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料記載，朱元璋於元末明初下令造磚築城，勞役無數，耗資巨算，歷時二十余載，始具南京城。從磚文記載的府、州、縣可以看出，南京城牆營建中所需的數量驚人的城磚，都是內陸各省依托長江航線水運至都城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為了確保南京都城城牆的質量，下令長江中下游的各府、州、縣以及中央所屬工部、軍隊等燒制城牆磚，各燒磚單位負責人和窯匠的職務和姓名均按照一定要求印在磚上。如磚文刻有府丞、判官、知縣、提調官等各級監制人姓名，還有造磚匠人、佃人等生產者的姓名。通過這些磚文我們不但了解到明代賦稅制度、民眾生活、工藝技術水准，還有明代民間書法的狀況。

       一、制作工藝特別，產生了獨特藝術效果

       匠人制磚時，須先將文字寫好，刻於磚模上，然後壓泥制坯燒制而成。磚文經歷了書寫、刻制、壓坯、燒制、風化、拓取，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已經於原來書寫的面貌有了雲泥之別。正是由於制作過程的繁復和上百年來的栉風沐雨，產生了磚文書法沖淡平和、自然真率之美。例如，即使使用同樣的字范壓坯經過燒造以後，由於土在干燥時收縮比例不同，磚文呈現出各異的有趣的變化。

      明代城牆磚文與前代磚文還是有不少差異。首先，制作的精細化程度提高。漢魏晉時，由於壓坯成型技術的限制，磚文多在其上直接契刻，所以很多磚文為陰文。陽文磚成型後往往底面不平或字口較淺，由於技術含量高，這類磚只在大型建築遺址和士族墓中出土。一直到南北朝時，高昌墓磚也是朱書書寫後直接契刻而成的陰文磚。就存世南京城牆磚文來看，明代制作陽文磚的技術已經大大提高，極少看到直接契刻的陰文磚了。而且字口清晰，制作精良。

      二、出現了一批當時在民間流傳的異體字和簡體字，書法富有時代特色

    中國文字的發展過程歷來都是俗體與正體並行，有時民間通行的俗字一經厘定，便成為正體。欣喜的是，我們可以從磚文中了解當時俗字的使用情況。楷書磚文更具有代表性。在磚文中，看到的簡體字有：劉、窯、禮、時、鄒、實、萬、與、壽、廬、調、糧、磚、號、寶等。此外還有很多異體字和錯別字。由於書寫簡便，書寫文字只需清楚記錄，對城磚質量考察才是首當其沖的。一切的書寫行為只為實用，書寫者也盡可能的想要往工整規范的方向努力，奈何官摧擔重，時間緊迫，不得不在其間調和。最終產生了在法度之中的質樸，緊促之際的活脫。他們也許不時會欣賞起自己的“作品”，但在緊張的工期趕制下，書寫純粹也只是記錄的工具。留下的磚文還是成了當時歷史文化的象征物，文獻研究的第一首資料，但也不應忽略這些下層工匠偉大的藝術創造力。

     三、制磚規定苛刻，“物勒工名”，書風嚴謹，書體絕大多數采用楷書

    古人燒造磚並不都為官用，由於磚的用途不同，磚文也有不同，官方用磚可用於大型宮殿的台階、庭院、牆壁，陵墓的墓室，各種防御工事等等。其要求也是很及其嚴格。《禮記·月令》篇載“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究其情”（另見呂不韋《呂氏春秋》卷十《孟冬紀》）說明工匠刻款是為了追究責任，從南京城牆磚文看，這種制度一直延續到明代。《英宗實錄》載：“今後，令各編號，署提調及經織造官吏、匠作姓名。有不堪用者，照號問罪，責陪償。從之。”《神宗實錄》載：“將督造及工匠姓名刊刻於戰船火器之上，如遇綻裂、炸損，即將工匠及督造之人從重究治。”朱元璋對城牆磚的更為重視，為了保證磚的質量，“物勒工名”，責任到人。刻寫的磚文當然也會要求規規矩矩，否則便會有逃避責任之嫌了。“物勒工名”的歷史則更為久遠，在先秦及漢代，銅器和漆器上就常常銘刻監制的工官名和制作匠人的名字，同城牆磚文一樣都是具有責任性質的核查標記。他們的共同特征是字不苟且，注重工整和可讀性。

       磚文很可能由專門的寫手或工匠自己寫成，或許制磚的工匠寫一手相對工整的楷書，也是制作技術的一環。留下來的磚文只提到匠作的名字，沒有一方磚提到寫手的問題，也說明了這一點。由此我們能夠比較真實的看到民間書寫楷書的水平。

       磚文上的楷書與當時的“台閣體”有不小的差異。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由於個人喜好，都曾大力提倡書法，一時帖學大盛。成祖下诏求海內擅書之士，邀集於翰林院。明代科舉考試，皆用楷書答試卷，要求字體方正、光潔、烏黑，大小一律。這對當時書風影響巨大。當時讀書人皆以寫一手工整的官楷為豪，代表人物有沈度和沈粲等。如字模一般整齊劃一，平板精工的小楷代表了當時官方的楷書風貌。而民間日常應用的楷書狀況可以從磚文那裡管窺一斑。盡管磚文出於下層工匠之手，但火與土的幻化，時光的雕蝕使其具有了獨特的魅力。基於科舉制度強大的影響，結合磚文實物可以看出，當時人們普遍的書寫水平是較高的。磚文書法雖書寫率意，但也能明顯看出書寫人受過嚴格書寫訓練的痕跡。

