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六年前，我在天津采訪馮骥才時，他已經在各省的古村落群中奔波很久。六百多個城市全部完蛋了，希望古村落能夠不蹈城市建設的覆轍，他這樣說。六年後，在面對媒體時，他承認自己是一個文化上失敗的老人。

六年前，我在天津采訪馮骥才時，他已經在各省的古村落群中奔波很久。六百多個城市全部完蛋了，希望古村落能夠不蹈城市建設的覆轍，他這樣說。六年後，在面對媒體時，他承認自己是一個文化上失敗的老人。這些年來，他致力於搶救民間文化遺產，而在申遺熱中，卻親見“千城一面”的文化悲劇，在農村一幕幕重演。對手包括權力，也包括市場。

馮骥才是中國最有話語權的文化人之一，他的失敗與無奈，映照著時代的悲劇。

建國初，梁思成保護古城的理想，曾在傲慢的官僚體系中脆弱的不堪一擊；馮骥才的努力，仿佛是在歷史的穿越中重演悲情劇目，結局早已注定難見光明的尾巴。從城市到農村，短短數十年間，權力或市場的觸角所到之處，讓5000年遺留下來的千姿百態的建築文化，變得整齊劃一，我們看得見症結所在，但每個人似都無力改變它的走向。

追溯起來，梁思成在當時的屢戰屢敗，源自於不同價值觀的碰撞，和時代特色價值觀對論戰雙方勝負的主導。老城牆被拆毀，是因為經濟發展計劃勝過古城保護理念，後者還被認為帶有落後封建余韻，時或受到批判；梁思成的“大屋頂”建築風格試驗，面對的诘問還包括不符合“增產節約”原則，在勒緊褲腰帶趕英超美的年代，一個“浪費”指控就可以擊敗所有的美學追求，讓梁思成公開認錯。細究起來，梁思成面對的對手不僅是公權力，還有一個時代的價值觀。梁思成是過於小眾了。

而在梁思成逝後40年的今天，雖然古建築破壞的嚴重性似乎有所減弱，但其復雜程度卻有過之而無不及。時代的價值觀，一直在發展經濟與文化保護間搖擺，表面上看，古文化保護在輿論層面是占上風的，但實踐中，卻同樣是經濟發展的邏輯無往不勝。相對而言，曾經那個時代破壞古建築的發展、節約，更多出於扭曲了的所謂公心，而眼下的城市與村落開發，卻是難以掩飾的私利從中作祟。城市的大拆大建，除了可以為地方官帶來GDP政績外，幕後還常有官商勾結的利益存在。大興土木，是比“買官賣官”更為安全的貪腐方式。自焚抗遷在全國各地蔓延，仍無法阻止拆遷建設的鋼鐵意志，大抵是因為目前行政追責的可能性太低，地方官為此承擔的成本遠小於收益。

更難說清的是“市場”在古建築破壞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作為一種反彈，市場的價值，早已替代了計劃，成為神壇上新的絕對正確，它幾乎不容任何的否定。可是，如果公允地看老城與古村落在市場洗禮下的命運，就會發現，它可能是天使，但更可能是魔鬼。和傳統的社會交往、商貿形態與生活方式比起來，在古建築保護維度上，現代市場機制的作用無疑是破壞性的。但人們常常用市場帶來的其他層面的進步來遮掩這個事實。這是時代的價值觀層面的迷霧。

我們這個以五千年文明自許的古國，文化的載體和底蘊已變得愈加晦暗不明。馮骥才文化失敗的宣告，像一記棒喝，值得我們細細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