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歷史的悠久，我國也就被列為園林藝術起源最早的國家之一，並在國際上享有盛名。從有關記載，我國的古典園林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經營，只不過是作為歷代帝王、貴族等少數統治階級享樂的場所。

    如在奴隸社會的周代，就有周文王的“靈囿”，方七十裡，養百獸魚鳥，供帝王游牧取樂。到了封建社會的秦代，在公元前218年於鹹陽渭水之南興建了“上林宛”，周圍三百裡，有離宮七十所，“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苑中有湧泉，有怒瀑，還有種類繁多的動植物。

    到了漢代，“上林苑”相續擴大，分區豢養動物，栽培它地的名果奇樹達三千余種，其規模和內容都相當可觀。三國時，魏文帝“以五色石起景陽山於芳林苑，樹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吳國的孫皓在南京“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功役之費以億萬計”。晉武帝司馬炎重修“香林苑”，並改名“華林苑”。到南朝，梁武帝又重修齊高帝的“芳林苑”，“植嘉樹珍果，窮極雕麗”。北朝在盛樂(今蒙古和林格爾縣)建“鹿苑”，引附近武川之水注入苑內、廣幾十裡。

    到了隋代，隋炀帝楊廣在洛陽以西建造“西苑”，周圍二百裡，其規模雖然沒有“上林苑”大，但內容卻有過之而不及。苑內造海，周十余裡，海中有三座神山，高百余尺，殿堂樓觀極多，山水之勝，動植物之多，都是極盡豪華。

    到了唐代，在西安建有宮苑結合的“西內”、“東內”、“芙蓉苑”及骊山的“華清宮”，面積雖不算大，但苑的內容和造園的意境卻有了新的發展。在宋代有著名的“壽山艮岳”，周圍十余裡。元代建“萬歲山”，明朝建”西苑”，清代更有占地八千四百多畝的熱河避暑山莊，以及世界文化史上著名奇跡“圓明園”等。

    唐宋在以往造園藝術成就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創了我國園林藝術的一代新風，達到了新的境界。它效法自然而又高於自然，寓情於景，情景交融，富有詩情畫意，為我國明清園林藝術的發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

    明清(1368～1644～1911年)是我國封建社會的沒落時期，至清朝特別是乾隆、慈禧揮金如土、奢侈豪華，大造離宮別館。在風格上一方面繼承了傳統的水山宮苑和山水建築宮苑的特點，同時進一步有所發展。這一時期特別是在江南地區的私家園林，由於具有高超的藝術水平和獨特的民族風格，而使我國的古典園林藝術在世界園林藝術中獨樹一格，自成一體。

    在世界各個歷史文化交流的階段中，我國“人工為之，宛自天開”的自然式園林藝術，自唐朝已傳入朝鮮、日本。特別是在十三世紀，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就把杭州西湖的園林藝術稱譽為”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城”。從而使杭州西湖的園林藝術名揚海外。至今，它更成了五大州的朋友們想往的游覽勝地。

    在十八世紀，中國自然式園林由英國著名造園家威廉康伯介紹到英國，使當時的英國曾一度出現了“自然熱”。1730年在倫敦郊外所建的植物園，後改為皇家植物園，除模仿中國的自然式布局外，還出現了中國式的寶塔和橋。從此以後，我國園林藝術那種順應自然的設計手法，在歐洲廣為傳播。

    從上所述，我國古代的城市園林，主要是皇家宮苑和貴族宅園，平民百姓能夠進入的公共園林，多以寺廟附屬庭園的面貌出現。

    1840年是中國從封建社會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轉折點，也是我國造園史由古代到近代的轉折，公園的出現便是明顯的標志。人們把1840年以前的園林稱為古典園林，而1840年以後，則稱為近現代園林。

    如果說，古典園林具有明顯的私人占有性，不管是皇家園林或私家園林，無不都是供帝王、封建文人、士大夫等避暑、聽政、居住、游樂等專用，而公園雖然前面加了“公”字，但它也並不是為大多數人服務而建造的。

    在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在我國開設了租界，同時為了滿足他們在中國土地尋歡作樂的要求，為了滿足殖民者少數人的游樂活動，把歐洲式的公園傳到了我國，這其中上海可以說是殖民地公園建立較早較多的地方。

    1868年建造的“公花園”(黃浦公園)是最早的一個，殖民者規定華人與狗不被入內，這一方面說明殖民主義者對中國人民明目張膽的侮辱，也說明“公園”在當時並不“姓公”。之後又有1905年的“虹口公園”，1908年的“法國公園”即(復興公園)，1914年建的“極斯非爾公園”(即中山公園)等。

    此時期公園規劃布局的特點多采取法國規則式和英國風景式兩種，其中有大片草地和占地極少的建築，這與我國古典園林藝術的規劃設計有明顯不同。在功能使用上主要是供他們散步、打網球、棒球、高夫爾球等活動，1906年，在無錫、金匮兩縣鄉紳俞仲等籌資建“錫金公花園”，這是我國最早的公園之一了。辛亥革命後擴建，定名為“城中公園”，該公園的布置特點多建築無草地，有假山，自然式水池等是吸收了中國古典園林的特點而建的，這與上海早期的公園就有明顯的不問特點。雖都叫公園，但內容和特點顯然是不同的。

    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先生曾在廣州的越秀山麓讀書。辛亥革命後，孫中山指定將越秀山辟為公園，既越秀公園。與孫中山同時代，以朱啟矜等為代表的一批民主主義者極力主張相籌建公園，在他們的倡導和影響下，在我國一些主要大城市中，相繼出現了如廣州越秀公園、中央公園、永漢公園等九處；漢口市府公園等兩處；昆明翠湖公園等七處；北平的中央公園(現中山公園)；南京的玄武湖公園等六處；廈門的中山公園；長沙的天心公園等。此外，當時也有一些民族資本家私人辦園向公眾開放的，如無錫的惠山公園等。

    以上諸公園大多是在原有風景名勝的基礎上整理改建而成的，有的本來就是原有的古典園林，如錫惠公園等。也有的是在空地，或農地上參照歐洲公園特點建造。這都為以後公園的發展建設打下了基礎。

    1898年英國人霍華德著《明日的田園城市》一書，對我國初期的公園建設有一定的影響。1935年，我國的規劃師莫朝豪所著《園林計劃》一書中提出“都市田園化與鄉村城市化”的主張，指出“園林計劃……包含市政、工程、農林、藝術等要素的綜合的科學”，“應使公園能夠均勻地分布於全市各地”等一些至今看來仍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此書也可以說是我國早期公園建設的理論性專著，並對當時的公園建設有很大的影響。

    我國公園的產生可以說這是帝國主義侵略和辛亥革命的結果，又由於辛亥革命的發源地在南方，更加上南方優越的自然條件，無論是公園的最初階段，還是形成具有我國特點的公園，可以說在南方都最具有代表性。

    以綠化為主，輔以建築布置於城市或市郊，並為廣大人民提供娛樂、游憩的公園，真正姓公並得到迅速發展，那還是解放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