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傳入和最初的佛教建築
　　佛教是在公元一世紀左右，從印度經過現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而傳入中國的。在大約兩千年的期間，佛教對於中國人民(這裡指的主要是漢族人民)的思想、文化，以及物質生活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一切在中國的建築上都有所反映，並且集中地表現在中國的佛教建築上。
　　佛教傳入中國文化，僅僅按照已經有文字的記錄來說，就已經有了將近兩千余年的歷史。作為物質文化的一部分，中國建築的歷史實際上比有文字記錄的歷史要長若干倍。估計從石器時代開始，經過可能達到一兩萬年的長時間，一直到佛教傳入中國時，中國的匠師已經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在工程結構方面，形成了一套有高度科學性的結構方法;在建築的藝術處理方面，也形成了一套特殊風格的手法，成為一個獨特的建築體系。那就是今天一般被稱作中國建築的這樣一個建築體系。在這些建築之中，有住宅、宮殿、衙署、作坊、倉庫等等，也有為滿足各種精神需要的特殊建築，如中國傳統祭祀天地和五谷之神的壇廟，拜祖先的家廟，模擬神仙世界的仙山樓閣，迎接從雲端下來的仙人的高台等等。中國的佛教建築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相傳在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葉摩騰等來到當時中國的首都洛陽。當時的政FU把一個宮署鴻胪寺，作為他們的招待所。“寺”本是漢朝的一種官署的名稱，但是從此以後，它就成為中國佛教寺院的專稱了。按照歷史記載，當時的中國皇帝下命令為這些天竺高僧特別建造一些房屋，並且以為他們馱著經卷來中國的白馬命名，叫作“白馬寺”。到今天，凡是到洛陽的善男信女或是游客，沒有不到白馬寺去看一看這個中國佛教的苗圃的。
　　公元200年前後，在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漢朝已經進入土崩瓦解的歷史時期，在長江下游的丹陽郡(今天的南京一帶)，有一個官吏笮融，“大起浮圖，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采”(見《後漢書·陶謙傳》)。這是中國歷史的文字記載中比較具體地敘述一個佛寺的最早的文獻。從建築的角度來看，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巨大的規模，可以容納三千多人。更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那個上累金盤的重樓。完全可以肯定，所謂“上累金盤”，就是用金屬做的剎;它本身就是印度窣堵坡(塔)的縮影或模型。所謂“重樓”，就是在漢朝，例如在司馬遷的著名《史記》中所提到的漢武帝建造來迎接神仙的，那種多層的木構高樓。在原來中國的一種宗教用的高樓之上，根據當時從概念上對於印度窣堵波的理解，加上一個剎，最早的中國式的佛塔就這樣誕生了。我們可以看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人民的精神生活所提出的要求下，一個傳統的中國建築類型，加上了一些外來的新的因素，就為一個新的要求——佛教服務了。佛教之廣泛傳播和寺塔之普遍興建從笮融建造他的佛寺的時候起，在以後大約四個世紀的期間，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陷入了一個極端混亂的時期。從遼東(今天中國的東北地區)，從蒙古，從新疆，許多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部落或民族，紛紛企圖侵入當時經濟、文化比較先進的，生活比較優裕安定的漢族地區。