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的轟鳴聲、剪刀劃過紙張的聲音、硬刷子在木頭上的沙沙聲……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剛開始，就展現了一個貌似裝修房屋一樣的現場。

 

　　作為目前唯一一部拍攝故宮稀世文物修復故事的大型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用新穎的視角走進古老的故宮，第一次系統地梳理了文物修復的歷史源流，揭秘世界頂級文物的“復活”技術。

 

　　5年前，《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制片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雷建軍走進故宮，編寫了10萬字的有關故宮文物修復的調查報告，他希望拍攝故 宮裡的手藝人，做一個真正體現當代故宮的片子。於是，3集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誕生了，該片最近在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CCTV9）播出。

 

　　給文物“治病”

 

　　故宮西北角有幾排房子，與坐北朝南敞亮的宮殿不一樣，這幾排房子東西排列，被稱為西三所。昔日這裡是冷宮，如今這裡是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辦公場所，裡面幾十位技藝精湛的修復專家便是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的主人公。

 

　　2015年，成立於1925年的故宮博物院迎來了90周年華誕。為此，故宮博物院在2015年陸續舉辦了一系列重量級展覽——石渠寶笈特展、故宮博物院汝窯瓷器展、清代萬壽盛典展等。

 

　　其中有一個特殊的展覽是位於故宮神武門城樓的“文物保護修復技藝特展”。特展是故宮博物院首度舉辦以文物保護修復為主題的修復技藝和成果展，展 覽分為古書畫裝裱與修復、木器修復、紡織品文物修復、漆器修復、陶瓷修復、囊匣設計制作、鐘表修復和百寶鑲嵌修復等11個單元。每個單元從代表性的修復案 例出發，以展陳修復後的實物為主體，從文物損傷狀況、技藝、傳承譜系、文物修復過程等幾方面進行梳理與展示。

 

　　故宮浩瀚的文物收藏及龐大的古建築群之所以能歷經風霜仍以“如初”的面貌示人，正是緣於故宮博物院已傳承60載的文物保護、修復技藝。

 

　　這些經過修復的文物出自何人之手，其實並非人們想象中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老者。在這一群人中，即使年近60歲的老師傅，看起來也只有40多 歲。《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導演葉君說，與人們想象中的氣氛肅穆、戰戰兢兢面對文物的狀況不同，修復國之瑰寶的現場很日常化，“這些老師傅在宮牆裡，環境安 靜，生活節奏慢，每天看著這些賞心悅目的東西，自然年輕”。

 

　　從故宮地庫裡取出來的屏風已經封存了近300年，珍貴的紫檀木邊框，彰顯財富的螺钿鑲嵌，鑲銅壽字，在經年累積的塵土下，隱隱若現。如果沒有修復師們精湛的技藝，這些曾經華貴無比的屏風，還會以這個模樣，繼續在故宮某個角落裡殘破下去。

 

　　他們視自己為普通的故宮工作人員，但其實，他們是頂級的文物修復專家，是給故宮文物“治病”的醫生。他們的著裝言談與我們無異，同時生活在工業時代，但他們的手藝，卻有幾千年的生命了。

 

　　他們師傅的師傅，是中國古代“士農工商”中的“工”，如今這裡依然保留著師徒制。

 

　　2015年初，故宮博物院想拍攝一部關於“工匠”的紀錄片，曾經參與過《故宮100》的導演葉君順理成章地成為此次拍攝的導演。

 

　　《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出品人蕭寒說，在創作的時候就明確，這部紀錄片要做的不僅僅是故宮裡的物件，還有這群文物背後的手藝人，希望打動觀眾的是有感情、有溫度、有情趣的人。

 

　　為了呈現出現代化的故宮，葉君和他的團隊在故宮裡拍攝了近4個月。師傅們以為他們呆幾天就會走。當時正值春夏，這群年輕人卻像“蒼蠅”一樣，天天都在。

 

　　葉君說，他也曾拍過幾天就完事的紀錄片，但是人物都是扁平化的，“這次是紀實紀錄片，需要長時間的拍攝，很短的時間師傅們也很難掏心掏肺”。故宮裡的人給葉君取了個外號——“葉問”，一個姓葉的，總是問這問那的人。

 

　　與修復的師傅們同勞動、同吃飯、同聊天，這支拍攝團隊不僅獲得了師傅們的信任，有些還成為朋友。故宮裡嚴格遵守朝八晚五的工作時間，紀錄片的工作團隊卻不會在5點收工，只要師傅們不反感，下班後還要跟著。

