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亡尚有復國之日，文化一亡，則永無補救！”1933年，故宮博物院百萬件珍貴文物開始歷時10余年的大遷移，足跡遍及10余省。   　　1937年 “七七”事變後，故宮文物分3路從南京運往四川。南路輾轉至四川巴縣（現重慶巴南區）境內；中路經漢口、重慶等地到達樂山安谷鎮；北路經徐州、鄭州等至成都，最終到達峨眉縣。抗戰勝利後，藏身於四川各地的故宮文物才匯集重慶，後東歸南京。   　　翻開這段歷史，不難發現四川人為保護民族瑰寶做出了無私奉獻。“功侔魯壁”4字的褒獎，實至名歸。   　　樂山市市中區安谷鎮泊灘村，被碧綠農田包圍的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館，顯得古樸而雅致。史料館牆上，“功侔魯壁”4個燙金大字，遠遠就吸引著人們的目光。功侔魯壁，是抗戰勝利以後，為了表彰安谷百姓的護寶功績，故宮博物院以當時政府名義頒發、由院長馬衡親筆書寫的牌匾，意指樂山民眾護寶事跡，已經等同於孔子後人在夾壁裡藏書、讓孔子思想得以流傳的功績。   　　7月底，記者走進樂山追尋這段70多年前的護寶歷史。雖然當年參與護寶的當事人已紛紛去世，但史料館保存的他們的口述實錄，仍然講述著國難當頭時的“草民承大道，布衣寫華章”。   　　運寶——騰出宗祠存國寶   　　“你站的這處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館，當年就是保存故宮文物的7座宗祠廟宇之一。”76歲的史料館創始人王聯春告訴記者，在烽火硝煙的1939年，中路遷移的故宮文物從南京運抵重慶安放，然而緊隨而至的重慶大轟炸，讓故宮博物院發現此處不宜久留。於是，工作人員溯江而上，在樂山鄉間的安谷鎮覓得古佛寺以及6座宗祠，作為9361箱文物的保存點。王聯春指著史料館陳列的一張泛黃票據說，“當時的安谷人接到通知以後，二話不說就把老祖先的牌位搬出去騰出廟堂，換回的就是這種當時政府出具的借據。”   　　當年選中安谷宗祠，就在於這裡遠離市區，且宗祠四周大多有參天古樹遮掩，可以避免日機轟炸。這樣的選址最終驗證了科學性。1939年，日機轟炸樂山，半城盡毀，但遠在郊外安谷的文物，卻躲過一劫。   　　近萬箱文物走水路從重慶、宜賓一路顛沛抵達安谷時，正值枯水期，安谷也並沒有一個可供大船停靠的碼頭，就只能用一條條木船和筏子把一箱箱文物轉運上岸。搬運的除了負責押運的士兵，就是當地的安谷村民。   　　史料館裡，當年曾參與搬運文物的安谷鎮回龍村村民趙鴻發的口述實錄，記載了那段歷史：“1939年，文物從樂山用竹筏運往王落渡。在搬到易祠的庫房時，我被保長趙樹斌喊去搬運。從渡口到祠堂途中，每十步遠就有一個崗哨。”趙鴻發很好奇箱子裡都是什麼寶貝，“但根本沒人敢問具體是什麼東西。”也許是因為太重或者緊張，搬運時，趙鴻發和鄉民兩人抬著箱子下竹筏，“我一不小心把箱子的一頭滑進水裡，當時押運的士兵以為我是故意的，還把我抓去關了一個多小時。”   　　護寶——袍哥百姓主動巡邏   　　負責押運和看守故宮文物的有一個連的兵力。“幾處文物的存放點荷槍實彈日夜看守，外人根本不准靠近。”王聯春說。   　　趙鴻發回憶，“有一次，回龍村一個村民路過易祠，多看了幾眼，看守的衛兵立即拉動槍栓，並警告他不許再看。那些當兵的白天黑夜都站著崗，要是靠近一點的話，馬上問你干啥子的，一拉槍栓，我們只敢說‘干活的，干活的’，嚇人哦，我膽小，更不敢東看西看了。”   　　不過，故宮文物運到樂山的消息很快傳開，日軍特務也開始頻頻出動打探文物的具體存放點。此時，樂山的袍哥和普通百姓便主動承擔起護寶重任，“當兵的在最裡層，我們本地人就在外圍巡邏。