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頤和園是皇帝家的，園林的事就是國家的事，頤和園作為晚清重要的政治舞台，一時間成為國家的晴雨表，數次浩劫，又數次靈光再現。這期間，經歷了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鼎盛時期——乾隆盛世，風光綽約百余年；之後的劫數，毀滅了他的筋骨靈魂，也葬送了一代聖賢的大手筆。

    風雨飄搖的清王朝在內憂外患中走下歷史舞台，威嚴一世的慈禧太後絕沒想到那個曾經對她信誓旦旦的袁世凱竟然舉起了共和的大旗，從此沒有了清王朝，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中華民國。

    身份含混處境尴尬

    1912年2月12日，是清朝的最後一天，這一天，隆裕太後偕同6歲的宣統帝溥儀在乾清宮頒布退位诏書。“……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宣布南北統一之方……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欤！”從此，大清朝走下歷史舞台。“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頤和園由此成了遜清皇室的私產，仍由清室內務府管理。

    在此期間，許多中外人士、名流紛紛要求參觀頤和園。雖貴為皇家私產，但畢竟大勢所趨，於是由步軍統領衙門在1913年4月24日制定了《瞻仰頤和園簡章》，實施“憑照參觀”的制度，嚴格地限制了參觀的人員和方式，因此此時的參觀只是給達官貴人的優待和特權，遠遠不是真正的開放。

    “憑照參觀”的制度不久後便在一片罵聲中夭折了。恰好趕上北洋政府財政困難，每年400萬元皇室經費，已經逐年短欠，為增加收入，1914年5月，步軍統領衙門與清室內務府形成默契，一拍即合，“於開放游覽之中，寓存籌款之意”，頤和園正式向社會開放，可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雖然每張售大洋1元2角的昂貴入門券（排雲殿、南湖、諧趣園、玉泉山等處需另外購票）將大多數平民拒之門外，但畢竟已剔除了眾多的清規戒律和身份標識，從不可羁躍的特權門檻邁向了可以積累的物質天地，對社會和民眾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開放以後，每月平均賣票收入約2000元左右，並逐年增多。其中三分之二歸清室內務府，三分之一由步軍統領衙門掌握。

    1924年5月23日，英國人莊士敦奉溥儀谕旨管理頤和園。同年11月，政局發生重大變化，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末代皇帝溥儀被馮玉祥驅逐出紫禁城，並修改優待條件，不再有清帝移居頤和園的內容。溥儀終究沒有住進過頤和園。民國政府國民軍11師接管了西郊一帶的古跡名勝，園內園役概仍其舊，惟各殿加封，禁止開啟。1926年，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將頤和園交還清室，由清室辦理處派貝勒潤祺（溥儀之內兄）接收，成立“清室辦事處經理頤和園事務所”。直到1928年6月，又仍屬末代皇帝溥儀的私產，由清室進行管理。

    1928年，北伐戰爭勝利，南京國民政府進駐北京，7月1日，頤和園被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接收，8月15日，交北平特別市政府進行管理。至此，頤和園完全脫離了皇家管理，並成立了“內政部頤和園管理事務所”，接管清室辦事處頤和園事務所。在民國政府內務部總長朱啟钤的促成下，將頤和園、北海、景山、玉泉山等處古跡辟為公園，頤和園自此成為國家公園。但延續舊制，門票價格仍然是一元二角，在北京所有公園中始終高居首位，比北海等公園門票貴數十倍。

    在此後的20年裡，盡管民國政府時局動蕩，但對頤和園的管理工作還是十分重視，歷任的所長陳銘閣、許星園、鄒致鈞等都曾在市府擔任行政要職。1931年事務所的機構是由文牍主任、總務股、稽核股、保管股、頤和園民眾學校等組成，後又增加了園藝主任，機構的設置幾乎考慮到了方方面面，可見國民政府最初對頤和園的管理並非不作為，但軍閥混戰的客觀環境也使得頤和園的一些院落成了軍閥、官僚、政客們的私宅，文物散失、破壞也在所難免。到了日本侵華時期，頤和園的命運變得更加不濟，飽受摧殘，閣圮廊傾，湖淤水淺，花木凋零，文物散失。1949年以前，園內已是一片荒涼景象。

