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從春秋到戰國的社會，是在一種“變革接著變革、戰爭連著戰爭”的態勢中得以進步的。

　　在這樣一個大變革、大動蕩時代，晉國之所以能縱橫捭阖，稱霸諸侯，在中國歷史舞台上演出一幕幕波瀾壯闊的大劇，主要取決於其在六百年的發展進程中，始終貫穿著變革的主線，高揚著創新的主題。

　　晉國的歷史，是順應潮流、追求進步的歷史，是勇於變革、革故鼎新的歷史，也是內增實力、外展形象的歷史，對西周社會變革、華夏文明進程、三晉文化演變，有著舉足輕重的歷史作用。

夏政戎索 晉國變革的前奏曲

　　如果說晉國變革創新是一部雄渾博大、蕩氣回腸的交響樂，那麼“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則是這部交響樂的前奏曲，在中華文明的大舞台上渾然作響。

　　西周時期叔虞封唐時實行的“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策略，即在政治制度上用“夏”的傳統之“政”管理夏民，用“戎”的世傳之“法”駕馭戎人，是一個求同存異、寬厚包容的治國新政，為晉國的發展強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啟以夏政”帶來大發展

　　叔虞受封治唐後，便積極地實施“啟以夏政”的既定方針，根據本國實際情況，靈活地、因地制宜地制定並實施了一套比較寬容的政策，鼓勵民眾革新農具，發展生產，興辦水利，農業技術也向著深耕細作發展，使得唐國逐漸得以大治，百姓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

　　叔虞到任後不幾年，由於“啟以夏政”、政績斐然而“感召”了上天，地裡長出了特別高大、豐碩的植株“嘉禾”，出現了禾苗“異畝同穎”的祥瑞跡象。於是，叔虞就向周王室“晉獻嘉禾”，受到周成王的嘉獎和周公的賦詩相賀。這件被唐人視為莫大榮耀的“盛事”，一方面反映了唐地豐收的好年頭，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唐國新政的好景象。

　　燮父從父親手裡繼承了唐國，又進行了一個極具魄力的變革——遷都於晉，即今天的曲沃縣曲村一帶。遷都後的燮父繼續貫徹“啟以夏政”方針，使得晉國實力不斷增強，他便於此大興土木，修建宮室，據說由於嚴重“超標”還引起了周王室的不爽。今天，我們還能從曲村——天馬遺址，透過那大片的居住址、用於高等級建築的瓦件、制作青銅器的陶范、平民到高等級貴族墓地、國君墓地中9組19座晉侯和夫人墓葬，尤其是以48輛車和100余匹馬豪華陣容陪葬的晉獻侯祔葬車馬坑，依稀看到當年社會變革給晉國帶來的強大實力和壯觀的歷史風貌。

　　“疆以戎索”促進大融合

　　晉國作為軍政合一的國家，在其諸多對外關系中，如何處理與周邊戎狄的關系始終是一個大問題。

　　據《左傳》所載，環居晉周圍的屬於戎狄的部族有姜戎、大戎、小戎、骊戎、犬戎，揚、拒、泉、皋、伊、洛之戎、陸渾之戎、東山皋落氏、潞氏、甲氏、留吁、铎辰、鮮虞、肥、鼓等。大體說來，這些戎狄多居於呂梁、太行、中條山內，分布在晉周圍地區，與晉國犬牙交錯，息息相關。

　　晉開國之初積極實行“和戎狄”策略，同時在某些時期和地區實行兼並與融合。“曲沃代翼”後，晉國的疆土開始逐漸向外擴展，但並沒有多少對戎狄的戰爭。直到獻公起始，晉國才真正開始伐狄擴張，大量兼並華族小國，但同時也附之以和平結盟和聯姻結親等多種手段，如獻公納娶戎族兩名女子為妻，大戎狐姬生文公重耳，小戎狐姬生惠公夷吾，獻公又娶骊戎之女骊姬等等，可以說，晉國公室的血統中含有戎狄的基因，也足以看出晉與戎狄千絲萬縷的聯系。

　　晉國實施“疆以戎索”的社會變革，正確處理了與不同部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種勢力的關系，與唐為鄰的部落先後歸附，促進了華夏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融合，形成了富有創造性、開放性的晉文化特色，並影響了整個中原地區華夏文化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意義。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夏政戎索”新政的消極影響也逐漸地顯露出來，比如，晉人宗法觀念的沖淡導致了公室統治基礎的松動，同時也助長了尚功重利風氣的滋生，悄然改變著晉國的發展格局和歷史命運。

