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東漢時傳入中國，時至魏晉時期，佛教建築已十分普遍。始建於北魏太和十五年的山西恆山懸空寺，依崖壁凹凸，凌空而建，整體寺廟看上去，層疊錯落，變化微妙。已有1500余年歷史的懸空寺，如今仍能矗立在峭壁間，不由令人感慨中國古代建築者的巧奪天工。

魏晉時期，開鑿了若干規模巨大和雕刻精美的石窟寺，並在繼承秦漢建築成就的基礎上，吸收了印度、波斯乃至希臘等地的藝術元素，豐富了中國建築的形式和藝術表現。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是石窟寺的典型代表，雲岡石窟大部分，昔日建造在石窟外側的木構建築已經毀去，但是石壁上還能看到，原來架設木構件的痕跡。

雲岡石窟從早期以佛像為主開鑿石窟到中期洞窟分前後室，後室洞窟中央雕刻佛塔，再到晚期洞窟外部做成三開間門廊狀的石窟形式，可以清晰地看到，石窟寺建築逐步中國化的過程。

歲月悠悠，滄海桑田。昔日之門阙殿閣與堂榭樓台，早已化為殘垣荒草，唯有石窟中的大佛依然震撼著後人。

在一座佛寺中，殿宇建築很多，根據宗派的不同，寺中之殿閣樓台建築多少不定，但有7種建築是必不可少的，叫做“伽藍七堂”。至於七堂的用法和取捨，根據時代之不同而各有差異。例如：

唐代對伽藍七堂的規定：

1.佛塔（捨利塔）；

2.大雄寶殿（又稱金殿或佛殿，　安置本尊佛）；

3.經堂（講經之所）；

4.鐘鼓樓（二者為一堂）；

5.藏經樓（安放佛經之所）；

6.僧房（僧眾的居所）；

7.齋堂（大餐廳）。

宋代禅宗對伽藍七堂的規定：

1.佛殿；

2.講堂（又稱法堂）；

3.禅堂（僧眾坐禅或起居之所）；

4.庫房（又作庫院）；

5.山門（又作三門，即具有3扇門之樓門，表示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

6.西淨（廁所）；

7.浴室。

佛教寺院在唐宋及以前，基本上有山門，金堂（即現今大雄寶殿）、講堂或禅堂，偶或有塔。等到了元代之後，基本上形成了現在大家所看到的格局：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三聖殿、藏經樓。兩側祖師殿、伽藍殿、藥師殿、西方殿、觀音殿、地藏殿等。

中國的遼金時期佛教興盛，建造了大量佛教寺院，有很多遺構保留至今，成為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史的重要實例，也為遼金建築在中國建築史中地位的判定提供了依據。對於遼代統治者來說，信奉佛教是其吸收漢地文化，借以統治漢人的工具。因此，遼代皇帝研究佛教，支持佛教的發展。在遼聖宗、興宗、道宗三朝（983—1100），佛教在遼統治地區曾興盛過100多年，朝廷采取了若干保護與支持佛教的活動，支持寺廟興建和寺院經濟的發展。聖宗之女秦越大長公主捨南京私宅(遼南京即今北京西南地段)，建大昊天寺，同時施田百頃，民戶百家。現存著名遼代寺院建築中與皇室有關者不乏其例，如薊縣獨樂寺、大同華嚴寺、應縣佛宮寺、慶州白塔寺等。當時的一些權貴富豪也效仿皇室，支持佛教的發展。因此遼代統治雖短，領域不過華北、東北地區，在其統治地區內興建佛寺數量卻相當可觀，現存的著名遼代塔寺就有幾十處。金代在入主中原以前，已從高麗、渤海國方面傳入佛教。在其以武力征服遼、宋之後，便確定“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的統治策略，皇室出資興建佛寺。例如太宗在金天會年間（1123—1137）為海慧大師在燕京（中都）建寺，此寺熙宗時命名為大延聖寺，世宗時改名為大聖安寺。熙宗還命僧海會（？—1145）為他在上京會寧府建大儲慶寺。世宗在中都為玄冥禅師建大慶壽寺，並賜沃田20頃，錢2萬貫。重建昊天寺，賜田百頃。修建中都郊外之香山寺，並改名為永安寺，賜田2000頃，錢2萬貫。同時世宗還在遼陽建清安禅寺。後來其母貞懿太後出家為尼，又於清安禅寺別建尼院，由內府出資30萬貫。並施田200頃，錢百萬。