      明代楷書的面貌，我們還可以從瓷器的款識中得見。特別是題寫年款的官窯瓷器，書寫清麗，加上釉料在爐火中的幻化，別具一格。它與磚文楷書同屬工匠實用書體，且意趣相投。

     四、清代以來，磚文書法受到士人寶愛

    由於古磚刻有當時民間通行文字並具有史學和金石學價值，歷來文人墨客、好古之徒，視若拱璧。特別是宋代金石學興起，專門從事磚文研究的代不乏人，直至清代樸學大興，此風更盛。清代錢泳《履園叢話》曰：“古磚……近來好古之士，漸次搜羅，日出日多。”清代陸以湉《冷廬雜識》曰：“上台郡近多古磚，宋心芝學博嗜之成癖，自吳建衡以下迄於明，搜羅三百余種，編次成集，詳為考證，顏曰《瓴甑錄》。馮柳東教授題詩雲：‘荒草秋墳世代遙，赤城山下晚蕭蕭。殘磚零落千年字，一片苔花認六朝。’”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十四載：“於是苗先路得君子館磚於河間，李申耆得廉頗墓磚於壽州，儀征太傅及桐城吳廷康所得尤伙。而陽湖呂堯仙撫部《古磚文拓本》，著錄者至二百五十三磚；嘉興馮柳東著《浙江磚錄》，編為四卷。其散見近賢詩文集者，幾不可殚述，亦一時風氣然已。”而清人多對漢魏六朝磚文興致盎然，明代磚很少作為古物收藏。清代張廷濟《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十冊卷》的磚文一冊中拓印了一塊南京得來的楷書磚，具體年代不詳，並把這塊磚琢作硯台（如上圖）。必是磚文的獨特魅力吸引了他，才作出此舉。中國文人歷來厚古薄今，對於久遠之物即使是殘磚斷瓦亦能視若珍寶，越久越能懷古追昔，而對於年代相隔不遠之物往往難入其眼。由此，明清金石文獻絕少研究這些磚文的，若干年之後，這些磚文也許又將在文人墨客的案頭把玩，甚至榮登大雅之堂。

     明城牆磚文對與“民間書法”的界定也有重要價值，白謙慎先生在《娟娟發屋和與古為徒》中提出“無古無今”，並把南京城牆磚文分類成不同風格進行審美賞析，王镛先生也曾赴城牆做過磚拓。自康有為道破“窮鄉兒女造像”的審美價值，到現今“民間書法”的范疇不斷擴大，書法取法的范圍也越來越大，人們不再拘泥於古今之別，為我所用、參悟今古方能獨辟蹊徑。城牆楷書未嘗不可學，可學其率直，學其含蓄，學其樸茂等等。

      五、南京城牆磚文書法之美

     1、城磚多結體疏朗，筆畫勁挺

    城磚文往往顯示出筆畫粗細的跳躍性變化，時有缺筆，造成一種似斷還連的美感。由於制作經過刻畫，使得筆畫起收筆弱化，代之以中段的堅實，兩端的斬釘截鐵的方筆類似北魏造像題記的形狀。拓印後的筆畫，不平而生澀，類似毛筆表現的蒼茫質感。多字書磚的章法排布也頗具特色，雖行間較小，但灑灑落落，絲毫沒有擁塞之感。字與字正側俯仰，一任自然，望之可喜。

      漢魏六朝的磚文多用隸書或楷隸，橫向取勢，字形偏扁，既能有效安排字距，章法開闊大方、古意盎然。南京楷書磚文有些吸取了橫向取勢的長處，但楷書自唐定型以來，豎長取勢已被廣泛接受，這種書寫的慣性使得磚文時而橫勢時而豎勢，倒也妙趣橫生。這是“台閣體”的嚴謹法度所不能及的。

       2、少字數磚文清麗古雅

      少字數的磚文往往刻印地名，字形較大，書寫也整饬。圖中的“金陵”二字，筆畫清麗圓勁，結體寬闊，布置允當，富有古雅的審美氣質。“烏江造”的“烏”字下邊四點與長線的配合使得字形極為活脫，神情畢現。

     3、少量的行書磚和篆書磚頗具特色

   南京城磚還有篆書磚，面貌古雅。“篆尚婉而通”，此磚運筆婉轉，起收筆皆圓渾，筆畫也較為厚實。但這類磚所見較少，彌足珍貴。

    另有行書磚，行中雜楷，體現出一種動靜相應的節奏。很多字竟能牽絲畢現，能想見揮運之時，這種陽文的行書磚在前代也極為少見。

     總之，磚文書法能自成體系，由它自身特點所決定，書寫之真，情志之善，文字之美，一一具備。風格更是紛繁，為學習書法取之不盡的源泉。火與土，風共雨使其浸透歷史的滄桑，每一塊磚，或有年代或有名字或有地名，不禁令人心生遐想。殘磚斷瓦，也有生命。難怪徐復先生言其“古色斓斑，瑩目怡心”。(李以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