 

　　於是鏡頭裡，儒雅內斂、開朗外向、年輕活潑，各具特點的修復師們展現了故宮的另一面。也因此，一個青春化，讓年輕人看得下去的紀錄片便產生了。

 

　　故宮匠人

 

　　故宮有嚴格的文物保護制度，每天早晨上班，文保科技部的師傅們都要打開7道大門。民間流傳一種說法，故宮夜裡鬧鬼，所以早來的人應該吆喝，一聲“走著”在空蕩的故宮上空回響。

 

　　青銅組的王有亮師傅說，其實是怕晚上沒人，開門的時候這裡面有黃鼠狼、野貓之類的小動物，噌的一下竄出來。

 

　　故宮裡幾只花色各異的貓，也許就是宮廷御貓的後代。拿出貓糧，喂喂院裡的幾只野貓，師傅們一天的修復工作就開始了。

 

　　為了給故宮博物院建院90年獻禮，壽康宮將完成“史上最強”復原。時隔244年，200多件曾經深藏故宮庫房的珍寶，將重回壽康宮。

 

　　王有亮和徒弟高飛負責壽康宮裡一件號稱世界上體量最大的海南黃花梨櫃子的修復。櫃子裡的暗格曾經藏著上百件的珍寶，經過擦拭，櫃門上的金屬拉手再次熠熠生輝。

 

　　身穿藍色大褂的王有亮，坐在櫃子對面的床榻上，看著身著現代迷彩裝的徒弟高飛爬上梯子，完成高處的工作。紀錄片中，有這樣一句解說詞：乾隆的生母，當年也許就像這樣，坐在這裡欣賞過自己的櫃子。鐘表組的王津師傅，也曾在鐘表館裡這樣看著自己修復的一座座鐘表。

 

　　儒雅沉穩的王津說，故宮收藏了世界各地的精品，一些大型英國鐘表，大英博物館都沒有，故宮的鐘表藏品或者件數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參觀者無法看見這些鐘表最美的樣子，讓一輩子都在故宮修復鐘表的王津遺憾不已。

 

　　對於自己修復的文物，師傅們常常要這樣觀賞很久，贊歎古人精湛的技術，也自豪自己的修復技藝。

 

　　故宮90周年的展覽中，慈寧宮裡有一尊遼金時期的木雕菩薩像，原本是斷了指頭的，木器組的屈峰、史連倉和謝揚帆師徒的工作是根據斷痕、形態用原本的材料做出缺出，進行修復。

 

　　在木器組的辦公室裡，屈峰和同事們一邊忙著手中的雕刻，一邊說道，文物跟人一樣，故宮裡這些東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過程中，總是要把自己融入到裡面去。“在世上走一遭，都想留點什麼，才有自己的價值。”屈峰說。

 

　　很多人認為文物修復者的價值，是把文物修好，屈峰認為不見得是這麼簡單，修文物的過程中，修復者跟它的交流，對它的體悟，其實也是把自己融到裡頭了。

 

　　葉君在解說詞裡寫到，修復文物，是穿越古今、與百年之前的人進行對話的一種特殊職業和特殊生命體驗。

 

　　看著修復完畢的木雕菩薩像被運走，史連倉和謝揚帆師徒站在門口，依依不捨。

 

　　故宮的老師傅們大多是十幾歲就進入故宮做學徒。史連倉3歲的時候就住在故宮邊上了。他的父親1982年從故宮木器組退休後，他接班進入了木器組，從小到大，50多年的時間就在故宮度過了。故宮對史連倉和這些擁有匠人之心的師傅們來說，不僅是一份工作。

 

　　鑲嵌組的孔艷菊，大家都喊她孔孔或孔姐，她手下的文物，從原料到一件藝術品，經過怎樣的雕琢，有哪些經歷，都是她跟文物很有意思的對話。不僅如 此，修復還會加入現在修復者的手藝、對美的理解等各方面的因素進去，“你是湊合湊合還是不能湊合、認真對待。這裡面有一種精神在，所以你覺得它是活的。” 孔艷菊說。

 

　　現在的師傅們，可以看出上一個修復者當時的技藝如何，甚至可以猜測他當時的心理和外貌，這是一種穿越古今的奇特體驗。

 

　　書畫作品，往往百八十年修復一回。片中，書畫組正在修復一幅貼在門扇上的清朝大臣的畫，書畫組的書畫修復科科長楊澤華推測道：“這漿糊抹的不太厚，不知道那人（上一個修復者）長得什麼樣，一定是高高大大的。”修復室裡一陣歡笑。

