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

引言

他祖籍廣東新會，是梁啟超的長子；他早年赴美攻讀建築，並立志研究中國建築史，填補世界建築史中的空白；學成歸國後，他和妻子奔走於大江南北的荒山野嶺間，先後發現了趙州橋和我國唯一唐代木構建築佛光寺；他是新中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主要設計者和構思者之一；他致力於古建築保護，曾提出保護北京舊城的著名的“梁陳方案”……他就是中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

說來慚愧，很長一段時間，我知道梁思成是因為林徽因，而關注林徽因是因為詩人徐志摩。

徐志摩愛慕並追求林徽因是一段經典的愛情佳話。以至於很長時間我不知道梁思成就是梁啟超的長子，籍貫廣東新會；更不知道，作為一代建築宗師的梁思成，當年選擇這一專業還得益於林徽因的引導。


梁思成、林徽因在賓夕法尼亞大學

和林徽因共赴賓夕法尼亞大學留學

1901年4月20日，梁思成出生於日本東京，那是他父親梁啟超因“戊戌政變”失敗後亡命日本的第三年。童年時代的梁思成在日本的華僑學校上學，在父親的影響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讀《左傳》、《史記》等古籍，對中國古代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1歲那年，梁思成由日本回到北京，14歲入讀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在清華的數年裡，梁思成嶄露了非凡的才華，與同學合譯了威爾斯的《世界史綱》，192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他還設計了王國維先生的紀念碑，這塊碑現在還矗立在清華大禮堂前的一處樹蔭下，碑上赫然刻著“擬式——新會梁思成”的字樣。在這裡，“新會”二字令我這個嶺南新移民今天讀來倍感親切。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梁思成認識了一位美麗聰慧、對他一生有莫大影響的女子——林徽因。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和梁啟超關系密切，友情笃深，都有結為兒女親家的願望，早就私下為梁思成和林徽因訂下了婚約。不過兩人都是開明人士，表明等兒女長大成人，再由他們自己做出最後的決定。

1920年，據說是為擺脫徐志摩的追求，林長民帶著林徽因從英國回到了北平，19歲的梁思成第一次見到了17歲的林徽因。當他敲開林家的大門，一個小仙子一樣的女子站在他面前，目光如水晶瑩，第一眼便深深地打動了他的心。而林徽因的一番話更是改變了他的人生。

他們的兒子梁從誡後來回憶說：“當我父親第一次去拜訪我母親時，她剛從英國回來，在交談中，她談到以後要學建築。我父親當時連建築是什麼還不知道，我母親告訴他，那是融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學科，因為父親喜愛繪畫，所以也選擇了建築這個專業。”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共赴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留學。梁思成進了建築系，因為建築系不招女生，林徽因只好進了美術系，但她還是選修了建築系的所有課程，並最終成為我國第一位女建築師。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建築史教授古米爾對中國建築史非常感興趣，並向梁思成詢問有關情況。梁思成這才發現中國建築史的研究是一片空白，他只能回答說：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建築從來就不是一門藝術，頂多只是一些工匠們的手藝活而已。事實上，在學習古代建築史時，梁思成就發現，許多書籍都以歐洲中心論的觀點記述著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的建築史，而中國古代建築史卻沒有獲得相應的地位，這令他頗感落寞。

恰好在這時，梁啟超把一本新近發現並重新校印的古書寄給梁思成。在扉頁上梁啟超寫到：“一千年前有此傑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這本書叫《營造法式》，作者是宋徽宗的工部侍郎李誡，著於公元1100年。它完整地記錄了當時宮殿建築的各種建造圖例和標准，是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的一部建築標准手冊。盡管裡面有太多的術語無法讀懂，但古人的智慧令他驚歎，他由此定下了研究中國建築史的志向。

從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後，梁思成轉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准備完成名為《中國宮殿史》的博士論文。1928年2月，他告訴導師，為了完成論文，必須回國去實地調查，收集資料。從此以後，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祖國，奔走於大江南北的荒山野嶺間，開始了他梳理中國建築史的事業。