中國的北部，就是從黃河流域一直到萬裡長城一帶，變成了一個廣闊的戰場。在這個戰場上進行著漢族和各個外圍民族的戰爭，也進行著那些外圍民族之間為了爭奪漢族的土地和財富的戰爭;也進行著被壓迫的人民對於他們的殘暴的不管是本族的或者外族的統治者的反抗戰爭。在這種情況下，廣大人民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他們的勞動成果不是被戰爭完全破壞，就是被外來的征服者或是本民族的殘暴的統治者所掠奪，生活沒有保障。就是在這些統治者之間，在戰爭的威脅下，他們自己也感到他們的政權，甚至於他們自己的生命，也沒有保障。在苦難中對於統治者心懷不滿的人民也對他們的殘暴的統治者進行反抗。總之，社會秩序是很不安定的。在這種情況下，在困苦絕望中
　　的人民在佛教裡找到了安慰。同樣地，當時漢族以及外圍民族的統治者，在他們那種今天是一個勝利者，明天就可能變成了一個戰爭俘虜，淪為奴隸的無保障的生活中，也在佛教中看見了一個不僅僅在短短幾十年之間的生命。同時他們還看到佛教的傳播對於他們安定社會秩序的努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廣大人民向往著擺脫苦難的要求下，在統治者的提倡下，佛教就在中國傳播起來了。在公元第四世紀，佛教已經傳播到全中國。
　　在公元400年前後，中國的高僧法顯就到印度去求法，回來寫了著名的《佛國記》。在他的《佛國記》裡，他也描寫了一些印度的著名佛像以及著名的寺塔的建築。法顯從印度回到中國之後，對於中國佛教寺院的建築，具體地發生了什麼影響，由於今天已經沒有具體的實物存在，我們不知其詳，不過可以肯定地說是發生了一定的影響的。在這個時期，很多中國皇帝都成為佛教的虔誠信徒。在公元419年，晉朝的一個皇帝，按歷史記載，鑄造了一尊十六尺高的青銅鍍金的佛像，由他親自送到瓦棺寺。在第六世紀前半，有一位皇帝就多次把自己的身體施捨在廟裡。後來唐朝著名的詩人杜牧，在他的一首詩中就有“南朝四百八十寺”這樣一個名句。這說明在當時中國的首都建康(今天的南京)，佛教建築的活動是十分活躍的。與此同時，統治著中國北方的，由北方下來的鮮卑族拓跋氏皇帝，在他們的首都洛陽，也建造了一千三百個佛寺。其中一個著名的佛塔，永寧寺的塔，一座巨大的木結構，據說有九層高，從地面到剎尖高一千尺，在一百裡以外(約五十公裡)就可以看見。雖然這種尺寸肯定地是誇大了的，不過它的高度也必然是驚人的。我們可以說，像永寧寺塔這樣的木塔，就是笮融的那個“上累金盤，下為重樓”那一種塔所發展到的一個極高的階段。遺憾的是，這種木塔今天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存在。我們要感謝日本人民，在他們的美麗的國土上，還保存下來像奈良法隆寺五重塔那種類型以及一些相當完整的佛寺組群。日本的這些木塔雖然在年代上略晚幾十年乃至一二百年，但是由於這種塔型是由中國經由朝鮮傳播到日本去的，所以從日本現存的一些飛鳥、白風時代的木塔上，我們多少可以看到中國南北朝時代木塔的形象。此外，在敦煌的壁畫裡，在雲岡石窟的浮雕裡，以及雲岡少數窟內的支提塔裡，也可以看見這些形象。用日本的實物和中國這些間接的資料對比，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初期的佛塔，大概就是這種結構和形象。在整個佛寺布局和殿堂的結構方面，同樣的，我們也只能從敦煌的壁畫以及少數在日本的文物建築中推測。從這些資料看來，我們可以說，中國佛寺的布局在公元第四第五世紀已經基本上定型了。總的說來，佛寺的布局，基本上是采取了中國傳統世俗建築的院落式布局方法。一般地說，從山門 (即寺院外面的正門)起，在一根南北軸線上，每隔一定距離，就布置一座座殿堂，周圍用廊庑以及一些樓閣把它們圍繞起來。這些殿堂的尺寸、規模，一般地是隨同它們的重要性而逐步加強，往往到了第三或第四個殿堂才是廟宇的主要建築一—大雄寶殿。大雄寶殿的後面，在規模比較大的寺院裡可能還有些建築。這些殿堂和周圍的廊庑樓閣等就把一座寺院劃為層層深入、引人入勝的院落。在最早的佛寺建築中，佛塔的位置往往是在佛寺的中軸線上的。有時在山門之外，有時在山門以內。但是後來佛塔就大多數不放在中軸線上而建立在佛寺的附近，甚至相當距離的地方。
