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春人向初次來訪的客人介紹這座城市的文化底蘊時，一定會說到鼓樓。因為，鼓樓是這千年古城的象征。

    鼓樓又叫谯樓，是五代十國時期留下來的國寶級建築，曾經是袁州府署的一部分，也是古城西大門的門樓。城門矗立在古城內外交通的必經之地，威嚴高聳，蔚為壯觀。在大多數人的腦海裡，谯樓的形象是戰爭、防御，是保境安民和生死存亡的一種苦掙。眼前這座高高的谯樓，外觀雄偉、古樸，樓基高聳，城牆的厚度大於高度，穩固如山，南北兩端均有觀天台，用於觀天象、報時辰、察火患，人們無論是站在原地仰視，抑或前後相望，都會有種由小到大、由近及遠的透視效果。

    據說舊時每逢節日慶典，地方官員們都會敲響樓上的大鼓，祈求風調雨順、祈禱百姓幸福安康。千百年來，谯樓栉風沐雨，就像一位閱盡滄桑的歷史老人，身上镌刻著遠古年代揮之不去的記憶。而這些記憶所折射的人文精神，正如這座高高的谯樓在城中矗立千年。

    公元944年，時任袁州刺史的劉仁瞻動議修建谯樓。他治軍嚴明，治袁有功，被朝廷調任安徽壽州節度使。至今，人們還傳頌著他在壽州盡忠守節的故事。

    南宋嘉定年間，袁州知府滕強恕為《岳陽樓記》中提及的滕子京的後代。因為有滕子京重修岳陽樓，修書求記於范仲淹，後人才讀到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

    據宜春縣志介紹，滕強恕在位期間“節用愛民，修橋梁，立儲倉，無一毫取過於民”。他“稍新谯樓”並置銅壺、夜天池、日天池、平壺、萬水壺、水海、影表、定南針、添水桶、更籌、鐵板、鼓角，設陰陽生輪值，候籌報時，建成集測時、守時、授時三大功能為一體的天文台。其規模、規格、功能在當時中華大地的地方天文台中最具代表性，安放在台上的天文設備組成了一整套全天候完整的天文鐘系統，其科技水平在當時領先世界。在後來漫長的歷史中，從朝廷到地方的時間工作台，都一直沿用著袁州古天文台的測時、守時、授時模式。

    上世紀90年代初，省政府邀請20多位中國天文學界、建築學界的知名專家、教授一起將此作為一個重點課題進行研究。專家們一致認為，袁州谯樓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集測時、守時、授時於一體的專門從事時間工作的地方天文台。它比現存於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貼木兒帝國時期建造的天文台要早兩個世紀，比位於河南登封的觀象台還要早50多年。

    遺憾的是，明朝嘉靖年間，一場大火幾乎將袁州天文台燒毀殆盡。當時的袁州知府范欽，是後來寧波著名藏書樓“天一閣”的主人。他在和同知張澤、通判林日昭商議重修谯樓時，充分吸取谯樓失火的慘痛教訓，非常注重防火體系建造。袁州谯樓的這場大火，也為他建造“天一閣”提供了警醒和借鑒。

    據說范欽在多地為官，每到一處都廣搜典籍，刻意收集當地公私刻本、經史百家之書，對一些無法購置的書籍就不惜雇人抄錄。當他因得罪當朝的嚴嵩父子，仕途受阻後更是愛書如命，把搜集到的書籍全部寄回寧波老家。他借《易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話，把書樓定名為“天一閣”，取以水制火之義。如今，在宜春秀江路上還有叫“天一賓館”、“天一餐廳”的，這些店主取名時，可能也有范欽的以水制火之意。

    走近這座高高的谯樓，往事不覺托舉心頭。一千多年間，谯樓雖幾經興廢，數次修繕，但一直作為袁州古城的地標在城中矗立。它在向人們訴說著那些美麗、動聽故事的同時，還在自覺不自覺地傳承著積極進取的傳統文化和價值取向，促進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形成。

    劉仁瞻的“盡忠守節”、滕強恕的“節用愛民”和范欽的“代不分書”，就體現了這種人文精神。

    傳統文化推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取向，倡導以天下為己任，以修齊治平的人生理想來自我約束、自我激勵和自我塑造。而當這種積極的人生理想與價值目標受到挫折時，他們繼而轉向另一種思想去尋找寄托，通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范欽仕途受阻，轉而藏書並取得了巨大成功，就是這個精神內核的成功案例。

    我們的傳統文化主張強烈的責任意識，一方面以天下為己任，另一方面強調內在修養，即人格和道德的自我完善。這種思想認識上的互補和進退自如的人生哲學，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維持人們的身心平衡，體現了人生進展的有張有弛、張弛相融。“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樣一種主張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念既是歷史上許多仁人志士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們現在和將來所需要的精神力量。

    每次到鼓樓廣場，我看到的不僅僅是這座高高的谯樓。在我的眼中，它的一磚一瓦都充滿了傳統文化的人生哲學和價值取向。正因為有了這座谯樓的存在，千年古城才積澱起了一份厚重的文化底蘊。

    在文化溝通便捷的今天，谯樓的主要意義已不再是擊鼓授時、祈求安康了，而其作為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存在的一種象征，還有待於進一步整理與保護。

    我們對古建築的保護，如果只局限於磚頭瓦片，而沒有很好地“挖掘”與“闡發”其內涵，則很難發揮其傳承、研究等歷史價值，很難激勵人們積極面對人生、面對社會。據說，在二戰時英國首相丘吉爾曾說過“寧願失去一個印度，也不願失去一個莎士比亞”。我想，他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清醒地看到了文化化人的重要意義，因為在英國成為帝國的過程中，莎士比亞的作品極大地提升了整個民族的人文精神。當然，對當時的英國來說同等重要的，還應包括牛頓的力學定律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前者拉開了英國工業革命的序幕，後者確立了它的經濟新秩序。

    走過這座高高的谯樓，蓦然回首，讓人深切感受到那歷經千年的傳統文化，感受到傳統文化被整個民族認同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感受到它體現出來的一種人文精神。

    這種精神，實際上就是一種人格的完善、美學的純粹，是一種我們可望又可即的精神境界。人們一旦進入這種境界，當自強不息、奮發有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人間因此英雄輩出，歷史因此篇章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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