由於遼金兩朝長期占據中國的北部疆域，導致遼金建築因襲隋唐之制，又發展出了許多具有遼金地域特色的建築。與此同時，宋代在中原所興建的建築已經發展成熟，並有專為施工提供的著作《營造法式》。在遼代中後期，隨著邊疆地區與宋王朝戰事的緩和，遼與宋的文化交流漸漸頻繁，漢工匠進入遼疆帶來的宋式建築技術，對遼的建築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時至金代，在金軍不斷吞並宋朝疆土的同時，在各地的金代寺院建築中繼承遼的特色以及與宋式的融會貫通中，出現了許多復雜的個例。可見遼金建築的歷史伴隨著諸多變遷，在建築史上是相對活躍的一個時期。

在此，本文將從建築布局形式與營造技術兩個方面探討遼金寺院的建築特色及其演變。

寺院布局

在印度，早期佛教並無寺院。佛教徒依佛陀制定的“外乞食以養色身，內乞法以養慧命”之制，白天游方說法，晚上回山林禅定。後來摩揭陀國的頻毗沙羅王，布施伽藍陀竹園，才出現了第一座佛教寺院。寺院在印度被稱為“僧伽藍摩”，略稱“伽藍”。僧伽藍摩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精捨式，一是支提式。精捨式伽藍，中設殿堂及佛塔，周圍建僧捨。支提式伽藍，是依山開鑿的石窟。這兩種式樣的伽藍先後傳入我國演變成了宮塔式寺院和石窟。我國第一座佛寺白馬寺當時的布局，就是以一個大型方形木塔為中心的宮塔式布局，在其四周有廊庑門殿圍繞。

宮塔式布局與院落式布局的根本區別，在於宗教空間的變化。宮塔式寺院以塔為中心，是圍繞中央浮屠，具有向心性氛圍。這也許與原始佛教時期，餐風露宿的修行方式一脈相承。而院落式的興起，表明了宗教空間逐漸轉向了室內，院落空間只起聯絡的作用，這一點與中國傳統住宅空間更為相似，可看出佛教寺院在中國的本土化與世俗化。

在歷史上，遼代寺院的布局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唐代以塔或者高閣為平面中心的宮塔式布局。如建於公元984年的遼代薊縣獨樂寺，由體量宏大的觀音閣為中心組織寺院布局，是典型的宮塔式布局。又如遼清寧二年（1056）建造的應縣佛宮寺，在木塔後面曾建有九間大殿，但主體建築仍然是矗立於中央的釋迦塔。再如大同善化寺的三聖殿是金代重建的大殿，其中供奉的三聖像與後面大雄殿裡的五方佛難成體系，且三聖殿距大雄殿的距離遠遠超過距山門的距離，這些現象引發了一些專家大膽推測：在遼代三聖殿基址上很有可能曾存在過一座恢宏的樓閣。此外，由為數眾多、分布甚廣、且藝術水平極高的現存大量遼代磚塔也可以推測，在很多遼代寺院中，塔仍然是主要建築。這一時期的寺院布局，因時、因地、因宗派的差別而產生了多種類型，類型極其豐富。

（1）以塔為主體

自佛教傳入中國出現佛塔始，這種布局一直流傳著，最早的例子可以用大同北魏雲岡第2窟、21窟的中心塔柱說明之。到了10世紀以後，一些遼代寺院仍然選擇這種古老而傳統的形式，例如建於遼清寧二年（1056）的山西應縣佛宮寺，便是以釋迦塔為主體的寺院，塔後建有佛殿。建於遼重熙十八年（1049）的內蒙慶州白塔（釋迦佛捨利塔），現僅存一塔，當年也是一座寺院，塔後有佛殿。建於遼清寧三年（1057）的錦州大廣濟寺，是以一座磚塔為寺院主體，塔的前後均有殿宇。另據《全遼文》卷十載，遼南京大昊天寺在九間佛殿與法堂之間添建了一座木塔，此舉更能說明當時在遼代統治區喜用以塔為主體的佛寺之模式。

這些以塔為中心的寺院，據考古可知，平面布局較完整的是慶州釋迦佛捨利塔佛寺。山門之內即為大塔，周圍有廊庑環繞，塔後為佛殿。院落成豎長方形，塔與山門的距離幾乎與塔的總高73．2米相等，塔與佛殿的距離比塔高還要大些，約80米。而塔與兩側廊庑的距離只有20米。主要塔院後部尚有若干佛殿，分列於中部與西部兩組院落之中；中部院落依然就塔院中軸線延伸，有佛寺中殿與後殿；西部院落就中殿東西軸線轉折後，作前後兩進，西前院單獨設門出入。由於此寺建於遼代慶陵所在地，據此推測中部塔院及佛殿院落為主要禮佛場所，西院可能是專為皇室使用的建築群組。

