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初，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盡量保護古代文化遺產，是文物界的一項艱巨而復雜的工作。為此，由時任中央文化部社會文化局（即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铎先生力主，先後聘請了古人類學家裴文中、書畫鑒定家張珩、考古學家謝元璐等多位著名學者擔任專職的局業務秘書，組成實力強大的專家團隊。鑒於古代建築遺產的保護是重中之重，於1950年提議聘請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兼職擔任局業務秘書和文物處工程師。梁思成先生認為，這一職務責任重大，兼職難盡其責，於是向鄭振铎舉薦他的學生陳明達為這一職務的專職人選。此時的陳明達先生正主持設計重慶中共西南局、中共重慶市委會辦公大樓的設計建造，遂商定選派青年助教羅哲文為文物局與清華大學之間的聯絡員，而將這一職務虛位以待。

1953年，陳明達先生赴京到任，主持全國古建築普查工作，並籌備撰寫新中國第一部文物法規，擬定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名單。那時，一些人提出“要為支援新建設而不惜拆古建築”的主張，陳明達當即撰文指出：“拆毀古建築而利用有限的材料，猶如把博物館中的殷周青銅器融化為工業原料一樣，損失是無可比擬地超過所得，何況這些古建築還蘊藏著古代勞動人民的創造智慧。用單純的經濟觀點對待這個問題，必然會發生錯誤。”然而，由於時代的局限，“保護文物不能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張依舊盛行，至1957年前後，甚至陸定一、梁思成、劉敦桢等也無法直言強調文化遺產保護與研究的重要意義，全國為大建而大拆之風愈演愈烈，在中國建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寶坻縣遼代三大士殿，也以“遼代的木頭也要為人民服務”的名義被拆除。在這樣一個社會大環境中，陳明達等人既要盡力保存祖國文化遺脈，又要盡可能避免政治上不犯錯誤，可謂進退維谷，陷入兩難境地。為此，深受五四運動“賽先生”影響的他，不失時機地向文化部正副部長、文物局局長進言：應“按照古建築的政治作用、學術價值及其損壞程度”具體鑒別一座古建築是否應予保存，並進一步提出“即使決定要拆除，也必須在拆除之前建立一個詳盡的技術檔案”，技術檔案應包括文獻資料、測繪圖，最好能制作模型存檔並向公眾展示。

盡管陳明達在國家文物局機關的工作充滿了曲折，但他所提出的“政治作用、學術價值”等概念，最終定型為文物保護的基本原則——歷史意義、科技水平與藝術水平。以此“文物的三大價值”為尺度，陳明達先生在任職期間還是取得了一些實際成果。例如，三門峽水庫工程於1956年決定上馬，著名的山西永濟縣元代建築永樂宮屬於庫區范圍，其被毀的命運幾乎無可改變，但由於陳明達率杜仙洲、祁英濤等於1954年完成了該組古建築的價值論證，有詳盡的測繪資料，使得中央決策層終於同意這組古建築“異地遷移”整體保護，並於1958年成立了“永樂宮遷建委員會”。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回顧此事，如果當初沒有陳明達等人以“三大價值”為依據，為保存永樂宮據理力爭，如果沒有設定“即使決定要拆，也必須事先作詳細的測繪與科學論證”的文物保護的工作原則，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經歷了永樂宮事件之後，陳明達先生更加覺得科學論證在文物保護工作中的重要意義。適逢其時，當時周恩來總理也作出了專項指示，要求對每一處國寶都要有科學的記錄。陳明達先生認為，這個“科學的記錄”不應局限在小范圍，而應使學術界和公眾都盡量多地了解和認知，最好能在科學記錄的基礎上出版高質量的圖書。為實現這一計劃，他於1960年毅然主動調離在外人看來名利雙贏的文物局機關工作崗位，去文物出版社主持古建築與石窟兩類圖書的編撰工作，身體力行地選擇重點文物單位做文物保護類圖書樣板。那時，雖然河南鞏縣石窟寺並沒有列入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他還是於1963年編著出版了《鞏縣石窟寺》一書，使得這處尚不被多數人認可的重要古跡，終於在1983年列入了第二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其在古代雕塑史上的地位也由此得到了學術界和公眾的認知，影響甚至波及到日本的漢學界，而這部開創性的研究專著，也成為日後石窟類文化遺產保護與研究的樣板圖書。

1960~1963年，陳明達又率弟子黃逖等人再次赴山西考察應縣佛宮寺釋迦塔，經過精細的測量和缜密的學理分析，於1966年初撰寫出版了《應縣木塔》專著，有理有據地強調了應縣木塔舉足輕重的文化價值。關於這部專著，日後著名學者傅熹年先生有這樣的評價：“這本專著闡明，中國古代建築從總平面布置到單體建築的構造，都是按一定法式經過精密設計的，通過精密測量（大尺寸精度控制在1厘米以內）和缜密分析，是可以找到設計規律的。”如今這部專著已作為中國建築歷史學界的一部名著，成為建築系師生認識我國古代建築成就的必修書目，但其寫作初衷卻是一份直接服務於單項古代建築遺產保護工作的價值論證論文。在《應縣木塔》的寫作過程中，陳明達先生還曾計劃撰寫佛光寺、南禅寺等30多個古建築實例的專項研究書稿，可惜隨著文革爆發和自己年事漸高，這個計劃成為了他終生抱憾的未竟之業。

陳明達先生對古代建築是充滿了摯愛之情的。因此，當他在1961年聽說北京古建築修繕所（今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要裁撤“古建築模型室”和“彩畫室”時，絕不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為托辭坐視旁觀，而敢冒風險再次上書主管副部長徐平羽先生，提交一份《對保護古建築工作的建議》，要求有關單位重視古建築測繪和模型制作。這份報告盡管得到了時任文化部常務副部長齊燕銘對其工作態度的贊揚，說“這是一份很好的建議，我主張打印若干份，分發各司局傳閱，以鼓勵同志們關心業務”，但具體的工作建議卻未被采納，“古建築模型室”和“彩畫室”還是沒能保住，而路鑒堂、路鳳台、井慶升等身懷絕技的古建築老工匠人才也由此流失，未能人盡其才。

多年後，曾經在文物整理委員會工作的王仲傑先生回憶說：“當時討論裁撤模型室和彩畫室的時候，陳明達先生講了一句話，他認為‘作模型好像是編一本詞典，能夠很清楚的認識建築’。陳先生希望留下模型室和彩畫室，可惜他那時是少數派，不占上風。”王先生的惋惜之情猶溢於言表——惋惜一個正確的建議未被采納，更惋惜陳明達先生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殚精竭慮，未在當時為更多的人所理解。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殷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