    和平解放順利接管

    隨著解放戰爭的順利進展，到1948年秋，中國的軍、政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已到了最後決戰的關頭。1948年底平津戰役中國民黨守軍在萬壽山後山和北宮門山頭上修建多處碉堡，想借古跡頑抗。12月11日，我東北野戰軍第五縱隊從冀東三河縣出發，向北平地區挺進。12日中午，第五縱隊先頭部隊第113師的三個團，已挺進到海澱安河橋，距頤和園北宮門僅數百米。當時園內有傅作義的“華北總部”駐軍，形成兩軍對峙。這時，師指揮所接到東北野戰軍司令部一份加急電報，命令：“避開名勝古跡，從萬壽山以西打開通路，搶占豐台”。當時的局面是敵眾我寡，而且時間緊迫，我軍第113師指揮所又研究進軍路線。萬壽山以西，從北宮門逶迤向北，是一線崗巒起伏的高地，高地上有敵人憑險據守，113師第37團、39團曾於13日下午做過試探性進攻，但都未果。最後采用了從北面繞過敵人的一線設防陣地，從西山腳下迂回前進的戰術，繞道石景山，迫使頤和園守敵不戰自退，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傅作義部隊被迫撤退，頤和園才免於戰火，12月13日解放軍41軍和48軍到達頤和園，部隊只在園門及周圍設警戒，頤和園得到全面解放，自此揭開了新的歷史篇章。時任北京市委副書記、軍管會主任、市長的葉劍英同志搬入頤和園，在此起草了許多文件，指揮領導了北京解放之初的建設、整改工作。

    1948年12月最初到園的48軍及41軍，他們在園內維護了很短的時間；1949年1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與傅作義簽訂了“北平和平解放問題的協議書”，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月20日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決定接收頤和園，1月21日北京市軍管會派來在良鄉的工作小組柳林溪、姜金庸、薛寶珠三人接管頤和園、玉泉山。原偽頤和園事務所所長王毓超的前任所長許星園再次成為代理所長，後歸北平市公用局管轄；到了4月，頤和園奉令開放，並另行組織了頤和園管理處，由北平市人民政府建設局領導，派王范、柳林溪為正、副主任；後來王范南下，由柳林溪代理主任，李新為副主任。5月份，頤和園管理處又改歸市政府直接領導，柳林溪他調，派王雷代理主任，李新仍是副主任；8月，又派崔文炳為主任，王雷為副主任，李新他調；10月崔文炳南下，頤和園各項工作全部由副主任王雷負責。10月1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頒發頤和園木質钤記一顆，文曰“北京市人民政府頤和園管理處钤記”，並銷毀以前的“北平市政府管理頤和園事務所钤記”，完成了組織機構建設。

    頻繁的人事變動，也反映了頤和園接管初期也是新中國建立初期，各項工作還沒有理順，人員情況還不穩定。當時柳、姜、薛三人主要負責對舊有的全部情況進行調查和了解。在這一階段中，清理了一些特殊的住戶，如袁世凱之子袁克定、不出房租的前清宗室溥心畬。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頤和園原是皇家的產業，盡管清末及民國以來受到了各種力量的積極和消極的破壞，但仍然保留著一些陳設較完整的殿堂、遍山的林木以及廣泛分布的古建築，只是大部分支離破碎、滿目瘡痍。除了一些主要建築如長廊是經過粉飾的以外，園內各處重則殘垣斷壁、房基柱石坍塌，輕則梁柱傾斜、滲漏殘破，中心建築佛香閣滲漏嚴重，轉輪藏、畫中游傾斜嚴重存在倒塌危險。樹木蟲患嚴重，國花台上的牡丹早已枯死，後山、西堤等處時有狐狸出沒，藻鑒堂甚至有丈余大蛇。當時全園僅有牡丹7株，大型平板船3只，中型畫舫6只，小劃船10只。園內衛生條件極差，僅有廁所7處。四千多件硬木家具中完整無缺的僅有五分之一，鋪墊氈簾殘破不堪……