佛光寺

發現唯一唐代木構建築佛光寺

中學語文課本裡曾有一篇課文《趙州橋》，我們驚訝於古人高超的造橋技能，但很多人不知道，趙州橋正是梁思成在做田野考察時發現的。1933年11月，梁思成和考察同行莫宗江來到河北趙縣，調查民謠中稱之為魯班橋的趙州橋。橋當然不是魯班修的，但意外的是他們發現此橋建於隋大業年間，由匠師李春主持建造。我國隋唐以來橋梁的年代准確可考的極少，而趙州橋明白無誤地記載建於公元605-617年，是我國現存最古的石橋。這無疑是一個激動人心的發現，因為，歐洲類似的橋梁比趙州橋晚了整整700年乃至1200年。

更令梁思成難忘的還有唐代佛光寺的發現。唐代建築藝術是中國建築發展的一次高峰，在建築歷史研究上有重大意義。可是由於年代久遠、自然災害和人為破壞，建築物的保存極為艱難。日本人曾斷言，中國已不存在唐以前的木構建築，要看唐制木構建築，人們只能到日本奈良去。但梁思成始終有一個信念，相信國內肯定還有唐代的木構建築存在。他偶然看到了一本畫冊《敦煌石窟圖錄》，這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實地拍攝的。在這本書中，他看到11號洞中有一張唐代壁畫“五台山圖”，繪制了佛教聖地五台山的全景，並指出了每座寺廟的名字。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寺”，這讓梁思成看到了發現唐代建築的希望。

1937年6月26日的黃昏時分，梁思成林徽因一行四人終於在五台山一個人煙稀少的偏僻的村落附近找到了佛光寺。佛光寺正殿居於10多米的高台之上，橫長34米，內殿縱深20米。殿中有一巨大佛壇，赫然聳立佛像三十余尊。周邊是一圈五百羅漢的塑像。塑像、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礎都明白無誤地顯示了晚唐時期的特點，梁思成還看見梁架上有古法“叉手”的做法，是國內木構中的孤例，這種做法只有在唐代繪畫中才有。這時候，梁思成他們焦灼地想知道它的確切建造年代。

兩天後，他們終於有了最重大的發現，林徽因在一根大殿梁的根部發現了很淡的墨跡，依稀可讀出這樣的文字：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她猛然想起，大殿前聳立的經幢上似乎有同樣的字跡，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當於公元857年。橫梁和經幢上的字跡吻合在了一起。原來，那個謙恭地坐在平台一端，被巨大的天王像擋住的女性雕像，並不是僧人所說的“武則天”，而正是出資建殿的施主寧公遇本人。佛光寺，一座至遲建造於公元857年，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構建築就這樣被發現了。

“這是我們這些年的搜尋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構建築。不僅如此，在這同一座大殿裡，我們找到了唐朝的繪畫、唐朝的書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築。個別地說，它們是稀世之珍，加在一起它們更是獨一無二的。”梁思成在發表於1944年10月《營造學社會刊》上的《記五台山佛光寺建築》一文中這樣寫道。只可惜，戰爭很快爆發，1937年7月9日，《北平晨報》上登出梁思成發現唐代建築寺院的消息的同時，還報道了“七·七事變”的消息。國難當前，這一中國建築史上最偉大的發現，頓時顯得無足輕重。直到1961年，佛光寺才和敦煌千佛洞、北京天安門、故宮等一起被列為國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回國後的15年間，梁思成考察了全國190個縣的2738處古建築，並在這樣的基礎上完成了《中國建築史》和《中國雕塑史》兩部書稿，獲得了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贊揚。對比今天某些枯坐書齋、隔膜現實的學者，戰火紛飛中，梁思成風塵僕僕從一個村落趕往另一個村落的身影，令人油生敬意。