這個時期的木構佛塔僅存應縣木塔一例。然而，就是這僅有的一例，卻證明著當時中國建築所達到的領先世界的技術水平。它不僅造型完美，而且技術先進，它采用的筒體結構，使其經受了7次大地震而能巋然屹立。

磚石塔的遺物留存較多。不但形式豐富多彩，有方形、六邊形、八邊形，外觀有密檐式、樓閣式、花塔；而且結構技術水平高超，出現了薄壁單筒、厚壁單筒、雙套筒、筒中柱、實心砌體、磚心木檐木平座、下磚上木結構等不同的結構形式，建成了中國造塔史上最宏偉、最高的磚塔——高達84米的定縣開元寺了敵塔。

為解決登塔的問題，有塔心柱的采用穿心式樓梯，厚壁者采用穿壁繞平座式或壁內折上式，雙套筒者於兩筒之間布置塔梯，這些充分反映了造塔匠師們的聰明才智。磚石塔的塔身立面多有雕飾，並以此來表達造塔之人或時代的思想及審美情趣，借以感化信眾。

（2）以高閣為主體

在這一時期的寺院中，以薊縣獨樂寺為代表，但遺憾的是獨樂寺遼代建築只存山門、觀音閣，佛寺全貌如何，不得而知。幸好從文獻記載中找到與獨樂寺平面布局相關的例子，現存遼代奉國寺即屬此類寺院。據金、元碑記等文獻資料可知，遼代的奉國寺有七佛殿九間，後法堂、正觀音閣、東三乘閣、西彌陀閣以及四聖賢洞120間（即圍廊）、伽藍堂一座、前三門五間，以及齋堂、僧房、方丈、廚房等。對照寺址現狀，可知其原在山門內有觀音閣，閣後為七佛殿、後法堂。遼代佛寺中這種前高閣、後佛殿的寺院，以供奉觀音高大立像的樓閣為中心，與遼代皇室尊“白衣觀音”為家神的信仰不無密切關系。

中軸線上的建築主要是宗教禮儀性建築，中軸兩側則更多的是僧人日常活動的建築。佛殿居中心，這中心位置比作人體的心。在佛殿內部空間處理上，企圖擴展禮佛空間，是遼金佛殿的普遍追求，因此出現了移柱或減柱的作法。最甚者在七間殿宇中，前內柱只留兩棵，余皆取消，使殿內空間豁然開朗，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這種功能上的追求，促進了結構技術的探索，在佛殿構架中出現了類似現代建築中的組合梁架。而一般宋代佛殿柱網排列齊整，不作減柱移柱，表面上看似乎偏於保守，但可理解為追求結構體系的完美；對於佛殿內部空間的擴大，采用四出抱廈一類的方法加以彌補。

（3）佛閣與樓閣

佛閣是指寺院中位於中軸線上的樓閣，體量高大、宏偉。例如文獻記載，遼寧義縣奉國寺的正觀音閣，是一座七開間的樓閣。當時大型寺院在中軸線上建造高大的樓閣建築絕非少數。遺憾的是，這類樓閣的現存遺物僅有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其規模雖稍小，僅為面寬五間，進深四間，總高23米的中型樓閣；但其所采用的筒形構架，並於外柱間施用柱間斜撐，故曾抵御了28次地震的襲擊，因其結構的堅固性、體系的科學性所產生的長壽效應而享譽世界，成為世界現存最古老的樓閣之一。另一類在寺院中軸兩側的樓閣，規模較小，最多使用大三間，如正定隆興寺慈氏閣；有的還只有小三間，如善化寺普賢閣。就樓閣的功能性質來看，寺院中還有鐘樓或藏經樓，也與佛閣夾雜布列。縱觀中軸兩側所置樓閣，有以三乘閣與彌陀閣對峙者，如奉國寺；有以文殊閣與普賢閣對峙者，如善化寺；有以慈氏閣與轉輪藏對峙者，如隆興寺；有以鐘樓與經藏對峙者，如大相國寺，“左鐘曰樓，右經曰藏”。南宋五山寺院也如是。但唯獨不見鐘樓與鼓樓對峙之實例。

