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閻崇年，山東蓬萊人，1934年生，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研究清史、滿學，兼及北京史，是著名歷史學家，為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並出版“正說清朝十二帝”“明亡清興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宮”系列講座。著有《滿學論集》《燕史集》《袁崇煥研究論集》《燕步集》和《清史論集》等論文集，《努爾哈赤傳》《古都北京》《天命汗》等專著。倡議並創建了第一個專業滿學研究機構——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現為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北京滿學會會長、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北京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名譽館長，蓬萊市戚繼光研究會名譽會長。最近出版120萬字的《清朝開國史》和25卷本的《閻崇年集》，被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這些年，我國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國學熱，而且不斷升溫。各種國學書籍汗牛充棟，各類國學班隨處可見，用國學引導學習、做人、處事成為時尚。但國學博大精深，普通人怎樣學習國學？學了以後怎麼用？近日，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閻崇年做客蘇州圖書館“蘇州大講壇”，趁此機會，蘇周刊與這位著名歷史學家進行對話，為大家尋找答案。

　　“明德、親民、至善”是儒學核心

　　蘇周刊：在您看來，“國學”有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您是怎麼看待“國學”的？
　　閻崇年：什麼叫“國學”，現在各種說法都有，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想，關心國學的主要有兩種人，一是研究者，另一種是學習者。對學習者而言，到底什麼是國學、國學的范圍是什麼，沒必要去深究。我們只要從國學中吸收營養，來豐富自己，就可以了。對國學的定義之類，我想，就請那些國學研究的專家、教授、學者、大師去研究吧，我們享用他們的研究成果就行了。
　　蘇周刊：那“國學”有沒有具體的所指對象呢？
　　閻崇年：我們理解的“國學”，通常指《四庫全書》中的經史子集。《論語》《孟子》屬於“經”，《史記》《資治通鑒》屬於“史”，等等。
　　按照這個范圍，國學書太多了，窮畢生精力也讀不完。怎麼辦？我想還是要學習其中的精髓。大家知道儒家的“十三經”，其中五部是《詩》《書》《禮》《易》《春秋》。後來又把《春秋》變為三部——《左傳》《公羊傳》《谷梁傳》；《禮》也變成三部——《周禮》《儀禮》《禮記》；加上《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總共是十三部。這是儒家傳統文化的經典。
　　為幫助孩子們閱讀，又在“十三經”中抽出四部——《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簡稱“四書”。
　　蘇周刊：這些經典比較深奧，您認為，初學者該從哪部典籍看起？
　　閻崇年：我個人認為，還是應該先看《大學》。為什麼呢？第一，《大學》是儒家經典的精粹；第二，它的字數少。在“四書”“五經”中，字數最少的就是《大學》。至於多少字，說法不一樣，朱熹的《四書集注》前頭有個說明，說是1751個字。
　　我是學歷史的，學歷史的人有兩個“病”，一是資料都要去核實；第二還要考據，考證事實的真偽。後來我就自己去數中華書局版的《大學》，反復數，還請學生數，都是1753個字。
　　我這裡不是要說朱熹點錯了，只想說明，《大學》這本書字數相對而言是很少的，我們抽點時間就可以看完。不但要看，還要領會其精神，這也是儒家思想的綱領和核心。
　　蘇周刊：您認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麼？
　　閻崇年：在我看來，就是《大學》開頭的那句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簡單來說，就六個字：明德、親民、至善。
　　蘇周刊：能否具體解釋一下這六個字？
　　閻崇年：“明德”沒有爭議，就是光明之德、美德。但是“明明德”就不太好懂了，這裡面存在不同的意見。孟子提出“人性本善”的觀點。性本善為什麼還要修養啊，這得有一種解釋。後來儒家做了修改，說德本來生下來是“明”的，但之後有灰塵，遮掩了明德，所以要學習，要修養，讓原來的明德再明，這就是“明明德”。第一個“明”作動詞，有使動的意味，即“使彰明”，就是把“德”上面的灰塵、薄膜掃落、剝離了，讓“明德”光明起來。
　　然後是“親民”。大家看朱熹的《四書集注》，第一篇就是《大學》，認為不應該讀“親”，應該讀“新”。朱熹是聖人，他注的“四書”被視為明清科舉考試的教科書和標准。但是還有一種解釋就是“親民”，就是明德之後，在社會上做官，要親近、愛撫民眾。所以我們在踐行這兩個字的時候有兩種方式：一是要親民，二是要革新，不斷前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與時俱進，不要停滯。對百姓的事業，公眾的事業，既要親，又要新，不要停止。
　　第三是“至善”。“善”就是慈善、慈悲，就是儒家提倡的“仁愛”。“至善”是儒家認為的人生最高境界，就是盡善盡美，這是人生的理想，也是人修養的目標。對於善，第一要敬善，第二要心善，第三要行善。

　　“修身”的根本是“修心”