 

　　不一樣的故宮

 

　　“解說n、l不分。”觀眾在《我在故宮修文物》的評論裡批評解說的口音。葉君笑著說，這是故意為之，本來就不打算找一個專業的配音。

 

　　該片解說配音曹志雄是湖南人，曾經是《魯豫有約》的制片人，現在的職務是《超級演說家》的制片人。葉君認為，“這雖然講述的是故宮，但是他們並不想做成一個就傳統說傳統的紀錄片。我們背著唐詩宋詞長大，但是我們也是用手機、電腦的現代人，經過現代趣味的處理，現在的年輕人更容易接受”。

 

　　而這部紀錄片能夠讓年輕人喜歡，更重要的是《我在故宮修文物》裡的故宮並不是深宮牆裡沉悶、嚴肅的故宮，故宮裡的老師傅風趣、幽默、生活化，同時片中還有一幫愛說愛笑的年輕人。

 

　　拍攝期間，故宮裡的杏子成熟了，落在地上的杏子成了螞蟻的美餐。工作放松的間隙，木器組的成員們拿出棍子，開始了收獲。在故宮裡的另一個好處，就是這裡綠意盎然，他們可以在瓜果飄香的環境裡工作、生活。

 

　　有些樹是他們自己種的，有些樹是他們的師傅種的，還有些樹，是生活在明朝或者清朝的人種的。

 

　　種些植物、養個鳥、逗逗貓，外加上朝八晚五、不能隨意加班的工作制度，這些都讓人羨慕不已。但是對於文物修復，這些“綠燈”都是為了讓師傅們更加集中地工作，一點松懈，在文物修復上，都可能是無法挽回的傷害。

 

　　王津修復的銅鍍金鄉村音樂水法鐘，它原來的主人是乾隆皇帝，一個小毛病也許就得調上個一天半天，這個過程還得反反復復。王有亮在堆滿調色板的工具桌上調配青銅器的顏色，不順利時一個顏色都要調上一個星期。

 

　　這是個急不來的行當，與當下快速的生活觀念格格不入。王津說，他的時間感與宮外的人們是不同的，“干這行最重要的就是坐得住”。

 

　　鏡頭下，紡織品修復組的陳揚正在辦公室的一角織缂絲。在古代，缂絲的使用者非富即貴，皇帝龍袍用的就是缂絲工藝。一個熟練工一天也只能織出幾寸缂絲，因此現在人們已經不用缂絲了。陳揚說，即使是蘇州的年輕人都忍受不了缂絲。

 

　　2009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了紡織品修復組，這裡沒有所謂的師傅徒弟，參與工作的都是年輕的女孩。在進行特殊修復的時候，即使是在炎熱的夏天也不能開空調，“還不能抹粉底，不能化妝，不能噴香水，不可以做指甲”，女孩子們迅速地補充著。

 

　　最近幾年，故宮每年大約吸收四五十名應屆畢業生。在文保科技部，如今年輕人占了一大半。5年後，隨著老員工慢慢退休，故宮將有三分之一的員工替換成新鮮血液。

 

　　雖然許多觀眾看過紀錄片，紛紛表示要到故宮修文物，但是其實很多年輕人並不願意到故宮工作。

 

　　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的孔艷菊在進入故宮博物院之前，和大多數人一樣，以為這裡只是一個旅游景點。孔艷菊笃定地說，剛從學校畢業來這裡工作時，每個人都很難適應，需要一個很漫長的過程才能適應，“一進入大宮牆，外面什麼聲音都聽不到了，就如同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孔艷菊說，剛入職時，故宮裡安靜的讓她都不敢說話。

 

　　如今她已經是故宮裡的老員工，也是鑲嵌組的科長，她組裡的年輕人也漸漸多了。但是在文保行業，即使已經工作5年的修復師羅涵，在這裡還是個新人。

 

　　故宮在接受這些年輕人的同時，也引進了許多現代技術——谷歌眼鏡、3D打印技術、掃描等，都慢慢成為故宮的裝備。與此同時，面粉熬制的漿糊、豬血、生漆、魚鳔等原始的技術也仍舊在這裡流傳。

 

　　如果沒有《我在故宮修文物》，當我們與展廳裡品相完整的文物擦肩而過時，很難知道它們曾歷經斷裂殘損和驚心動魄的修復。

 

　　文物是過去式，但修復文物是正在進行時。

（來源：和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