另外，遼代寺院的布局特色，還表現在主要殿堂都建在高大寬廣的月台上，月台前部往往對稱建造小亭，如大同上下華嚴寺的主殿，善化寺的大雄寶殿。還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遼契丹民族的原始拜日信仰以東為上，現存的華嚴寺遺構由於曾一度作為祭祀遼王祖先的宗祠，其中主體建築都采用坐西朝東的方位，不同於中原傳統坐北朝南的寺院建築，具有濃厚的地域民族特色。公元1125年金人滅遼，積極吸收了遼在漢文化基礎上發展出的北疆文化，其中就包括佛教信仰。如金代巨剎朔州崇福寺的彌陀殿和觀音殿就為排列在中軸線上的兩座大殿，並且都建造在高大的月台上，宛然遼風。在金代佛寺繼承發揚遼寺特色的同時，偏安一隅的南宋已經興起了禅宗的熱潮，名噪一時的禅宗五山十剎，不僅奠定了後世中國佛教禅宗的主流地位，也同時發展出了具有鮮明特色的禅宗寺院格局，即禅宗七堂。這種布局形式在當時應該代表了先進的文化，因為其建築空間都依據實用功能來配置，拜佛、講經、坐禅，以及生活起居都被安排在以院落為單位的空間裡，禅宗七堂的形式在宗教學上規范了僧人的起居，但在建築學上卻開創了更加自由的院落組合。於是，隨著禅宗的推廣以及遼金相繼退出歷史舞台，禅宗世俗化的寺院布局逐漸取代了遼金寺院那種強烈的宗教感，所以在後世北方的佛寺中也已很難窺到遼金時期那種頗有北疆之風而恢宏豪邁的寺院了。

建築技術

初見遼金建築，粗大的斗拱用材，往往最先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幾乎同時期出現在宋朝的施工守則《營造法式》中制定的用材等級，與各地遼代遺構的用材規律相差無幾。由此可見，遼宋的建築都是在繼承唐代較為成熟的建築技術之後發展的。那麼造就遼宋建築技術差異的原因，可以推測為地域環境和民族審美情趣的差異。通過現存的遼金以及宋代遺構的對比，加上幾代建築學者對《營造法式》一書的研究，學界公認的遼金建築的技術特色主要有：建築單體平面中采用的減柱移柱法，建築結構中大跨度梁的使用，以及斜拱斜昂的技術使用。

在遼金遺構的寺院建築的單體平面，尤其是大殿的平面采用減柱或者移柱造的實例非常之多。減去殿內的若干金柱或者向後移動前排金柱，其目的是獲得更大的佛壇前的空間以及避免柱列遮擋禮佛視線。金代殿堂中被稱作大額的大跨度梁的使用，使得梁下金柱的有無與位置更加靈活，以致於金代遺構無一例外都使用了減柱造或者移柱造。這種調整佛殿內部空間的手法，在宋代《營造法式》中完全沒有記載，在宋式的建築實例中也十分罕見，可以確定為是遼金建築的獨特手法。推測是由於遼金時期統治階級，親佛崇佛，動辄舉辦大型法會對殿內大空間的追求升級，於是采取了減柱造或移柱造以擴大佛壇前的禮佛空間。

此外，斜拱斜昂是遼金建築的一大創新，不同於普通斗拱的出拱與梁枋成垂直方向，迄今為止在遼金遺構中發現了與梁枋成45度或60度的斜拱或斜昂，如獨樂寺觀音閣、下華嚴寺薄伽教藏殿的45度斜拱，崇福寺彌陀殿的45度斜拱與斜昂，以及善化寺普賢閣的60度斜拱，還有出現在善化寺三聖殿的極其復雜的三重斜拱。這類型的構件在宋式建築中並未出現過，《營造法式》中也只字未提，並且除山西境內的一些地區外，這種形式的斗拱在遼金之後基本絕跡。可以說這種構件伴隨遼金王朝的出現而出現，又隨遼金的沒落而銷聲匿跡。由此筆者推測，斜拱是來源於北方游牧民族傳統住居中的某種成角度的支撐構件，結合了中原本來的斗拱做法而最終形成的。這種構件結構作用非常簡捷有效，如建築立面較大的開間處，宋式建築往往需要兩朵補間鋪作來支撐，而同等條件下遼金建築只用一朵斜拱即可勝任。

對崇福寺彌陀殿以及善化寺多處斜拱的配置方式進行考察之後，發現斜拱在遼金建築中往往具有標示性的含義，比如運用在大殿重要入口的上方，或者用來區分柱頭鋪作與補間鋪作。並且從彌陀殿到三聖殿，可以明顯看出斜拱逐漸繁復化，裝飾性越來越強，以至淡化了其最初直接明了的支撐作用，可以看作是斜拱作為建築結構構件的退化。這種變化一方面也許與遼金兩朝與游牧生活的漸漸疏遠有關，另一方面，也許是金不斷吞並北宋疆域，使得漢地建築的影響越來越強烈，最終淘汰了這種民族特色的建築構件。

另外，遼金建築技術中許多細微的變遷，如插昂的漸漸推廣，耍頭形式的變化等，都是受宋式影響的明證。所以，遼金建築受宋式影響的演變過程事實上也可看作一部遼金王朝與宋王朝的技術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