    頤和園被接管以後，很快就有了一套初步的制度和管理模式，生產、保護齊頭並進，逐漸地開展了古建修繕、治理病蟲害、增植苗圃花卉、清理古物、創辦此事的頤和園是一座實實在在的生產型園林。因為它既有公園的性質，又不能算是一般的行政機構；它有文物保護、管理的職能，但又不同於當時的北海、中山等公園那樣單純；它有生產，但又不是工廠；有業務，但又不是完全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由於歷史原因和客觀環境所形成的“多元化”境況，雖然今日看來有些畸形，但在當時，這條“生產”和“管理”兩條腿走路的模式應該是最佳路線，這既符合建國初期發展生產的大形勢，也為過渡時期一窮二白的頤和園贏得了數量可觀的資金支持。

    接管頤和園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古物整理。當時由北京市政府直管的頤和園管理處專門成立了古物清整委員會，清理文物賬冊，對現有古物進行鑒定，對賬冊中名稱存疑的重新定名，殘破或丟失的從賬冊中注銷。由於長期沒有文物庫房，大量古物尤其是硬木家具，散落在各院房檐下或院子裡，風吹日曬，殘破不堪。管理處及時騰出空屋子作為文物庫房，安置和搶救了大批文物。逐步收回散落在各處使用的家具，並整修殘件，存入庫房。由於常年基本沒有對外開放，許多如仁壽殿、排雲殿、樂壽堂、玉瀾堂等殿堂已均非原樣，陳列品甚為雜亂。為滿足參觀的需要，根據歷史檔案，逐步恢復了陳列殿堂的原狀陳設，並開辟了分類專項陳列。經過一兩年的家底盤查、文物整修等工作，頤和園的文物得到了及時地搶救和保護，基本打開了局面，摸索出了路子。

    在查閱1949年的檔案中，我發現了這樣的一段關於接管後的描述：“頤和園是前清光緒皇帝為慈禧太後頤養太和的所在，在民國十三年又成了國民黨軍閥政客爪牙的寄生場，從先是青山綠水、朱扉碧瓦，真是豪華罕至，可是落到封建社會的敗家子國民黨手裡不數載，弄得個堂殿淒蕪，雕漆剝落，屋瓦生草，垣牆頹圮，滿園荒涼景色，逼真地描繪出封建和統治者的沒落的命運。但值得贊歎景仰的是，過去締造這園子的瓦木石工的匠心摩構和他們用血汗堆砌出來的東方藝術結晶品，也許是名園有幸，勞動碩果不泯，於1948年12月驅走敵孽，插上人民解放軍的紅旗，從此，頤和園交還了人民。”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揣測：頤和園在接管之初是滿目瘡痍，且時值隆冬，草木凋敝，萬象蕭條，百廢待興。接管頤和園的前輩們對祖宗留下的這座園林，有著深深的熱愛、敬仰之情；對舊軍閥滿懷仇恨，把沒落晚清的帳也算在他們身上；總之透露著一種虎口奪子、悲喜交加的復雜情感。

    隨著反封、反帝的新政權的建立，頤和園從皇家的私產變成了人民的公有財產，人們沒有因為它是封建帝王遺留下來的追求享受的安樂窩，而對它施以暴力，而是客觀、冷靜、清醒地評價了它的價值，並表達出保護好世界名園的決心。社會體制的變革沒有對頤和園造成任何傷害，這實在是名園的造化，人類的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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