　　中國佛寺的這種院落式的布局是有它的歷史和社會根源的。除了它一般地采取了中國傳統的院落布局之外，還因為在歷史上最初的佛寺就是按照漢朝的官署的布局建造的。我們可以推測，既然用寺這樣一個官署的名稱改做佛教寺院的名稱，那麼，在形式上佛教的寺很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漢朝官署的寺的形式。另一方面，在南北朝的歷史記載中，除了許多人，從皇帝到一般的老百姓，捨身入寺之外，還有許多貴族官吏和富有的人家，還捨宅為寺，把他們的住宅府第施捨給他們所信仰的宗教。這樣，有很多佛寺原來就是一所由許多院落組成的住宅。由於這兩個原因，佛寺在它以後兩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一般都采取了這種世俗建築的院落形式，加以發展，而成為中國佛教布局的一個特征。
　　佛寺的建築對於中國古代的城市面貌帶來很大的變化。可以想像，在沒有佛寺以前，在中國古代的城市裡，主要的大型建築只有皇帝的宮殿，貴族的府第，以及行政衙署。這些建築對於廣大人民都是警衛森嚴的禁地，在形象上，和廣大人民的比較矮小的住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可以想像，舊的城市輪廓面貌是比較單調的。但是，有了佛教建築之後，在中國古代的城市裡，除了那些宮殿、府第、衙署之外，也出現了巍峨的殿堂，甚至於比宮殿還高得多的佛塔。這些佛教建築豐富了城市人民的生活，因為廣大人民可以進去禮佛、焚香，可以在廣闊的庭院裡休息交際，可以到佛塔上面瞭望。可以說，盡管這些佛寺是宗教建築，它們卻起了後代公共建築的作用。同時，這些佛寺也起了促進貿易的作用，因為古代中國的佛寺也同古代的希臘神廟、基督教教堂前的廣場一樣，成了勞動人民交換他們產品和生活用品的市集。
　　另一方面，這些佛教建築不僅大大豐富了城市的面貌;而且在原野山林之中，我們可以說，佛教建築豐富了整個中國的風景線。有許多著名的佛教寺院都是選擇在著名風景區建造起來的。原來美好的風景區，有了這些寺塔，就更加美麗幽雅。它本身除了宣揚佛法之外，同時也吸引了游人特別是許多詩人畫家，為無數的詩人畫家提供了創作的靈感。詩人畫家的創作反過來又使這些寺塔在人民的生活中引起了深厚的感情。總的說來，單純從佛教建築這一個角度來看，佛教以及它的建築對於中國文化，對於中國的藝術創作，對於中國人民的精神生活，都有巨大的影響，巨大的貢獻。
　　在兩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的佛教建築，經過一代代經驗的積累，不斷地發展，不斷地豐富起來，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珍貴的遺產。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代，由於不同的社會的需要，不同的技術科學上的進步，佛教建築也同其他建築一樣，產生了許多不同的結構布局和不同的形式、風格。
　　從敦煌的壁畫裡，我們看到，從北魏到唐(從第五世紀到十世紀)這五百年間，佛寺的布局一般都采取了上面所說的庭院式的布局。但是，建造一所佛寺畢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因此，規模比較大，工料比較好，藝術水平比較高的佛教建築，大多數是在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力量比較雄厚的時候建築的。佛寺的建造地點，雖然在後代有許多是有意識地選擇遠離城市的山林之中，但總的看來，佛寺的建築無論從它的地點來說，或者是從它的建造規模來說，大多數還是在人口集中的城市裡，或者是沿著貿易交通的孔道上。