強國富民 晉國變革的主旋律

　　春秋戰國時期，晉國是中原逐鹿的必爭之地，各國間錯綜復雜的矛盾和焦點始終糾結於此。這種復雜的政治局面，迫使晉國統治者不得不適時應變，尚法圖強。

　　進入春秋前後，在“啟以夏政，疆以戎索”新政的不斷作用之下，晉國發生了“曲沃代翼”的重大社會變革，這不僅僅是公室或宗族之間的權力轉移，而是晉國全面變革道路上的一次飛躍，從此奏響了晉國爭霸的主旋律，掀開了晉國發展的新篇章。

　　士蒍之法：鞏固公室君權的撒手锏

　　“曲沃代翼”後，晉獻公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十分嚴峻。從內看，立有汗馬功勞的公族已成尾大不掉之勢，都滋長出觊觎君權的欲望，兌現功德地位構成嚴重威脅。往外看，當時周邊齊、楚、秦已經或者正在崛起，晉國區區一軍兵力，難以抗衡環峙四周的幾大鄰國。

　　山重水復的迷茫中，晉人們思考著一個歷史性的課題：晉國，路在何方?

　　晉獻公畢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為了鞏固新生政權，他堅決推行“士蒍之法”：政治上，大膽起用異姓人才，誅殺“桓莊之族”，實現“國無公族”,徹底解決了公族爭奪君位問題，沉重打擊了傳統宗法分封制度，加強了君權的基礎，維護了晉國的統治;軍事上，將晉國軍隊從一軍擴充為二軍，壯大了軍事實力，強勢推進對外伐疆拓土，先後攻滅骊戎、耿、霍、魏等國，史稱“並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成語典故“假虞滅虢”、“唇亡齒寒”就出自於此。晉獻公果敢變革，“國無敗績”，實現了晉國歷史上新一輪的大發展。晉惠公時期實行“作爰田”和“作州兵”改革，推進了社會生產發展，增強了國家軍事實力。惠公之後，懷公繼位，內無良臣鼎助，外有重耳觊觎，與其父一樣，不修德、不思變，被迫棄城逃亡，最後被文公派人殺死。

　　晉獻公改革的核心是實現了“國無公族”，但也帶來了矯枉過正、公室統治基礎動搖和繼承體系缺失的弊病，給晉國往後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郭偃之法：成就晉文公的霸主夢想

　　公元前636年，晉文公接手時的晉國也是一樣，由於連年內亂不休，民眾賦稅十分沉重，社會矛盾非常尖銳;周邊，秦國心懷叵測，宋國稱霸不遂，楚國勢力大增，諸多小國與楚結盟，對晉構成嚴重威脅。晉文公借鑒齊桓公治國經驗，以“郭偃之法”為抓手，推動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政治上，整頓吏治，棄怨任賢。他雖然沒有否定傳統的“親親”，但更強調“尚賢”，大膽采用“明賢良”、“賞功勞”、“舉善援能”等開明的用人宗旨，所任用的都是公室和異姓中有功、德、才之人，從而使得文公能駕馭群臣、政由己出，晉國也吏治清明，人盡其用。

　　經濟上，獎勵墾殖，發展生產。他主張改革分配體制，采用“君食貢”制度，要求國君不保留土地，而是從土地擁有者那裡收取稅賦。實行比較寬松的經濟政策，裂地分民，輕賦薄稅，調動民眾的生產積極性;調整生產關系，鼓勵通商，多種經營，促進和繁榮社會經濟。

　　軍事上，改革兵制，擴展編制。改變國君自任主帥制度，實行軍政合一改革，訓練卒乘，選拔將帥，正卿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並將軍事編制由二軍擴充到三軍、五軍，把晉國打造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軍事大國。

　　晉文公大刀闊斧的改革，尤其是“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變革主旨，無論從深度還是廣度上講，都順應了時代發展的要求，使晉國呈現出空前的盛世景象，成為中原諸侯霸主長達一個半世紀之久。

　　但是，以官制改革為核心的文公改革，雖然以尚賢尚功取代了任人唯親，打破了宗法血緣關系，但由於沒有徹底消除分封制，因此又為異性世族的孕育提供了溫床，催生了六卿體制的形成，給晉國的命運閃露了一個危險的信號。

　　趙宣子之法：晉國霸業延續的“常法”

　　文公薨逝，襄公繼位。此時晉國社會變革的力度有增無減，新的革新思想也不斷衍生，特別是晉成公時期的趙宣子之法，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晉國變革和進步的思想。

