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2年康熙皇帝遣大臣穆克登出使朝鮮，議定兩國邊界。中朝原則上同意以鴨綠江圖們江為界，但兩江系出同源，“分水嶺”怎麼個分法，模糊不清。
    朝鮮文獻《肅宗實錄》紀錄了這段歷史，提到肅宗左右對清廷的畏懼，不情不願地派些文官士兵隨穆克登堪界。清朝官員所攜地圖遠比朝鮮提供的更為詳細，勘察中占盡先機。加上朝鮮文官中途畏懼，不敢溯流再上，結果界碑樹在了“陀們”而非“圖們”江畔，朝鮮頓失700裡土地。穆克登道：“小國無人，遂失良地。”
    這個霸氣橫溢的故事，顯示當時中國在邊界問題上的話語權，來自自身在東亞諸國體系中的中心地位。有史學家認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天子們並沒有明確的邊界概念，中國版圖更象是“影響力范圍”，以首都為中心，向四周擴散遞減。世界以“皇威所及（要服）”或“未能及（荒服）”劃分。南海上的蘇祿（今菲律賓西南群島）原列為“荒服”，明永祿年間蘇祿國王前來朝貢，於是變為“要服”。
    在沒有石油的年代，中國皇帝們似乎不那麼在意寸土得失。清雍正帝面對北越（古稱“安南”，曾屬於中國）的領土要求，大方表態：安南向來順服，我們怎麼能跟他們寸土必爭？即便爭議土地有價值，昭昭天廷怎麼能跟蕞爾小國計較？倘若土地無用，更無從爭奪。不料，北越初嘗甜頭，提出進一步要求，終遭清廷拒絕。至乾隆年代，邊界概念愈發明確。乾隆帝致信英王喬治三世，聲明“天國邊界神聖，外人不得侵犯”。
    古代中國解決邊界糾紛，傾向少用武力，而多仰仗文化影響力，或者現代人說的“軟實力”。琉球（今日本沖繩、鹿兒島）為海上諸國中最崇拜華夏文明者，衣冠、禮制皆從中華，直到二戰後美國“轉讓”琉球予日本管理，當地人還尋求民國政府幫助。明代思想家顧炎武推崇“文德不足而後有武功”。古代中國海上邊界以防守為主，向南海的擴張，要等到元世祖忽必烈短暫占領占城（今越南中南）和爪哇（今印尼爪哇島）開始。
    古代中國還依靠技術領先，解決“實際到達”的問題。當朝鮮人相信從白翎島（今韓國最北島嶼）到中國需要七天七夜時，中國漁民卻不間斷越境捕魚。偶有中國漁民遭朝鮮逮捕，嚴刑逼供下承認，掌握合適的洋流，其實一天即可完成航行。朝鮮史料記載“中國漁民在我境內倏忽來去，因為中國人如此熟悉洋流，而我們一無所知”。
    古人還深谙信息的重要，在未能實際占領的地方，通過掌控情報，保持戰略優勢。明代中亞、波斯一度抵制中國進入。明朝擇西域門戶哈密國修好。盡管馬可.波羅形容哈密人“傻樂，善歌舞，熱情好客，甚至借妻子與游人”，明廷為這麼一個不開化的地方，做盡善舉。哈密國王的母親病了，明廷派御醫不遠千裡送診。以哈密為落腳點，明廷培養了一批西域問題專家，使者陳誠寫出一部《西域番國志》，為制定外交政策提供基礎。
    文化影響力、科技與信息，也許是自古以來，中國解決邊界問題時，武力之外蘊藏的智慧；遭遇堅船利炮之前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