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建康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以及洛陽的一千三百多寺之外，在唐朝長安(今天的西安)城裡的一百一十個坊中，每一個坊裡至少有一個以上的佛寺，甚至於有一個佛寺而占用整個一坊的土地的(如大興善寺就占靖善坊一坊之地)。這些佛寺裡除造像外大部分都有塔，有壁畫。這些壁畫和造像大多是當時著名的藝術家的作品。中國古代一部著名的美術史《歷代名畫記》裡所提到的名畫以及著名雕刻，絕大部分是在長安洛陽的佛寺裡的。在此以前，例如在號稱有高一千尺的木塔的洛陽，也因為它有大量的佛寺而使北魏的一位作家楊衒之給後代留下了《洛陽伽藍記》這樣一本書。又如著名的敦煌千佛洞就位置在戈壁大沙漠的邊緣上。敦煌的位置可以和19世紀以後的上海相比擬，戈壁沙漠像太平洋一樣，隔開了也聯系了東西的交通。敦煌是走上沙漠以前的最後一個城市，也是由西域到中國來的人越過了沙漠以後的第一個城市。就是因為這樣，經濟政治的戰略位置，其中包括文化交通孔道上的戰略位置，才使得中國第一個佛教石窟寺在敦煌鑿造起來。這一切說明盡管宗教建築從某一個意義上來說，是一種純粹的精神建築，但是它的發展是脫離不了當時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所造成的條件的。
　　現在我們設想從西方來的行旅越過了沙漠到了敦煌，從那裡開始，我們很快地把中國兩千年來的一些主要的佛教史跡游覽一下。敦煌千佛崖的石窟寺是中國現存最古的佛教文物。現存的大約六百個石窟是從公元366年開始到公元13世紀將近一千年的長時間中陸續開鑿出來的。其中現存的最古的幾個石窟是屬於第五世紀的。這些石窟是以印度阿旃陀、加利等石窟為藍本而模仿建造的。首先由於自然條件的限制，敦煌千佛崖沒有像印度一些石窟那樣堅實的石崖，而是比較松軟的沙卵石沖積層，不可能進行細致的雕刻。因此在建築方面，在開鑿出來的石窟裡面和外面，必須加上必要的木結構以及牆壁上的粉刷。牆壁上不能進行浮雕，只能在抹灰的窟壁上畫壁或作少量的泥塑浮雕。因此，敦煌千佛崖的佛像也無例外地是用泥塑的，或者是在開鑿出來的粗糙的石胎模上加工塑造的。在這些壁畫裡，古代的畫家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當時佛教寺塔的形象，也留下了當時人民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畫譜。
　　其次，在今天山西省大同城外的雲岡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內地最古的石窟群。在長約一公裡的石崖上，北魏的雕刻家們在短短的五十年間(大約從公元450—500年)開鑿了大約兩打大小不同的石窟和為數甚多的小壁龛。
　　其中最大的一座佛像，由於它的巨大的尺寸，就不得不在外面建造木結構的窟廊。但是，大多數的石窟卻采用了在崖內鑿出一間間窟室的形式，其中有些分為內外兩室，前室的外面就利用山崖的石頭刻成窟廊的形式。內室的中部一般多有一個可以繞著行道的塔柱或雕刻著佛像的中心柱。我們可以從雲岡的石窟看到印度石窟這一概念到了中國以後，在形式上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例如印度的支提窟平面都是馬蹄形的，內部周圍有列柱。但在中國，它的平面都是正方或長方形的，而用豐富的浮雕代替了印度所用的列柱。印度所用的圓形的窣堵波也被方形的中國式的塔所代替。此外，在浮雕上還刻出了許多當時的中國建築形象，例如當時各種形式的塔、殿、堂，等等。浮雕裡所表現的建築，例如太子出游四門的城門，就完全是中國式的城門了。乃至於佛像、菩薩像的衣飾，盡管雕刻家努力使它符合佛經的以及當時印度佛像雕刻的樣式，但是不可避免地有許多細節是按當時中國的服裝來處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石窟建築的處理上，和浮雕描繪的建築上，我們看到了許多從西方傳來的裝飾母題。例如佛像下的須彌座、卷草、哥林斯式的柱頭，伊奧尼克的柱頭，和希臘的雉尾和箭頭極其相似的蓮瓣裝飾，以及那些聯珠璎珞等等，都是中國原有的藝術裡面未曾看見過的。這許多裝飾母題經過一千多年的吸收、改變、豐富、發展，今天已經完全變成中國的雕飾題材了。
