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黃河東岸的接力棒該由永濟向芮城交接了。交棒的是長旺村，接棒的是匼河村。其實早在之前隔一個章節的《血色長河》中，就草蛇灰線地埋下了這兩個村莊的伏筆。兩村都以敢在正月僅著短褲頭巾赤身背負冰塊碾盤鍘刀以示強悍的“背冰”社火而賺得聲名，從而讓儒雅的蒲州有了“百煉鋼成繞指柔”的剛毅灑脫，把門戶撐得更為硬朗。

中條山南夾於黃河間的狹長地帶，河道雖較少有改，但區劃卻時時遷變。今年你可能還在糾結你到底是平陸人、芮城人抑或是永樂人，那麼後年你就會更深陷於晉人還是豫人的困惑。自漢以來，該區域行政區劃較大的變動多達三十余次，直到1958年11月10日，永濟山南三個人民公社劃歸芮城，才大體固定為現今的區域框架。所以，直到今天，平、芮二縣的老百姓間還常說是一縣人；而縣東縣西人在很

多時候卻顯得泾渭分明。鄉關依舊在，歸屬最傷情，這幾十次的變動，哪一次都不會讓芮城缺席，這或許便是芮城人“言事難及細致，從來只說概略”的性格密碼？名不正則言不順，說不清你還愛亂問，況

且你問的這些些又干卿何事？胡應付一下你去逑！

不知是嫌短拿不出手，還是變來變去難講清，芮城老版縣志均未言及黃河過境流長。但1994版的新縣志不僅給出了答案而且還講得夠清：自匼河南流至鳳凰咀，直角折東，經棗樹巷彎向北至大溝南，東流進入平陸縣洪陽，環流邊境80.3公裡，沿途計12條溝澗出山入河。

小澗水都交代得這麼清晰，應該是有深意的。那麼，我們不妨費點筆墨先來關照一下它們。

從西往東說，先是一條安家澗，長12.7公裡，在匼河村北西入黃河；再就是田峪澗、陽祖澗、東焦澗、江口澗，再偏東一點，是飲馬泉澗和臨泉澗，再東越孫家澗、寒谷澗，便是永樂澗。其下稍大的澗水還有大王鎮的白龍澗、葡萄澗，陌南鎮的恭水澗、洪溝澗、浢水澗。

單純從現在的名字看，我們看不出這些澗水有什麼文化含量，但如果我告訴你，這安家澗應當便是雷水或雷澤，飲馬泉澗、臨河澗更古的名字叫做妫水和汭水，而永樂澗又極有可能便是出自“渠潴

之山”的“渠潴之水”，你又會作何感想呢？這些散見於《山海經》《水經注》中的古老名稱，如此集中齊整地排列於我們眼前，你即便不願意為之感到驕傲，也一定會由衷地生發驚歎！

地名往往是對一地特定方位、地域范圍的地理實體之賦予，客觀上具有描寫自然景觀、記敘人文歷史、寓托思想感情的功能，那麼這些山溝溪澗間撒落的這一個一個小村，又會讓我們聯想到些什麼呢？

我願意不厭其煩地再羅列一下它們的名字—— 這一帶極其平常甚至很不起眼的村落：窯上、上田、堯村、東堯、西堯、王坪、侯封、華望、古賢、東歷山、西歷山、見帝。

晚唐詩人李商隱和清代詩書大家吳雯一定惦出了這塊土地的分量及含量。永樂澗周邊，清流繞徑，桃李夾溪，翠竹盈列，煙霞染空，南掬一河帆影，北枕漫山樹花，“人比之武陵源”。這兩位大才巨擘，一個移家永樂，長住三年，自探典籍，敦實學識；另一個干脆把這裡當成了第二故鄉，奉母攜弟舉家遷臨，還賦詩向友人力推永樂之宜居：

自卜條南舊隱居，明星玉女對攤書。

門前萬裡昆侖水，千點桃花尺半魚。

但永樂最具權威性的代表還是土生土長的呂巖呂洞賓。

呂巖，唐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 生於招賢裡水竹墟，曾祖曾做過河東節度使，祖父授禮部侍郎，父親也官至海州刺史。官宦人家、書香門第的呂巖雖聰慧過人，過目成誦出口成章，卻時運不濟，64歲才中進士，做過江西浔陽的縣令。短暫的仕途之後，自覺無望的呂巖即棄官從道，成為對道教之後發展最具影響力的人物，被後世尊崇為全真教師祖。

在民間傳說中，呂洞賓被奉為八仙之首，但現實中的呂洞賓，准確講應是唐朝末年的道學家、醫學家、養生學家及書法家，從勵志角度出發，他亦是大器晚成的典范。

作為新興道教的思想領袖，呂洞賓一改傳統道教丹鉛黃白之術，主張以自己身體為丹爐，以自身的精氣神為藥物整體修煉，他甚至進一步指出道德修養在修煉中的巨大作用，要求人們棄惡、揚善、改過，保持天真自然的本性。