人民英雄紀念碑

設計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莊嚴、挺拔、凝重、壯麗，高高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懸掛在共和國每一處莊重嚴肅的場所。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國徽主要設計者之一。

1949年7月，全國政協成立後，立即公開向全國及海外僑胞征求新中國國旗、國徽的圖案及國歌詞譜。梁思成作為政協特邀代表，被政協聘為國旗、國徽評選委員會顧問。當時清華和城區交通很不方便，但梁思成每天都駕著他那輛從美國帶回來的微型轎車進城。

梁思成一面參與政協關於國旗、國徽的事務性工作，一面領導成立了清華大學營建系國旗、國徽設計小組。一次，梁思成從城裡帶回一套《國徽圖案參考資料》，那是評委們從應征的圖案中選出來的。大家都去看那些圖案，感覺很多是模仿外國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圖案。林徽因還指著一張很像風景畫的圖案說：“天哪！這簡直就是陰丹士林布的商標。”大家都笑了起來。

有鑒於此，梁思成提出了一些關於國徽設計的意見：國徽不能是一張風景畫，它是體現民族精神的載體；國徽不能像商標，不能有輕率之感；國徽是莊嚴的，應該避免用飄帶；此外，要考慮到國徽會大量制作，不能采用太多的顏色，否則會有困難……可以說，梁思成的建議是寶貴的，及時指出了國徽設計的方向。那一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身體都不太好，幾乎輪流生病，但他們還是和大家一遍遍修改圖案，當年新林院8號梁思成夫婦的家，其實就是名副其實的國徽設計中心。

1950年6月23日，全國政協一屆二次大會上，全體代表以起立方式一致通過了梁思成組織領導的國徽設計圖案。圖案的下方是金色浮雕天安門立面圖，象征五四運動發源地和宣告新中國誕生之地。天安門上方是金色五星，外圈環以稻、麥穗，下端用绶帶绾結在齒輪上，象征工農聯盟。巍巍國徽，昭昭我心，國徽映照的是梁思成和他的設計小組熱愛祖國的一片赤子之心。

梁思成的名字，還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緊緊聯系在一起。人民英雄紀念碑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耗時最長的大型藝術項目。2008年7月23日，由文化部文藝司等單位主辦的“開篇大作———人民英雄紀念碑落成五十周年紀念展”在深圳關山月美術館展出，引來眾多市民參觀。而這一“開篇大作”，也凝聚著當年擔任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思成的心血。

新中國成立之初，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向全國征求紀念碑設計方案。不久，收到方案約180份，大致有如下幾種設計類型：平鋪在地上，貼近大眾；采用巨型雕塑；用碑型建築。梁思成主張采用碑型建築，但他充分考慮了雕塑家的意見，請清華教師收集了很多國外的雕塑作為參考。

1951年8月，梁思成得知，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某方案已在天安門廣場建起了大比例的模型，顯示為一個有門洞的大台子上頂著一巨型石碑。眼見這一模型即將付諸實施，他焦急萬分，帶病給北京市長彭真寫了一封信，詳細闡述了他對紀念碑的設計意見。他認為，天安門是廣場上最主要的建築物，人民英雄紀念碑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築，兩者絕不宜用任何類似的形體，因此，人民英雄紀念碑不宜放在高台上，而高台之下尤不宜開洞。他的意見受到了彭真的重視，後來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也基本采用了梁思成的具有中國民族特色又有極高獨創性的構思。我們現在看到的紀念碑莊嚴、凝重，又不失雅致和優美，它大致來自於梁思成的設計方案。


北京舊城

為北京舊城的消失而哭泣

錯批一人，多生幾億，這是說馬寅初的。錯批一人，少了名城，這是說梁思成的。

1957年，雄偉壯麗的北京城牆被拆除著。毀牆的炮聲不時傳來，每一炮，都像在梁思成的心中炸響。

有一天，梁思成進城去瞅了瞅，發現地安門已經沒有了，廣安門也消失了，聽說正拆廣渠門，急忙趕去，發現已經只剩下一個城台和一個門洞。毀城者正向北京最後的兩個城門進軍——崇文門和西直門——1957年時最後兩個有甕城的城門。