　　在公元500年前後，北方鮮卑族的拓跋氏統治著半個中國，取得了比較堅固的政治局面，就從山西的大同遷都到河南的洛陽，建立他們的新首都。同時也在洛陽城南的十二公裡的伊水邊上選擇了一片石質堅硬的石灰石山崖，開鑿了著名的龍門石窟。我們推測在大同的五十年間，雲岡石窟已成了北魏首都郊外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政治上宗教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所以在洛陽，同樣的一個石窟，就必須盡快地開鑿出來。洛陽石窟不像雲岡石窟那樣采用了大量的建築形式，而著重在佛像雕刻上。盡管如此，龍門石窟的內部還是有不少的建築藝術處理的。在這裡，我們不能不以憤怒的心情提到，在著名的賓陽洞裡兩幅精美絕倫的叫做“帝後禮佛圖”的浮雕，在過去反動統治時期已經被近代的萬達爾(Vandals)——美國的文化強盜敲成碎塊，運到紐約的都市博物館裡去了。
　　在河北省磁縣的響堂山，也有一組第六世紀的石窟組群。這一組群表現了獨特的風格。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印度建築形式和中國建築形式的非常和諧的，但有些也不很和諧的結合。印度的火焰式的門頭裝飾在這裡被大量地使用。印度式的束蓮柱也是這裡所常看見的。山西太原附近的天龍山也屬於第六世紀，在石窟的建築處理上就完全采用了中國木結構的形式。從這些實例看來，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石窟這一概念是從印度來的，可是到了中國以後，逐漸地它就采取了中國廣大人民所喜聞樂見的傳統形式;但同時也吸收了印度和西方的許多母題和藝術處理手法。佛教的石窟遍布全中國，我們不能在這裡細述了。
　　在上面所提到的這些石窟中，我們往往可以看到令人十分憤慨的一些現象。在雲岡、龍門，除了像賓陽洞的“帝後禮佛圖”那樣整片的浮雕或整座的雕像被盜竊之外，像在天龍山，現在就沒有一座佛像存在。這些東西都被帝國主義的文化強盜勾結著中國的反動軍閥、官僚、奸商，用各種盜竊欺騙的手段運到他們的富麗堂皇的所謂博物館裡去了。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盜竊了大量的經卷。雲岡、龍門無數的佛頭，都被陳列在帝國主義的許多博物館裡。帝國主義文化強盜這種掠奪盜竊行為是必須制止的，是不可饒恕的，是我們每一個有豐富文化遺產的民族國家所必須警惕提防的。
　　前面已經說到，中國的佛寺建築是由若干個殿堂廊庑樓閣等等聯合起來組成的，因為每一所佛寺就是一個建築組群。在這種組群裡除了舉行各種宗教儀式的部分以外，往往還附有僧侶居住和講經修道的部分。這種完整的組群中，現存的都是比較後期的，一般都是13、14世紀以後的。因此，在這以前的木構佛寺，我們只能看到一些不完整的，或是經過歷代改建的組群。
　　在中國木結構的佛教建築中，現在最古的是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它是公元782年建成的。雖然規模不大，它是中國現存最古的一座木構建築。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是離南禅寺不遠的佛光寺大殿。它是857年建造的，是一座七間的佛殿，一千一百年來還完整地保存著。佛光寺位置在五台山的西面坡上，因此這個佛寺的朝向不是用中國傳統的面朝南的方向，而是向西的。沿著山勢，從山門起，一進一進的建築就著山坡地形逐漸建到山坡上去。大殿就在組群最後也是最高的地點。