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明清古村落縮影
　　在現代社會存留下來的古村落，大多是明清及其以後形成的古村落，它們不僅傳承了自古以來中國傳統聚落的基本特點，而且成為在時間上離我們最近且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的古村落形式。這裡以徽州棠樾村和湖南曾國藩故裡富托村為例，作簡要敘述。
　　一、徽州棠樾村的演變
　　棠樾村位於安徽南部歙縣城西南7.5千米的地段，北枕龍山及其支脈後頭山，南臨徽州盆地，遠處有富亭山為屏，中間開闊之地有源於黃山的豐樂河自西向東穿村而過，在形局上符合傳統風水說關於“枕山、環水、面屏”的選址模式。
　　棠樾村的建設主要開始於明代，歷經明清兩代的建設擴展，形成今天所能看到的規模。其實，棠樾村的建設，最早可以上溯到南宋建炎年間（約1130年）。當時住在徽州府邑（今歙縣縣城）西門的一位以文著稱的產業界人士鮑榮，在踏遍府邑四周山水後，發現今棠樾村所在之地綠林陰翳，山環水繞，是造園休閒的理想之地，遂在此建造別墅一座，成為棠樾村最早的建造者，鮑榮也因此而被棠樾人尊為始祖公。棠樾村名的由來，族譜中無明確說明，族譜中只引用有元代詠棠樾詩句“遙想棠陰清晝永”一句，而“棠陰”一詞出自《詩經》，後被比作“德政”。“樾”字在《玉篇》中的解釋是：“樾……楚謂兩樹交陰之下曰樾”，也就是說濃濃的樹蔭之下就是“樾”，說明當時的此地樹木蔥郁，甘棠綠蔭，環境幽靜，是居住休閒的理想之所。
　　鮑榮之後，棠樾很長時間都只是作為園林別墅，別無他建。到了四世曾孫鮑居美時，因“察此處山川之勝，原田之寬，足以立子孫百世大業”，遂攜家人自府邑遷往此處。此後800多年裡，棠樾村便營造不止，成為鮑氏家族的長久聚居地。
　　棠樾村歷來以“孝”聞名，建築布局便深深地體現了這一思想。而“孝”的起因與宋末元初鮑氏八世孫鮑宗巖、鮑壽松父子被盜賊抓後相互爭死有關。相傳鮑氏父子被盜賊追趕，被抓到後須殺死其中一個人以洩恨，兒子以尊老戴父為由願替父死，父親則以香火延續需賴兒子為由爭著己死，父子爭執不下，感動了盜賊，結果把父子二人均放了。此事正好印證了儒家倫理所謂“父慈子孝”的思想。在儒家倫理中，“孝為百行之首”、“生民之德莫大於孝”。此事相繼被收入《宋史？孝義傳》、《明史？孝順事實》、清《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等史籍，廣為流傳。後來鮑壽松做了官，朝廷特給棠樾村鮑氏御制了“慈孝裡”石坊一座。元至正年間（1341~1368年），鮑元康在龍山之巅特建慈孝堂，記刻父子爭死一事。乾隆皇帝聽到此父慈子孝的故事後也很為感動，專門為鮑家祠堂親筆題寫了“慈孝天下無雙裡，錦繡江南第一鄉”的對聯。
　　元明時期，棠樾人從村落的總體規劃出發，對水道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使原有的兩股水流改變河道，一條入村後，沿村子南面環繞如帶，呈環抱有情狀；另一條原僅注入東北的橫路塘，改造後從橫路塘引出繞村東而出，兩股水在東南方的馬總步亭附近匯合，再流經七星墩附近的水口，然後再漸漸流走。
　　棠樾村的水口處是一組很有標志性的水口園林。按風水的說法，棠樾水口也處在吉利的東南巽卦之位，乃生氣之方。為了彌補此處缺乏鎖氣之山的缺陷，便在水口附近人工砌築了七個高大的土墩，稱之為七星墩，墩上植有大樹以加強關鎖之勢。水尾處跨水建有石橋一座，橋上原有義善亭。整個水口園林基本保存至今。
　　棠樾村的大發展是在明代。眾所周知，明代是徽商發展的重要時期。大批徽商在外經營致富後紛紛回家鄉購置田產，修造房屋、祠堂，興建學堂。嘉靖至萬歷年間（1529~1578年），棠樾村出了一個大官工部尚書鮑象賢。棠樾在明中後期出現了一個營建村捨的高峰期。
　　明後期的棠樾村已具相當規模。村內有一條名叫“前街”的以青石板鋪成的街道，呈東西向延伸。前街中段的北面，工部尚書鮑象賢建有宣忠堂一座。其宅制經皇帝特許，門屋為五開間，檐下懸掛“宣忠匾”，門前豎有一對旗桿；宅深縱向為五進，是村內規格最高的建築。鮑象賢去世後，因宅為祠，前面作為尚書公家廟，祭祀用；後面仍作住宅。同時在村東大道邊，建有尚書坊一座。另為鮑象賢祖父鮑燦建有“孝子坊”一座，為鮑象賢之父建有“監察御史坊”一座。鮑氏祖孫三代的三座宅坊，成為該時期棠樾村的主要標志物。
　　清代棠樾村的建設較之明代有進一步發展。大致在乾隆至嘉慶年間（1736~1820年）再一次出現建設高峰期。原因仍是與徽商賺錢後大量投入到家鄉建設有關。這一時期棠樾鮑氏一家三代出了三個大鹽商，即鮑志道、鮑濑芳、鮑均，目前村內遺存的古建築，大部是這一家人的義舉。村內街道由原有的一橫道擴展為前後二橫道格局，兩街之間有數條南北向的小巷相通。大批的建築、牌坊、祠堂、書院以及豪華住宅等，均興建於這一時期。在明代已有的尚書坊、慈孝坊、孝子坊之間，又陸續加建了四座石坊，形成按“忠”、“孝”、“節”、“義”排列的七座碑坊群。坊下以長堤一道相貫通，堤側遍植古梅，間輔以紫荊，具有極強的標志性和可識別性，形成獨具風格的村口景觀。

　　二、湖南曾國藩故裡