在呂洞賓“ 性命雙修” 的思想基礎上，宋代鹹陽大魏村人王重陽順應潮流創立了具有完整意義教制的新道派全真教，在黃河南北卓有影響，聲名顯赫。金元時期的社會動蕩，促使全真教迅猛發展，走向鼎盛。與此同時，蒙元勢力日強，逐步擴張到北方和中原廣大區域。政治與宗教此時此際最容易達成一種默契，政治需要借助宗教來影響民眾，進而實現統轄並鞏固政權；而宗教亦想依附政治這駕馬車，走得更順跑得更遠。全真教高層與元朝統治者之間經過前後數次接觸，終達成意向開始了全面的合作。

道教祖庭永樂宮便是這種合作的直接產物。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元朝，我們今天很可能就會與這座被人們譽為“東方畫廊”的藝術寶庫失之交臂。

呂祖仙逝後，鄉賢即在其故宅建呂公祠以祀；繼而又擴為道觀，有了日常性的布道活動。1231 年，呂公祠毀於大火，經全真教首領提請，元太宗敕令“升觀為宮”，晉封真人呂洞賓為“天尊”，同時著派專人修造“大純陽萬壽宮”。

這項元朝時期的國家重點工程於1247年正式動工，一路伴隨著元代的興盛乃至覆滅，工期長達110年之久。當繪制重陽殿壁畫的民間畫師描完最後一抹色彩，歷史的車輪已碾進了明洪武年。

除洛陽勾山畫師馬君祥及其子弟、門人，襄汾畫師朱好古及其門人，更多的木匠、瓦工、石匠、雕工、塑匠、畫工都沒能在這件瑰麗的作品上簽署自己的名姓。而他們中間一些人，窮其一生，也可能只擁有這一件作品。更或許，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迫於生計，只是認真做了自己的份內，且領到了應得的酬勞，從不曾想過什麼流芳百世、名垂千古。但他們卻真真切切創造了世界，留下了精品。宮內曾有石碑載文：“當其時，名掛天府，奉敕建宮。魯班匠手，道子畫工。”得如此評價，亦不負此生了。

永樂宮，中國建築藝術的奇葩，園林藝術的典范，造型藝術的樣板，更是壁畫藝術的極點！

興亡存廢本是歷史的鐵律，代表著一種必然，但偶然性的客觀存在，卻常常意味著還有峰回路轉的重大拐點。三門峽水庫的興建，是新中國成立後，黃河中游發生的最為深刻的事件。按照最初的規劃設計，最高水位要達到海拔350米高程，離河岸兩公裡遠的永樂宮海拔大約330米，和前文敘述的蒲州古城一樣，都處於淹沒范圍。相比之下，永樂宮更像是一個幸運兒，它不僅沒有像蒲州古城那樣被廢棄，反而因之更放異彩，又創造出一連串的奇跡來。盡管因為泥沙問題的誤判，庫區高程後來大大降低，這兩片土地最終都免於沉底而露出水面。

此時的永樂宮，已在風霜雨雪中屹立了七百年，人為的、自然的破壞使得梁柱腐朽、殿基下沉。宮裡已經沒有了宗教活動，鎮裡逢集趕會，攤販們就在大殿門前支攤子，牆邊有生火的、宰殺的。大殿曾是村裡的小學堂，因為滿牆的壁畫讓娃娃們害怕，村人就湊錢在大殿裡又裱了一道假牆遮擋，客觀上起到了保護壁畫的作用。

時值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國家勒緊褲帶，批撥了200萬元，要將這一文化瑰寶整體搬遷至芮城縣城正北兩公裡的古魏城遺址內。這樣的遷建式保護，在我國屬首次，即便在世界范圍內也沒有可資遵循借鑒的經驗。請來揭搬壁畫的洋專家開口就是千萬元費用，配套需蓋專家樓修柏油路，而且還不敢保證成功。

遷建之事最終驚動了周恩來總理，他定下了由中國人“自己搞”的方向與思路。很快，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雲集黃河岸邊，組成了遷建委員會。這個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青年專家群體，將帶領當地四五百民工為神仙搬家，他們要將這座700年的宮觀原封不動、完好無損地再現於20多公裡外。

勘查測繪的工作早已於1954年展開,但搬遷所用圖紙要更為翔實精准，每一處細節都須顧及，見諸檔案；每一步拆卸都須記錄，以備日後復原。壁畫的臨摹，是由文化部直接安排中央美院及華東分院師生結合教學，輪流合作，原狀摹繪。從理論上講，這項工作並不復雜，但師生們心疼這些寶貝生怕因接觸而磨損，便捨棄了慣常的貼壁拷貝法，而是先拍照制出幻燈片，再打到臨摹畫紙上勾描，最後再比照壁畫原作進行細部修改。為了盡可能接近原色，買臨摹用顏料的老師，居然把北京的顏料店、古董店翻了個底兒朝天。也正因此，臨摹不到一千平方米的壁畫競足足用去7個月時間。