　　趙盾亦名趙宣子，是晉國變法圖強的主力派，他執掌國政後，在晉獻公“士蒍之法”和晉文公“被廬之法”的基礎上，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

　　一是行政方面：制事典、本秩禮，即完善法律條文，明確量刑標准。二是刑事方面：正法罪、辟獄刑，即明確刑事法規，昭雪沉冤積案。三是民事方面：由質要、董逋逃，即使用契約帳冊，捕逃亡的奴隸。四是吏治方面：續常職、出滯淹，即舉賢賦職任事，罷免庸官懶吏。

　　趙宣子將所制定的“事典”授予太傅陽子和太師賈佗，在晉國頒布執行並“以為常法”。這是晉文公改革以後的又一次全面的大改革，對於晉國政局的穩定，對於法家思想在晉國的孕育，都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同樣，任何事情都有其兩面性。趙宣子改革的重心是異姓公族制度，那些異姓卿族不僅出任公族，而且執掌軍事，這樣就使得以“旄車之族”趙氏為標桿的私家勢力空前膨脹，在威脅公室生存的同時，也打破了權卿之間的平衡，加劇了卿族之間的內斗，對晉國的發展進程帶來了嚴重影響。

　　范武子之法：晉國走出低谷的助推器

　　景公即位之初，國內形勢一片混亂，卿族勢力依然強大，公室權力不斷消弱;國外形勢也很嚴峻，東有赤狄盤踞，西有秦國騷擾，南有楚國北侵威脅，北有白狄侵邊之憂，陷於四面包圍、岌岌可危的情勢當中。

　　晉景公為一代賢明君主，他能認真汲取自己在晉楚“邲之戰”中的慘敗教訓，大膽進行改革，力推霸業復興。景公變革的亮點是廢除“趙宣子之法”、制定並力推“范武子之法”，其核心理念是“崇公室，抑強家”，同時加強社會秩序整頓和軍事改革，在三軍的基礎上增加新三軍而成六軍，實施滅狄、聯齊、結吳、牽秦的戰略思路，達到了既緩和卿族內部矛盾，又增強對外抵御能力的目的。晉景公晚年改革更有大手筆，將國都由绛遷往新田(今侯馬)，並依照“范武子之法”成功地發動了著名的“下宮之役”，消除了專橫跋扈的趙氏家族，取得了公室對卿族的第一次勝利。

　　晉厲公執政時期，對內，他以“范武子之法”為據，效仿其父景公發起“車轅之役”，一舉鏟除了郤氏三卿五大夫勢力，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卿族對公室的威脅。對外，為了與秦、楚等強國爭霸，他側重於軍事改革，將六軍縮編為四軍，精兵強將，輔以公族，使晉國一連取得對秦“麻隧大戰”和對楚“鄢陵大戰”等戰事的勝利。

　　“范武子之法”是晉國的第四部法典，其核心是增強公室地位，抑制卿大夫權利。但是，這部法典的實施，卻又激化了公室與卿大夫之間的矛盾。

　　和合戎狄：實現悼公復霸的夙願

　　公元前573年，年僅十四歲的晉悼公繼位。當時，百姓疲憊不堪，社會秩序混亂，公族與卿族矛盾白熱化，政局陷入又一次大動蕩，中原諸侯對晉多有不滿，紛紛叛離。如此嚴峻的國內外形勢，要求他必須針對時弊，厲行改革，實行新政，重振國威，實現晉國復霸目標。

　　悼公少年老成，思維缜密，作風沉穩，不務虛名，上任始初即重新修訂“士蒍之法”和“范武子之法”，著力推出“和合狄戎”等一系列新政：

　　政治上，肅內政，任賢良，盡其才，啟用魏相、士鲂、魏颉、趙武為卿，命荀家、荀會、栾黡、韓無忌為公族大夫，起用士渥濁、右行辛、弁糾、祁奚、荀賓等為官。

　　經濟上，只在家閒時起征農民，促進農業發展;放寬對漁獵山林湖泊的禁令，解放生產力;輕徭薄賦並免去舊債，拿出糧食帛布救濟貧困，改善百姓生活。

　　軍事上，將新軍與下軍合並，精簡大批冗員，取消卿族御戎，充實一線兵力。同時，派遣司馬和軍尉，用以御車訓馬和加強軍隊紀律，提高軍事作戰能力。

　　外交上，采取和合戎狄策略，與狄戎締結盟約，促進北方安寧並向南擴展;謙讓禮遇諸侯，合理規定朝聘納貢數量，給予擔負太重的諸侯以平均分擔權利。

　　改革創新，韬光養晦，悼公治理下的晉國，卿大夫之間的利益得以平衡，公室與卿族的危機得以緩解，社會生產力得以發展，國家實力得以增強，引領晉國再次走向全盛，最終實現了恢復霸業的夢想。