　　蘇周刊：相比於其它學說，您覺得儒家學說有什麼特點？
　　閻崇年：儒家學說的一個特點，甚至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特點，就是一定把讀書和個人修養聯系在一起。這和西方不同，西方求學是為學習才能、本領，強調知識。而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的讀書，首先要“修身”，要“克己”，“己”是要克制的，有錢就任性、做官就任性，這都是不對的，人要時時克制自己。“一日三省”強調的就是個人的修身、修養。
　　我們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常被儒家知識分子視為人生信條，就是要以自我完善為基礎，通過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所謂“正人必先正己，治國必先齊家”。
　　蘇周刊：我們該如何根據國學“修身”呢？
　　閻崇年：我覺得應從這五點做起，就是修心、修智、修言、修行和狹義的修身。狹義的修身就是修煉身體，做到身體健康。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三好學生”，第一好是身體好，因為身既是心的基礎，也是心的載體。所以嚴復說過：“須知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為第一要義。”
　　蘇周刊：您把“修心”放在了首位，這是為什麼？
　　閻崇年：我們的傳統文化有很多優秀的東西，其中一個就是“修心”，這也是廣義的修身的根本所在。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重視知識教育，而忽視心靈教育。孔子在《論語·憲問》裡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這話有不同的解釋。其中一種認為，古代學習的人，是為了自己的修身、修心，今天（春秋時期）的讀書人是為了名利、炫耀於人。孔子的時代尚且如此，到了今天，問題就更嚴重了。
　　現在的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就強調成績的重要性，想要上好的大學，這當然沒錯。但不能僅僅如此，要把學習的過程和修心、和靈魂的塑造結合起來。如果一味追求上好的大學，而沒有進行心靈的修養，就會出現名牌大學的學生用毒藥害死同窗之類的事件。
　　蘇周刊：“修心”要做到哪些？
　　閻崇年：我覺得，第一是要修“心善”，就是要從小熏陶，讓孩子心靈善良。
　　第二要“心誠”。現在心誠已經成為大問題了，食品安全問題很嚴重，很多人都跑到國外去買生活必需品，這裡邊折射出來的問題是值得反思的，是一群人出現這樣的現象啊。我們中華民族歷來是誠信之邦，但是現在連食品、藥品都有假的，高考也作弊，哪有誠信啊？在科舉考試時期，公然作弊是要殺頭的，至少也要流放到寧古塔等邊遠地區。我想，在心誠方面我們管不了別人，但可以從自我做起。
　　第三要“心大”，就是心胸要寬廣，不要在芝麻綠豆大的小事上爭來奪去。
　　第四要“心硬”。
　　蘇周刊：能否舉例說說古人在“心大”方面的表現？
　　閻崇年：我講一則小故事。清朝有個大學士叫張英，老家在安徽桐城，他的夫人姚氏知書達理，會作詩、填詞、畫畫，晚年出了詩集、畫集，乾隆皇帝親自給作序。
　　張英的老宅與葉氏為鄰，後來葉家建房要占兩家之間的地，張家不同意，雙方打官司打到縣衙門。縣官不敢輕易了斷，就一直拖著。在這期間，姚氏寫了封信給在北京的張英，要他出面。張英回信中寫了四句話：“千裡來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裡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姚氏很聰明，一看就明白了，於是讓了三尺地。鄰居很感動，也讓出了三尺基地，結果形成了一條六尺寬的小巷子，現在這條巷子還在。這裡就反映了張家人的“心大”。
　　還有一件事，親友派丫鬟來問候起居，姚氏正在縫補舊衣，丫鬟問她：“老婆子，夫人在哪裡？”姚氏恭敬應答，丫鬟這才知道原來她就是夫人，大為慚愧。姚氏面對丫鬟的無禮詢問沒有生氣，這也表明她的心非常之大。
　　後來姚氏的兒子張廷玉中進士，做了大官。他的心也很大。他兒子張若霭參加科舉考試，雍正皇帝欽點為一甲三名，也就是探花。試卷名字拆封後，張廷玉發現是自己兒子，立刻下跪推辭，最後雍正皇帝只好改點張若霭為二甲第一名。二甲和一甲的待遇相差很大，但張廷玉就是讓了。
　　優良的家風讓張家六代出了24名進士、12位翰林，出了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代皇帝的老師，這就是心大的作用。
　　蘇周刊：“心硬”怎麼理解？
　　閻崇年：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有一顆寬廣的心，還要有一顆堅硬的心。
　　現在許多人心太軟了，沒有韌性，沒有彈性，一打就碎。比如一名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在寒假之前墜樓身亡。原來這名學生從小學開始成績就一直很好，一直考第一，後來考上了名牌大學，那裡都是各地的佼佼者，他的名次就下去了。全班45個人，他期末考試考了第44名，他覺得沒臉見家鄉父老，就跳樓自殺了。這就是心不堅硬，經不起挫折、經不起失敗、經不起打擊。
　　所以我們要培養孩子心硬，讓孩子的心在坎坷、打擊、失敗中變得堅強。所有成大事業的人，心都是硬的，都能在挫折和打擊面前勇往直前、毫不後退。

