流觀點[85]相左，楊寬認為“洛陽城依然屬於內城性質。南宮和北宮不僅面積很大，而且占據城中主要部位……宮殿、倉庫、官署，和西漢長安一樣，布滿整個都城之內”。“洛陽整個城屬於‘皇城’（內城）性質”[86]。的確，總體上看，東漢洛陽城內宮苑面積也達全城總面積的二分之一左右，仍處於以宮室為主體的都城布局階段。相比之下，對居民裡闾與商市的安排則處於從屬地位。
另外，東漢洛陽城已有較大的郭區，但尚無具有實際防御作用的郭城城垣。據《洛陽伽藍記》卷四，洛陽東郭以新開漕渠（陽渠）作為屏障，在漕渠上建有七裡橋，並在橋東一裡建有“門開三道”的東郭門。洛陽西郭以“南臨洛水，北達芒山”的張方溝作為屏障，在張方溝上建有張方橋，東漢稱為夕陽亭，亦稱“洛陽都亭”，是上西門的外郭亭所在，具有郭門性質。楊寬據此指出，漢魏洛陽與西漢長安一樣，“以天然河流與新開漕渠作郭區的屏障，同樣以橋梁與郭門作為郭區的門戶，或者以橋梁與外郭亭作為郭區的關口”。而“漢魏洛陽之所以會有與西漢長安如此相同的結構，該是東漢都城的建設沿用了西漢的制度”[87]。
《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對洛陽城外的遺存做了較詳細的介紹：“據文獻記載，當時在洛陽城周圍，最高統治者同樣精心營造了為數眾多的宮、觀、亭、苑，近城地帶，更是各種重要禮制建築的所在地和人口較為密集的居民區”。“洛陽三市中金市以外的馬市和南市，分別設於城東和城南”。此外，還有白馬寺、漢大將軍梁冀所築皇女台及私家園林等。其中北郊兆域，南郊圜丘、靈台、明堂、辟雍等遺址，都經調查、勘探和重點發掘。“歷年來勘察實踐顯示，當時的手工業遺址主要分布於城外”[88]。顯然，上述種種，構成了郭區的內涵。東漢洛陽城城圈的內城性質、郭區的內涵與結構，對解讀西漢長安城的形態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如前所述，隨著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陽城外郭城垣的興建，“大都無城”的都城形態才最終退出了歷史舞台。
三
通過對以先秦至秦漢時期為中心的都城發展歷程的初步考察，我們認為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態的不同，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防御性城郭階段和禮儀性城郭階段（見表一）。由此，可以揭示中國早期都城發展史上的幾個重要現象。
（一）在自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都邑二裡頭至曹魏邺城前近兩千年的時間裡，“宮城+郭區”而非“宮城+郭城”的布局，才是都城空間構造的主流，這一現象可以概括為“大都無城”。這與廣域王權國家強盛的國勢及軍事、外交優勢，作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復雜化，對都城所處自然條件的充分利用，甚至當時的“天下”、“宇內”思想等，都有一定的關聯。
（二）其間只有商前期和春秋戰國兩個時期為城郭布局的興盛期，二者都有特殊的歷史背景，軍事局勢的高度緊張是其共性。
（三）戰國時期城郭並立的布局，是社會矛盾尖銳、列國對峙兼並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並非像以往認為的那樣，屬於一脈相承的中國古代都城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環節。
（四）處於都城發展史早期階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實用性，導致城郭的有無取決於政治、軍事、地理等諸多因素，“大都無城”的聚落形態應即這一歷史背景的產物；而後起的、帶有貫穿全城的大中軸線的禮儀性城郭，因同時具有權力層級的象征意義，才開啟了漢代以後城、郭兼備的都城發展的新紀元。
（來源：《文物》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