揭取泥皮壁畫，是整個工程的難點與核心。永樂宮四座殿內壁畫，皆以人物畫為主，群像排列，人物密集，上下重疊四五層之多。大家反復討論試驗，最終采用了鋸取與拆牆揭取相結合的方法。為最大限度保護壁畫利於復原，工人們使用了“不均分”切割法，將壁畫切割成341塊，原則是按照人物頭部邊緣和衣冠邊緣切，盡量不傷及畫面精細處。這樣必然加劇了切割難度，以及包裝運輸上的繁瑣。

拆解之後的運輸也是個大麻煩，新址舊址間未通公路，整個晉南區政府機關甚至沒有一輛可供裝運的汽車。途經的村莊集鎮便組織村民接力修路，短時間就平整出一條5米寬的黃土道。運輸實驗先由小平車開始，十多人就拉一塊壁畫千謹慎萬小心，來回步行近百裡，一點一點踩線勘查。這樣的實驗重復了7次。

直到時任山西省省長衛恆親自批示，從太原調過來4輛蘇產“嘎斯”，效率才大大提高。汽車運輸更有詳細的工作守則，壁畫不能直接放在卡車上，而是上下捆好彈簧，將壁畫連包裝卡護在彈簧中間；實載時，車胎要放出一部分氣，時速應保持在10公裡左右。資料顯示，僅壁畫完成轉運又用了整整40天。

每一次搬運，都像是過節，車頭前掛著領袖畫像，車箱兩側懸著標語，群眾夾道迎送敲鑼打鼓，遷建委員會負責人親自隨車押運。那情景令當年參與其中的建設者們至今回想起來都激動萬分。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些被拆割成一件一件的珍貴文物，在長達8年的拆遷移建中，未發生一起丟失或損壞。

誰都沒有現成的經驗，遇到問題就開“神仙會”集體想辦法，晚上收工後在工棚，仍然會點著馬燈總結、爭論。誰也不會輕易去否定誰，但凡有想法都先做試驗讓實踐事實來說話。工地上為數不多的婦女同志，不僅身兼數職，吃完午飯也要放棄休息，到附近村子打包裝用的草繩。就是在新中國百廢待興的大背景下，中國文博工作者和當地的人民群眾在填不飽肚子、又不通電的條件下，憑借沿襲了五千年的民族精神，用加工改造過的普通農具、原始工具土法上馬，創造了足以彪炳世界建築史的神話與傳奇。這是“小米加步槍歷史精彩之處，在於它的不可知、不可逆，以及隨時可能出現的機緣巧合。幾乎同時，遙遠的非洲，也遭遇了同樣的難題。

上世紀50年代末，埃及和蘇丹政府決定建造新阿斯旺高壩，許多重要的古建和遺址將葬身水底，其中包括最著名的阿布辛貝神廟。消息瞬時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有51個國家分別作出反應，24個國家的考古學者參與了實地勘察或制訂方案，22座廟宇古建最終被原貌遷建至安全地帶。阿布辛貝神廟在聯合國的大力支持下，由瑞典專家拿出切割拆卸重裝方案，後移180米，抬升65米。

劫後新生的阿布辛貝神廟以3600萬美元的代價賺得“古代和現代雙重奇跡”之美譽。這當然是人類為保留共同的文化遺產跨界協作的成功案例。而獨立自主的中國人民因為政治方面的原因，舉目無援靠單打獨斗也同樣大獲成功！盡管這一份精彩無人喝彩，這一道明媚只是“牆內開花牆內香”，但是，重放異彩的永樂宮終究要作為人類共有的財富融入世界的懷抱。

1979年7月1日，永樂宮正式對外開放。當各種膚色的國際友人面對這世界美術建築史上的傑作驚歎不已的時候，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遲到的喝彩或許才更見真誠。

近些年來，流行於網絡、形形色色所謂的“中國式”，無一不包含著否定與诟病。其實，早在50多年前，永樂宮就以他所經歷的傳奇，朗聲告訴世界，什麼是中國式氣節，什麼是中國式勇氣，什麼又是中國式智慧！

永樂宮的整體成功搬遷，開創了我國大型古代建築及壁畫搬遷保護的先河，是新中國和世界建築史上的偉大奇跡，它和中國數十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道，展示著這個由黃河哺育滋養著的民族，血脈中噴薄湧動著的、捨我其誰的自強與自信！”取得的偉大勝利在文博領域的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