只要在街上碰到不熟的可疑人物，就直接趕出去。”王聯春說。   　　不僅如此，因工作需要，故宮博物院樂山辦事處招聘了十幾位安谷當地人協助保護文物。史料館館藏資料顯示：1939年文物運抵安谷時，16歲的窦洪海與哥哥窦懷福先後受聘，用他們的木工手藝，為各庫房制作維修存放文物的木箱、木架、庫房板壁、加固梁柱等。此外，回龍村的易泰安和易泰全兩兄弟被聘為國寶保管、翻曬工，宋致清被聘為泥水匠，還有龍新海負責上箱，王鐵匠的兒子一個當庫員，一個搬東西……   　　窦洪海生前在接受史料館訪問時回憶：放置國寶的木箱長1米，高和寬均為0.5米，木板厚約3厘米。所有國寶都用棉花包扎後進箱，空隙處用稻草、棉花等填塞得緊緊的。即使是書畫碑帖典籍，也要鋪一層棉花和稻草，再放一層文物，層層壓緊，然後釘牢箱蓋，貼上封條，又以鐵條加固，極為牢靠、嚴實。“由於包裹嚴實，這些文物在安谷期間一件也沒有損壞。”   　　曬寶——3人一道啟封開鎖   　　運抵安谷的文物，都放在箱子裡貯存，保管制度極為嚴密。王聯春說，文物進庫房後，每一件都登記在冊，以箱分類編號，按序排列堆放，每庫都有固定的專人保管。非辦事處成員和庫房工作人員，一概不准入內。庫門上鎖後即予封簽，凡要進庫需經辦事處主任同意，3人一道啟封開鎖，並且逐項填寫開箱登記表。平日，管理人員清掃庫房，檢查有無鼠嚙蟻蛀痕跡。每逢雨天，就檢查是否滴漏，如有受潮，及時報告處理。   　　每年夏季天氣潮濕，逢晴時均要翻曬部分文物，稱作“出組”。每組5至6人，啟鎖開箱，按檔案清冊逐件核對無誤後，搬出庫房，堆放在場壩上曬太陽。如發現蟲蛀、受潮、霉損，要在開箱記錄表上詳細列出，還要在清冊上一一注明。負責警衛的士兵站立在四周，閒人可遠看不得靠近。晾曬結束再裝箱時，需全組人員同時在場，核對清冊無誤，釘死，封簽，搬存原處。   　　由於監管措施十分嚴密，窦洪海等安谷人也鮮有機會細瞧文物模樣。直到有一次翻曬文物時，故宮樂山辦事處歐陽道達主任終於同意讓大家近距離觀賞文物。他叫人取來清水，倒進一個瓷盤。此時，大家驚訝地發現印在盤子上的魚兒居然在水中“游”了起來，這也是窦洪海惟一一次與故宮文物親密接觸。直到多年以後，安谷百姓才知道當年存放於樂山的故宮文物中，有清院本的《清明上河圖》、郎世寧的《八駿圖》等多件國寶。   　　抗戰勝利以後，9000多箱文物又沿水路離開。三路故宮文物南遷先後集中於重慶，1947年返回南京。   　　“古物有靈”峨眉躲過大火   　　1939年7月11日，北路轉移的文物，從漢中、褒城、成都等地，全部運抵峨眉，分別存放在縣城東門外大佛寺和西門外武廟。這裡雖然遠離了敵機轟炸，但文物卻險些因為寺院大火付之一炬。   　　據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館館長徐紅洋說，到達峨眉的文物，有5094箱都存放在大佛寺。這處明代萬歷年間修建的寺院，占地百畝，有五進院落和100多間禅房，殿宇宏偉寬敞。為了便於保存，寺院的大殿和相近的廂房，被拿來當成了庫房。而剩下的2000多箱文物，則保存在關帝廟裡。當時，關帝廟已經荒蕪，住著幾個流浪漢。押送文物入川的故宮研究員那志良還給他們發了少量搬遷費，讓他們騰出地方。然後請來泥水匠用磚砌了圍牆，院內也重新鋪了地磚、安放了木架，以存放文物。徐紅洋說，文物轉運時，原本就已經分別裝箱。但為免文物受潮，還專門制作了木架存放。   　　然而，樂山遭遇敵機轟炸，讓那志良再次感到了危機。他認為大佛殿殿宇高大，目標明顯，很容易被敵機發現。再加上大殿與民房相鄰，容易失火，因此在1942年，又將存放於大佛殿的文物搬到了武廟和縣城外的土主祠和許氏祠。沒有想到的是，1943年春，峨眉縣城因為一家煙館失火後，引燃旁邊的一座油坊，迅速在城內引發大火。史料記載，這場大火把縣政府、銀行、郵電局等完全燒光。