他不明白：當初煞費苦心要保存的北京舊城，現在為什麼要親手摧毀呢？他還記得，那是在1948年深冬的北平清華園，一天晚上，兩個解放軍方面的人員來到梁家。他們攤開一張軍用地圖，請梁思成在地圖上標出重要的古建築，並劃出禁止炮擊的地區。這使梁思成夫婦意外之余大為感動，他們隨即用紅色的鉛筆，在那張軍用地圖上，把他們認為必須特別加以保護的地點，一一圈點了出來。北平最終獲得和平解放，國人額手稱慶；而梁思成漏夜圈點禁止炮轟圖一事，則成為民族文化遺產保護的永久佳話。可梁思成怎麼也沒想到，北京舊城會在這樣一個和平時代遭到粗暴肢解。

早在1950年2月，梁思成就和居住在南京、曾留學英國的著名建築家陳占祥一起遞交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議》，即著名的“梁陳方案”。方案提出在舊城外的西側另辟新區，這樣，舊城留下，新建一個新中國的政治心髒，而一條便捷的東西干道連接新舊二城，如扁擔一樣擔起中國的政治心髒和中國的城市博物館。

梁思成要保衛的是一個怎樣的“北京舊城”呢？即使沒有到過北京的人，也早已從香煙牌上見識了大前門。今天，人們看到的孤獨兀立在車水馬龍中的前門箭樓和正陽門之間，是一個由城牆圍成的巨大甕城；北京內城九門都是由箭樓和城門樓構成的雙重城樓的巍峨建築，門樓為三檐雙層的巨大樓閣或殿堂，包括外城和皇城的城門城樓、箭樓、角樓等曾多達47個……斯城不再，如今，我們只能借助想象來完成對它的懷念了。

梁思成甚至不無詩意地暢想舊城生活：城牆上面，平均寬度約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一類的灌木，或鋪些草地，種植草花，再安放些園椅。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納涼休息。秋高氣爽的時節，登高遠眺，俯視全城，西北蒼蒼的西山，東南無際的平原，居住於城市的人們可以這樣接近大自然。還有城樓角樓等可以辟為陳列館、閱覽室、茶點鋪。這樣一帶環城的文娛圈，環城立體公園，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他動情地舉例說，蘇聯斯摩稜斯克的城牆，周圍七公裡，被稱為“俄羅斯的頸環”，大戰中受了損害，蘇聯人民百般愛護地把它修復。北京的城牆無疑也可當“中國的頸環”乃至“世界的頸環”的尊號而無愧。它是我們的國寶，也是世界人類的文物遺跡。我們既承繼了這樣珍貴的一件歷史遺產，豈可隨便把它毀掉！

但是，“梁陳方案”立刻被無情地否定。梁思成仍不願放棄最後的一絲努力，他據理力爭：“現代城市為防止過度密集和擁擠，采取大城市用園林地帶分隔為小區域的辦法，城牆正可負起新的任務，承擔現代大都市的區間隔離物。而當國防上需要時，城牆還可作為良好的高射炮陣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在現代還能再盡歷史任務，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牆。”他苦口婆心：“城牆除1米厚的磚皮外，內皆灰土，總數約1100萬噸，以20節18噸車皮組成的列車日運一次，需83年才能運完。這一列車，83年之中可運多少有用之物？廢物體積如十一二個景山，安放何處？北京城外並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廣闊的平原，何苦要費巨大的人力取得這一帶之地？”但是，在那樣一個年代，梁思成微弱的呼喊，很快淹沒在歷史巨大的呼嘯聲中。