　　但是，悼公的改革還是沒有也很難從根本上遏制公室與卿族的爭權奪利，其結果也使得權力更加集中到六大卿族手中，且在不斷整合中愈發危害著晉國的國體。

　　范宣子刑書：我國最早的成文法典

　　春秋最後一百年，晉國的奴隸制生產關系開始瓦解，階級矛盾與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日益激化。為了維持統治，晉平公八年(前550年)，范宣子在以往晉國法典的基礎上，制定了“范宣子刑書”，它是晉國法制史上第一部從國家總法中分離出來的刑事法規。但其問世後卻被藏於秘府，為貴族所壟斷。40年後，由於晉國的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統治者面臨空前的危機，晉頃公十三年(前513年)，晉卿趙鞅、荀寅才把范宣子刑書鑄在鼎上，公布於眾。“范宣子刑書”順應了歷史變革的潮流，是當時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是晉國由禮治走向法治的標志，被公認為我國最早公布的成文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良莠同生 晉國變革的成與敗

　　晉國尚法求變，強國富民，從西周初年分封的甸服小國一躍而為春秋時期的五霸之最，左右天下大勢、引領時代發展150余年。

　　然而，一個曾經創造了輝煌霸業的超強大國，卻被享受改革紅利而起家的韓、趙、魏三家瓜分。無疑，“三家分晉”也是一次歷史性的大變革，但是，晉國的這個命運大結局究竟有著怎樣的經驗和教訓?

　　縱觀六百年晉國的發展史，似乎走過的是一條小宗代大宗、庶系代嫡系、卿族代公室的歷史軌跡。然究其原由，最根本的應當不在於禮崩樂壞、自相厮殺，而變革創新者生、固守成規者亡，才是不可規避的歷史必然。晉國變革創新的特色、經驗和教訓主要表現在：

　　——尊王爭霸、強國富民的大主題。晉國率先打破世襲制，建立郡縣制，調整生產關系，封建因素滋生，百姓履畝而耕，經濟蓬勃發展，國力不斷增強，使晉國成為最為強盛的春秋霸主，影響了中華文明發展的總體進程。

　　——因勢而動、適時即變的大態勢。在國內出現內亂危機、政權到了崩潰邊緣以及每個歷史發展的重大抉擇關口，晉國都循著國家的根本利益、針對國家的現實需要，大刀闊斧地進行全方位改革，順應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求同存異、開放包容的大胸懷。晉國立國伊始就注重改革對外關系，實行“和戎”之策，把自己和周邊少數民族融合為同一個命運共同體，互惠交往，對締造多元一體的大中華，具有成功的實踐意義和重要的推進作用。

　　——思想解放、文化繁榮的大手筆。晉國重用人才，廣開言路，湧現了一大批有能力、有抱負的名臣賢卿，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促成思想解放和文化繁榮，成為中國法家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左右著秦漢以後中國政治的主流。

　　——內外兼顧、統籌推進的大格局。晉國的幾百年間，國內矛盾的激化和諸侯強國的騷擾，共同威脅著晉國的安全。晉國著眼於現實和長遠，統籌國內外兩個大局，推行戰略變革，改善周邊環境，為晉國發展提供了堅強保障。

　　——君卿互殺、功過相抵的大殷鑒。剪滅公族、匡扶異姓，抑或捍衛君權、打擊世卿，對於晉國來說都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和歷史的進步性。但它又像一把雙刃劍，在為晉國前進之路披荊斬棘的同時，也為其日後發展留下了致命硬傷。公室與卿族、嫡系與庶系、大宗與小宗，良莠同生同長，正負相抵相消，最終在厮殺決斗中導致了晉國的滅亡。

　　同樣，由晉國分裂出去的韓、趙、魏三國最終也沒有躲過強秦的鐵蹄。當然，久分必合、天下統一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和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但細究起來，三個國家滅亡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戰國社會大轉型時期，沒有秉承晉國務實、競爭、改革、創新的進取精神，沒有發揚晉國淵源流長的優秀文化傳統，加之任人唯親的官場政治、不能審時度勢的保守意識以及未能建立積極有效的社會可控機制，因而導致了昔日輝煌的衰落，重蹈了祖先滅亡的覆轍。

（來源：山西省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