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在楊捨堡城（現張家港市楊捨鎮）東門外大街的北首，建有一座茶亭後閣。這是由一位一心禮佛、廣結善緣的鄉人募資建設的，他在此挖了口深井，取甘美的井水煮成茶水，向南來北往的行人免費施茶。茶亭後閣後來荒廢，在廢址建有供奉龍神，安置各類消防設施的潛安宮。至清光緒年間，居士開挖的深井猶存，還能每天供幾十戶人家打水，真可謂澤被後世。這座茶亭後閣主人的善舉，引來了名聞遐迩的江南隽才、後被列入明末東林黨“後六君子”之一的李應升為它作了一篇《茶亭後閣記》，也為楊捨的文化史留下了精彩的一筆。

    李應升（1593～1626），字仲達，號次見，又號石炤居士、石罾居士。他出身於江陰北漍赤岸的一戶望族，曾祖為悉心著述的鄉曲隱士李诩，伯父為醉心藏書的得月樓主李如一，今楊捨塘市人、剛正不阿勇斗閹黨的缪昌期正是他的姑父。李應升少年時即富有文名，他20歲在縣學諸生入學考試中獲得第一，23歲鄉試中舉，24歲即考中進士，後授江西南康司理，明天啟二年（1622年），才29歲的他就被提升為都察院西台監察御史這樣位高權重的官職。

    李應升本可以像其先輩那樣，在文學、哲學、教育上有所創建和作為，他在江西南康司理任上即恢復了著名的白鹿洞書院，而被南康人入祭白鹿洞名賢祠。但進入都察院成了他人生的轉折點，監察御史是通掌彈劾、糾察、建言的官吏，當時的都察院正匯集著一批如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的御史、副都御史，他們與“以激濁揚清為己任，多言人所不敢言”的李應升極為投機，一起參與了對其時如日中天、人稱“九千歲”的魏忠賢的斥責和彈劾。天啟四年，李應升在都察院掌管章奏，作為言官，他的確是個撰寫奏章、疏谏的高手。擔任御史3年多，寫下數十篇奏疏，其中有影響的，如《縷訴民隱疏》、《救萬燝疏》、《劾魏忠賢疏》、《劾魏廣征疏》，以及代高攀龍所寫的《劾崔呈秀疏》。因此，他被魏忠賢集團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不久，魏忠賢集團即把高攀龍、周順昌、缪昌期、李應升等100余人列為邪黨。天啟五年，缪昌期、李應升都被削籍歸裡，逐出京師。

    但回到了原籍，卻還是逃脫不了魏忠賢集團的誅殺。次年三月，缪昌期、李應升同被污以與蘇松巡撫周起元案有牽連，先後被逮送入京師大牢。在缪昌期解往京師的途中，已經危在旦夕的李應升非但不避嫌，反而專程趕來同他告別，為他送行。同月，李應升被逮入獄。他受盡嚴刑拷打，卻始終忠貞如一，無一招詞。他早已做好了捨身成仁的充分准備，在他慷慨就逮途經常州時，他曾對前來探視送行的好友、復社名士徐元修說：“不必如此哀痛，他年史筆借重數言，便堪不朽耳！”這年六月初四，李應升被閹黨秘密殺害，年僅34歲。但他確有預見，崇祯初他得到平反昭雪，被追贈太僕寺卿，谥忠毅。江陰城內文廟名宦祠東側，還特地建了一座“雙忠祠”，祭祀缪昌期、李應升兩位東林英傑，確實英名“堪不朽”了。而活著時便大造生祠的魏忠賢，最終卻真正的遺臭萬年。

    此處寫一閒筆：李應升先祖為色目人，始祖為嘉那，從二世始開始遷入江陰為官、定居。而缪昌期為蒙古人的後裔，其祖為隨成吉思汗南征北戰的蔑兒乞惕氏族，後該氏族後裔改為漢姓，居蘇北如皋的一支改姓冒（明末清初文學家冒辟疆即屬該支），在蘇南江陰的一支改姓缪。元朝時，人分四等：一等為蒙古人，二等為色目人，三等為漢人，四等為南人（南宋治下的漢人）。也正因如此，有論者雲，缪昌期、李應升不畏威權，敢於捨身對抗魏閹集團，對缪昌期而言，有著任性使氣、我行我素的草原作風這一家族基因的影響，對李應升而言，則是“求務實重干才”、渴望“直身任天下之事”這一薪傳火遞的家風的影響。這種基因論，也許有一定的道理，但很大程度上只是姑且一說罷了。但是由於北漍與楊捨近在咫尺，加上與缪昌期這一層關系，李應升與楊捨的淵源自然是比較深的。《茶亭後閣記》不過寥寥數百言，小記中言語的懇切、溫和，與他彈劾魏閹時那種辛辣、激烈的詞語相比，真是不啻霄壤，對比實在是太鮮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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