當年開始砸東便門那天，梁思成跪地不起，撫牆痛哭，要求保留這唯一一塊古建築標志。為了北京舊城多保留一些有價值的牌坊、琉璃宮門等古建築，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梁思成和吳晗爭得面紅耳赤，有一次，吳晗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捨，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氣得梁思成當場痛哭失聲。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梁的學生）曾經回憶道：“拆歷代帝王廟的牌樓，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幾天……”

時代畢竟在進步，如今，盡管在一些地方，經濟發展與文物保護依然是一個逼仄的話題，但包括古建築在內的優秀文化遺產的價值日益受到了人們的重視。那麼，讓我們記住梁思成吧，不僅僅因為他是中國現代建築理念的啟蒙大師，不僅僅因為他首開中國第一屆建築系，不僅僅因為他是梁啟超的兒子，不僅僅因為他是林徽因的丈夫……除了這一切，他更是一個能從人類文明的角度出發，具有非凡的學術良知與學術勇氣的人。可以說，他的良知與勇氣，在今天依然是一種相對稀缺的精神資源，對我們依然充滿了啟示。

“古建築絕對是寶，而且越往後越能體現出它的寶貴。但是怎樣來保護它們，就得在城市的總體規劃中把它有機地結合起來，不能撞到誰，就把誰推倒，這是絕對不行的……城市是一門科學，它像人體一樣有經絡、脈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學地對待它，它會生病的。”

這是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當年在清華大學任教時經常跟學生們說的一句話。近些年，隨著城市建設的推進，隨著古建築保護與城市規劃、建設的沖突愈來愈引起人們深層次的思考，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梁思成熱”。梁思成關於古建築保護的超越時代的遠見，必將越來越呈現出彌足珍貴的價值。

梁思成大事年表

梁思成(1901－1972)，廣東新會人，梁啟超長子，著名建築學家。

●1901年：4月20日生於日本東京。

●1912年：9月隨父母回國，先後在北京匯文學校、崇文高小及清華學堂肄業。

●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

●1924年：6月赴美留學入康乃爾大學，不久轉學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

●1928年：入美國哈佛大學美術研究院學習。3月與林徽因在加拿大溫哥華結婚。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回北平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任研究員、法式部主任（至1946年），致力中國古建築的研究。他到任後，組織調查組到荒山野嶺尋找古建築遺物。6年間，走遍華北十余省、百余縣，對二千多處古跡遺存和文物進行勘測研究，獲得重要成果。

●1933年：在薊縣發現北宋雙層木構建築獨樂寺觀音閣。

●1937年：和夫人林徽因到五台山，發現建於唐代的大佛光寺大殿木構建築以及山西晉祠等。

●1942年：編寫《中國建築史》，歷經兩年多才完成。

●1945年：11月，赴美國考察，應耶魯大學聘請講授《中國藝術史》。

●1948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任清華大學教授兼營建系主任。

●195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

●1972年1月9日，病逝於北京，終年71歲。

鏈接·同代撷英錄

林徽因

林徽因(1904-1955)，女，福建閩候人，中國著名的建築學家和作家，中國第一位女性建築學家，被胡適譽為中國一代才女。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與夫婿梁思成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成為這個學術領域的開拓者，後來在這方面獲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並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與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在文學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包括散文、詩歌、小說、劇本、譯文和書信等作品，均屬佳作，其中代表作為《你是人間四月天》，小說《九十九度中》等。

1955年4月1日清晨，在與疾病頑強斗爭15年後，與世長辭，年僅51歲。

陳占祥

陳占祥(1916-2001)，生於上海，原籍浙江寧波奉化。1935年，上海雷士德工專畢業。1938年8月，赴英國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留學。

1950年2月，與梁思成共同完成《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提出保護古城，另建西城郊新中心，史稱“梁陳方案”。

1979年，任國家城建總局城市規劃研究所總規劃師，《城市規劃》（英文版）主編。1988年1月，應邀赴美國講學，先後任教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康奈爾大學。1989年歸國。

2001年3月12日，逝於北京。

來源：晶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