　　在南岳北側50公裡左右的九峰山南麓，有一塊沃野平疇，俯瞰似一片巨大的荷葉，故稱荷葉鄉，原屬湘鄉縣，今屬雙峰縣，這就是清代重臣曾國藩的故鄉。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生於清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十月十一日，卒於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二月四日。道光十八年中進士，先後晉升為兩江總督，直隸總督，诏加“太子太保”，賜封“一等毅勇侯”，授“英武殿大學士”，升“光祿大夫”，卒後谥稱“文正公”。
　　曾國藩作為晚清第一名臣，是一個很復雜、有爭議甚至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但不可否認的是，曾國藩對晚清社會尤其是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比如他倡導自強救國的洋務運動，開辦近代軍事工業，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技術，他在立德、立功、立言以及治國、治軍、治學、治家、治身等方面都頗有建樹，所有這些對後世不無啟迪和借鑒意義。
　　曾國藩故居由出生地白玉堂、青少年時期居住的黃金堂和封侯之後建造的富厚堂三部分組成。白玉堂是曾國藩的出生地，坐落在荷葉鄉的天坪村。全屋三進兩橫，磚木結構，青磚青瓦，雙層飛檐，粉壁墨畫，頗為壯觀。大屋共有48間房，六個天井；大廳中有兩個大天井，栽植各種花木，飾為花廳；廳前一大坪，坪前是半月形池塘，有石垣自“月牙”兩頭延伸，將全屋環繞，構成一個格局分明的居住環境，曾國藩的童年就在此度過。
　　黃金堂是曾國藩青少年時代的住所，坐落在荷葉鄉良江村。背靠貓形山，朝向飛鵝山，門前有一口池塘，塘前一脈小河，河前百畝良田。房屋為磚木結構，三進兩橫，四周古樹環繞。曾國藩成婚後，夫人歐陽氏就長住在這裡。這裡要特別一提的是，曾國藩的讀書樓，環境之妙，令人叫絕，後靠威武的官帽山，前有規整的官印山，左右峙山環抱，中有溪水環繞，前方遠景開闊，著實是個讀書的上佳之地。
　　富厚堂是曾國藩封侯之後為自己將來准備的“退隱之所”，坐落在荷葉鄉富托村。整個建築被半月形鳌魚山從東、北、西三面緊緊環抱。遠遠望去，富厚堂恰似坐在一把太師椅中，被認為是當地“第一等屋場”。
　　富厚堂始建於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由曾國潢、曾國荃、曾紀澤經手主持。依照侯府規模建造，歷時九年完工。總占地面積四萬多平方米，建築面積2.6萬多平方米，土石磚木結構。當年正門上懸掛著朝廷賜封的“毅勇侯第”朱底金字直匾，門前花崗石月台上飄著大清龍鳳旗、湘軍帥旗、萬人傘等，景象之壯觀，氣勢之威武，令人歎為觀止。
　　富厚堂建築體系龐大，內外辟有八本堂、求阙齋、歸樸齋、藝芳館、思雲館、八寶台、輯園、鳥鶴樓、棋亭、藏書樓等各種建築。宅後圍牆內還有一片山坡，中植竹木，古樟翠柏，扶疏參天，建築群掩映在這一片綠林之中。
　　曾國藩的曾孫女曾寶荪在《我的家世》中對此建築群的描述是：“這棟大屋，大體照侯府規制蓋的，宅有東西兩門，進來是一個半月形石板大坪，半月形大坪外，是一張大塘，也是半月形，有如‘泮宮’，中門因為門樓很寬，所以並不顯得很高大，門上有‘毅勇侯第’四個大金字直匾，進了大門，便像北京的四合院。”
　　富厚堂的精華部分是四座藏書樓，通體青磚結構，充分考慮了藏書和閱讀的需要，該樓藏書曾達30余萬卷，為中南地區最大的私家藏書樓，也是中國近代四大著名藏書樓之一。這裡曾經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曾家英傑，如數學家曾紀鴻、外交家曾紀澤、教育家曾寶荪、曾約農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曾國藩家鄉荷葉鄉這塊鄉間僻壤之地，清代以來一直是名人輩出的地方，除了曾國藩以外，還走出了曾國荃、曾紀澤、曾廣鈞、曾約農、曾昭掄、曾昭燏、葛健豪、唐群英、蔡和森、蔡暢、曾寶荪、曾憲植等赫赫有名的歷史人物。曾國藩五兄弟皆受到皇封，曾國藩、曾國荃二人相繼出任兩江總督，官至極品。
　　荷葉鄉又被稱為“中華女傑之鄉”。20世紀末在中國舉辦世界婦女大會前後，國內媒體評選出20世紀“中華百年八大女傑”，出生在荷葉鄉或在荷葉鄉婆家生活過的女傑就占了四位，她們是秋瑾、蔡暢、唐群英、向警予。偉大的女性葛健豪一家共出了四個中共中央委員，兒子蔡和森是中共早期卓越的領導人之一，擔任過中共中央首任宣傳部長；兒媳向警予是中共第一任全國婦女部長；女兒蔡暢擔任過全國婦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女婿李富春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真不愧是一個傑出的家庭。
　　遺憾的是，曾國藩家鄉的古跡破壞嚴重，除了富厚堂建築群被完整地保存下來之外，其他鄉村建築均因年久失修而破敗不堪，岌岌可危。這些歷史文化村落處在急劇消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