眼看大火迅速向武廟蔓延而來，那志良當機立斷，命令駐守士兵將附近的草房一律拆除，並承諾賠償，以割斷延燒的路徑。待全部拆完沒多久，大火蔓延至此，因為沒有了助燃的材料，火勢終於在藏寶倉庫門前得以撲滅。   　　縱觀文物南遷路，無論是在寶雞，還是漢中，抑或成都和峨眉，都曾遭遇過敵機空襲和大火等危機，但最終均逢凶化吉。這讓那志良也不得不感歎“古物有靈”。   　　“翠玉白菜”曾存放成都大慈寺？   　　抗戰時期南遷入川的故宮文物，也曾與成都有過短暫的相會。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館館長徐紅洋介紹，由北路來川的故宮文物，部分曾經存放於成都的千年古剎大慈寺，最後才送往峨眉縣集中存放。由於著名的“翠玉白菜”就曾存放於峨眉，因此，這件聞名海內外的故宮珍寶，當年便極可能曾在大慈寺存放。   　　據介紹，故宮轉移的文物，北路共有7286箱。1937年11月經徐州、鄭州運抵寶雞。然而3個月後，寶雞遭敵機轟炸，只得翻越秦嶺經漢中前來成都。   　　成都的存放地點，是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親自來蓉選定的千年古剎大慈寺。原台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那志良曾在《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一書中回憶道，文物從漢中到成都，560多公裡的距離不算太遠，但好幾處地方要經過河流，卻沒有橋。“汽車開到渡口，需要開到木船上去，然後由船夫把木船往上游拖拉一段路後，再叫它順流而下，就水勢斜行到達對岸，汽車再開上岸去。”就這樣，文物輾轉來到成都。   　　沒想到，故宮文物繼續遭到日軍空襲的威脅。記者查閱資料發現，自1938年11月8日，日機首次襲擾成都開始，至1944年11月止，在長達6年的時間裡，成都所受轟炸至少21次。而成都市檔案館館藏資料顯示：1939年6月11日晚7點30分，敵機27架空襲成都春熙路、鹽市口等鬧市區，炸死211人，傷457人，損壞房屋4700多間。   　　那志良回憶，有一次防空警報拉響不久，便看到日機從東邊慢慢飛來。但是大慈寺的和尚們都跪在地上雙手合十，口念阿彌陀佛，炸彈下來也不躲。沒想到，炸彈把鹽市口等市中心炸得火光沖天，大慈寺卻安然無恙，文物也躲過一劫。   　　眼看成都也不安全，馬衡再次決定將北路文物繼續轉移至峨眉。徐紅洋說，漢中文物轉運成都的首批出發時間是1938年5月，最後一批運離成都前往峨眉是1939年6月。因此，文物呆在成都最長的時間達13個月左右。但是，直到1939年6月，漢中的文物也沒有來得及完全轉運到成都。因此，未轉運來蓉的故宮珍寶，有的便直接從漢中取道廣元等地，直赴峨眉。   　　那麼，在成都保存的文物究竟有哪些？由於年代久遠，且無相關資料，已經無法求證。但廣為國人熟悉的珍寶“翠玉白菜”，卻極可能在成都存放過。   　　徐紅洋透露，那志良在峨眉期間曾在峨眉中學教書，而他的一位學生譚永富就曾隨他目睹過“曬文物”。記者在“紀念故宮國寶南遷樂山70周年專刊”上看到，譚永富的一篇《國寶目睹記》，回憶了他在峨眉武廟看到“翠玉白菜”的印象，“一株翠玉白菜，菜葉上還臥著一只小昆蟲，活靈活現的，美麗極了！”這就意味著，今日存放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翠玉白菜”，是隨北路文物遷移的，就極可能是從成都中轉過去的。

      （來源：四川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