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文化的悠久，作為一種資源，固然有其得天獨厚的炫耀與自豪之便，但也會因其歷史因襲的沉重而令人沮喪。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針對我國傳統文化，明確提出了“堅持繼承和創新相統一”的方針。我對《決定》作過統計，長達17000多字的文獻，“創新”一詞出現了36次，“傳承”一詞出現了8次（“繼承”出現了1次）。從純粹統計學的角度看問題，如何對待傳統文化，似乎《決定》更加注重創新而非傳承，其實，“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是作為《決定》第五章的一個專節闡述的，而“創新”一詞則分布於全文，其指向則是各種各樣。

“傳承”好像是近幾年的新詞，在同一意義上，過去通常使用“繼承”一詞。“傳承”者，傳遞、傳接、薪火相傳之謂也；繼承、承受、一脈相承之謂也。傳承與創新，似乎也屬於辯證統一。費孝通先生對這一關系曾經作過精辟的論述：“創造不能沒有傳統，沒有傳統就沒有了生命的基礎。傳統也不能沒有創造，因為傳統失去了創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斷地創造才能賦予傳統的生命。”傳統文化為什麼不能只有傳承而應創新呢？傳統文化並不都是“維生素”與“蛋白質”，也必然有著“病毒”與“細菌”。正因“五千年”歷史長河的過於悠遠與古舊，自然少不了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文化如何傳承，自然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而，確定一條原則是容易的，難的是如何操作。何為“糟粕”，何為“精華”？以什麼為標准？誰是標准的制定者？如何鑒定某一標准的客觀性或科學性？即使對於《紅樓夢》這樣一部古典小說，尚且“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闱秘事……”何況“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了。

目光如炬的魯迅先生，曾以如刃之筆刻畫了中國文化的眾生相：“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三種態度、三種立場，迥然不同，實質卻一，都是為了利益。文化不同於政治與經濟，自有其獨立的價值與規律。然而在一個權力本位的社會中，文化的價值往往遭到亵渎，文化的規律往往遭到扭曲。放眼神州大地，處處都在打造文化景區、天天都在擦亮文化名片。幸虧中國歷史足夠古舊與悠遠，炎黃二帝、孔孟老莊、秦皇漢武，乃至三國兩晉、唐宋明清，但在“土地財政”與“經營城市”的狂潮中，大批古城、古鎮、古廟、古墓被破壞，卻又建造了大批假古董、假文物，古裝影視、某家講壇不消說了，哄搶了聖君賢臣，又哄搶奸臣惡棍，哄搶了歷史真人，又哄搶文學神話，雖以文化傳承相標榜，謀求的都是旅游與票房。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應當體現文化自身的價值，尊重文化本身的規律，如果仍然將文化作為商業的婢女甚至賺錢的工具，這樣的文化怎能成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追求”和“歷久彌新的精神財富”？

文化的悠久，作為一種資源，固然有其得天獨厚的炫耀與自豪之便，但也會因其歷史因襲的沉重而令人沮喪。5000年的傳統文化，畢竟是與當時的經濟水平、政治制度相適應的。對於已經進入航天和信息時代的今日中國來說，由於文化相對於政治與經濟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與延展性，在國人的文化心理上難免有著歲月的積澱，而這種積澱往往是良莠並存，利弊交織，而且極易成為接受新事物的文化與心理障礙。如果今天的人們仍然將先秦諸子作為今日中國的思想資源，蹈常襲故，抱殘守缺，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因循守舊，泥古不化，且不說這資源中有多少合理成分，但這首先證明，在思想文化的創造力上，在對人類的思想文化貢獻上，今人的確不如古人。

創新不但有困難，而且有風險。戊戌變法時期，康梁等人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為推動中國的進步與發展，打著傳統文化的旗號鼓吹改制，“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悅，此上議院之公案也。周厲無道，國人流之於彘，此下議院之公案也”。似乎西周、春秋時代就有“兩院制”。然而，這不過是一種政治策略。梁本人也承認：“實則啟超生平最惡人引中國古事以證西政，謂彼之所長，皆我所有。此實吾國虛驕之結習，初不欲蹈之，然在報中為中等人說法，又往住自不免。”在這一問題上，魯迅先生提供了另外的思路，“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它。”魯迅先生並非要將傳統文化全盤否定，他在《拿來主義》中指出：“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傳承與創新傳統文化，我們缺少的正是這樣的境界與精神。濟南2月13日電

作者系山東雜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