　　以“智”修“言”　“言”行”合一

　　蘇周刊：談完“修心”，能否再談談“修智”？
　　閻崇年：這就是說，要通過閱讀來激發智慧，千萬不要死讀書。
　　現在的學校往往十分強調聰明，但聰明並不等於智慧，聰明與智慧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有的人讀書很聰明，成績很好，但缺少智慧，到社會上就不行了。所以智慧比聰明更重要、比知識更重要。我們在學國學、在閱讀中要不斷提高、激發我們的智慧，家長要將孩子的聰明向智慧方面引導。
　　蘇周刊：那什麼是智慧？
　　閻崇年：聰明人往往注重保全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智者看重的更多是長遠利益。
　　元末明初的蘇州人姚廣孝就是有大智慧的。他是個出家人，法名道衍。當時，朱元璋給每個兒子都配一個僧人誦經祈福，姚廣孝被配給在北平（今北京）的兒子燕王朱棣，後來成為朱棣的主要謀士。
　　朱棣後來要起兵，但這是天大的機密，不能明說。他征求姚廣孝的意見時，出了這樣一個上聯：“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這個“冰”諧音“兵”，暗示自己要起兵。姚廣孝馬上對了個下聯：“國愁民窮，王不出頭誰做主？”“主”就是君主，意思是他支持朱棣。兩人心裡都明白了，後來就秘密策劃。
　　正式起兵時舉行了一個宣誓儀式。那天本來天氣很好，突然就烏雲密布，電閃雷鳴，狂風暴雨，房頂上面的瓦片都被刮到地上，摔碎了。朱棣大驚，心想是不是老天和祖宗在告誡他不要起兵啊。就在這一關鍵時候，姚廣孝仰天大笑，說：這是吉兆啊！自古龍飛在天，必有風雨相從，王府的青瓦墮地，這預示著殿下要換成黃瓦（宮殿用黃瓦）了。
　　本來遭遇惡劣天氣是自然現象，但古人迷信，認為不吉利，結果仗還沒打，就先折了銳氣。幸虧姚廣孝有大智慧，從穩定軍心角度說了這番話，讓朱棣轉驚為喜。結果經過三年多的戰爭，朱棣攻下南京，做了皇帝。
　　姚廣孝的智慧，還表現在他的知進知止、功成身退。朱棣當上皇帝之後要論功行賞，姚廣孝是第一功臣，但是他不要官位爵位、金銀財寶、良田美女，就要寺廟一座，點燈念經，最後活到八十四歲善終，這也是他的智慧。
　　蘇周刊：姚廣孝的故事能夠給我們怎樣的啟發？
　　閻崇年：這是很典型的“知進知止”。很多人只知進，不知止，不知退。現在我們老師、家長總是一味教育孩子前進前進，實際上該進則進，該止則止，很多問題發生在一些人知進而不知止。所以家長、老師要引導孩子博覽群書，更要從書中、從國學裡提取“知進知止”的智慧。
　　蘇周刊：您上面提到，“修身”還要“修言”修行”。“修言”怎麼理解？“
　　閻崇年：我舉個戚繼光的例子。他曾給自己定了十四戒，其中一條提到：“交淺言深，取禍之道”。我把他的話引申了一下，變成兩句話：“交淺言深，失言；交深言淺，失友。”就是說，如果你和對方只是一面之交，卻隨口說話，就失言了；而已經是老朋友了，該說的卻不說，那就要失去朋友了。
　　所以說，這個“言”是個大學問。過去的官場講“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們小時候，家長都教育我們不要亂說話，要看場合和對象。現在社會上存在很多不良現象，比如說在公眾場合大肆喧嘩，全然不顧周圍人感受，或者隨口用不禮貌的話叫別人，這都是缺乏教養的表現。
　　另外，說話還應該做到讓聽講者聽得清楚、聽得明白。
　　蘇周刊：“修行”應注意點什麼？
　　閻崇年：我覺得應該是“言”“行”合一。
　　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研究生……有一個很大的弊病，就是學生重知輕行，對社會不了解，缺乏實踐經驗，更不要提知行合一、言行合一了。
　　社會上也有一些人說大話、說空話，甚至說套話、說假話。
　　當然，我們也有許多人是言行合一的。比如清朝有個官員叫圖伯特，是錫伯族人。他注重學習，後來帶著百姓開發伊犁河，修一條百裡長的查布察爾大渠，用河水灌溉莊家，老百姓家家豐衣足食，受到後世的景仰。
　　我們的家長和老師要教育孩子既重視知識，也重視行動，把行動作為修養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想是重要的，口號、目標是重要的，但最後還是得落實啊。學習經典，修養自身，止於“至善”，一輩子哪怕只做一兩件有利於人民的事情，足矣。
　　蘇周刊：除了“修心”“修智”“修言”“修行”，國學中還涉及其他修身的內容嗎？
　　閻崇年：這是很多的，比如修養心性，就是培養脾氣、秉性、習慣；修禮，一言一行，都要講禮……大家可以在學習中結合實際情況取捨，傳承精華，剔除糟粕，不斷提高自己的修養，提升民族的素養，助推中國夢的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