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不同時段和區域，或因教、學需要，或是走訪、參觀等機緣，接觸過幾位直接從事古建築修復、新造的泥瓦匠人、承包商及設計師。近來，經友朋聯絡，也與杭城的青年古建設計者有過短暫接觸——我們簡單議及，如何更好地借助圖冊、簿籍等平面出版活動，將其在南方某省的一處古代樓台的重新修葺、規劃進行“包裝”。

因著家庭正、反面的影響，我頗早便選擇了一條不介入商業操作的，孤寂、自持的學術路徑。可，正如我也曾談到的，從更加開放的角度論，經濟行為並不應絕然地被拋棄在研究之外。事實上，當前，全球范圍內不少成功的保護與開發案例，恰恰得益於兩者的並行不悖，且互相充實。只是，我總感到，因遭受殖民侵略而“貧病交加”得太久，使得我們這群“老大中國”的不少“新成員”，一時仍難免對“銅臭味兒”過於“靈敏”了。僅以古建保護為例，“他們”更樂於關注的是，如何變著法兒地從早已“破敗”不堪的原址中倒騰出一個個“金元寶”來。我更不否認，自古洎今，那些名聞遐迩的所在，除了王廷、宮苑，多也為市井喧阗之地，可“他們”的操持，無非是帶著這樣、那樣的企圖，希冀著重演一幕幕可能的“勝景”罷了。

那麼，著落於研究上，作為歷史的記錄者，又該通過怎樣的書寫直面如此“魚龍混雜”的境況？而我的思考起點，先是從舊日的“方志”類文獻開始。

彼時，各層次文士、匠人的工作，撇開那些為數甚少的“自耕農”式的生計，自要依附於以征伐掙得天下的“達官顯貴”的“門牆”。而作為一任盼著流芳百代的“治世賢人”，他們的功績，也必得靠寫作班子的手筆，以及實體化創作者的不懈營造，才能徹底形成具有沉澱價值的“精神載體”——宏大的系“國史”與“歌詩”，細碎的乃“地志”和“土物”。尤其是後者，就科學化的眼光看，更有一種歷史人類學及社會學的內涵。

那麼，對於當前的保護與重建，在全力排除不必要“干擾”的前提下，追述與古物真正構築者、使用者切膚相關的，尚鮮活地繁衍著的“在地化”的“俗世”之路，顯然是必不可少的，足以令今人的創作更具“體溫”的過程。但，這又不是某種獵奇和炫富式的，“妖魔化”了的“人種志”，不是將以自然更新為目標的設計行為，搭建在對遺址地生存者的重復“霸權”與“剝奪”之中。

承此，便是要以“建築”為原點，將視野轉向關注那些活潑的諸般真實。其間，肯定包括了細訪一切構築材料的來源與處理辦法，以及探尋選址的獨特意義，甚至將當地民俗中的種種“超驗”性內容，以幾種科學、規范的方式進行解說。

總之，作為一個被精心挑揀出來的區域，哪怕原初它僅是菜場、倉房，但作為復原者、研究者的工作，不是居高臨下地喝令與“褫革”，或順著所謂當代成功的“意志”恣情“發揮”，卻是要珍重並留心篩選，過往與現今、個體與周遭，那復雜的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間的，哪怕是所謂“淺薄”的生態鏈關系。

而我所強調的，便是在完成最基礎的“考古報告”與“標本分析”後，“重建”與“保護”應能回到一種“生命體”式的，得到高度尊重後的“自洽”的話語系統之內。並，最終通過充沛而有根脈的氣力，賦予靈性的人，形式與內容之上的新的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