據歷史記載，第九世紀初期在它的地點上，曾經建造了一座三層七間的彌勒大閣，高九十五尺，裡邊有佛、菩薩、天王像七十二尊。但是在公元845年，由於佛教和道教在宮廷裡斗爭的結果，道教獲勝，當時的皇帝下诏毀壞全國所有的佛教寺院，並且強迫數以幾十萬計的僧尼還俗。這座彌勒大閣在建成後僅僅三十多年，就在這樣一次宗教政治斗爭中被毀壞了。這個皇帝死了以後，他的皇叔，一個虔誠的佛教徒登位了，立即下诏廢除禁止佛教的命令;許多被毀的佛教寺院，又重新建立起來。現存的佛光寺大殿，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重建的。但是它已經不是一座三層的大閣，而僅僅是一層的佛殿了。這個殿是當時在長安的一個婦人為了紀念在三十年前被殺掉的一個太監而建造的。這個婦女和太監的名字都寫在大殿大梁的下面和大殿面前的一座經幢上。這些歷史事實再一次說明宗教建築也是和當時的政治經濟的發展分不開的。在這一座建築中，我們看到了從古代發展下來已經到了藝術上技術上高度成熟的一座木建築。在這座建築中，大量采用了中國傳統的斗栱結構，充分發揮了這個結構部分的高度裝飾性而取得了結構與裝飾的統一。在內部，所有的大梁都是微微拱起的，中國所稱做月梁的形式。這樣微微拱起的梁既符合力學荷載的要求，再加上些少的藝術加工，就呈現了極其優美柔和而有力的形式。在這座殿裡，同時還保存下來第九世紀中葉的三十幾尊佛像、同時期的墨跡以及一小幅的壁畫，再加上佛殿建築的本身，唐朝的四種藝術就集中在這一座佛寺中保存下來，應該說，它是中國建築遺產中最可珍貴的無價之寶。遺憾的是，佛光寺的組群已經不是唐朝第九世紀原來的組群了。現在在大殿後還存在著一座第六或第七世紀的六角小磚塔;大殿的前右方，在山坡較低的地方，還存在著一座13世紀的文殊殿。此外，佛光寺僅存的其他少數建築都是19世紀以後重建的，都是些規模既小，質量也不高的房屋，都是和尚居住和雜用的房屋。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已經公布佛光寺大殿作為中國古代木建築中第一個國家保護的重要的文物。解放以來，人民政FU已經對這座大殿進行了妥善的修繕。
　　按照年代的順序來說，其次最古的木建築就是北京正東約九十公裡薊縣的獨樂寺。在這個組群裡現在還保存著兩座建築：前面是一座結構精巧的山門，山門之內就是一座高大巍峨的觀音閣。這兩座建築都是公元984年建築的。觀音閣是一座外表上為兩層實際上三層的木結構。它是環繞著一尊高約十六米的十一面觀音的泥塑像建造起來的。因此，二層和三層的樓板，中央部分都留出一個空井，讓這尊高大的塑像，由地面層穿過上面兩層，樹立在當中。這樣在第二層，瞻拜者就可以達到觀音的下垂的右手的高度;到第三層，他們就可以站在菩薩胸部的高度，抬起頭來瞻仰觀音菩薩慈祥的面孔和舉起的左手，令人感到這一尊巨像，盡管那樣的大，可是十分親切。同時從地面上通過兩層的樓井向上看，觀者的像又是那樣高大雄偉。在這一點上，當時的匠師在處理瞻拜者和菩薩像的關系上，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
　　在結構上，這座三層大閣靈巧地運用了中國傳統木結構的方法，那就是木材框架結構的方法，把一層層的框架疊架上去。第一層的框架，運用它的斗栱，構成了下層的屋檐，中層的斗栱構成了上層的平座(挑台)，上層的斗栱構成了整座建築的上檐。在結構方法上，基本上就是把佛光寺大殿的框架三層重疊起來。在藝術風格上也保持了唐朝那一種雄厚的風格。
　　在18世紀時，這個寺被當時的皇帝用做行宮，作為他長途旅行時休息之用。因此，原來的組群已經經過大規模的改建，所余的只是山門和觀音閣兩座古建築了。
　　在中國現存較古的佛教寺院中，可以在河北正定隆興寺和山西大同善化寺這兩個組群中看到一些比較完整的形象。正定隆興寺是公元971年開始建造的。由最前面的山門到最後面的大悲閣，原來一共有九座主要建築。盡管今天其中已經有兩座完全坍塌，主要的大悲閣也在嚴重損壞後，僅將殘存部分重修保留下來，改變了原來的面貌;但是還能夠把原來組群的布局相當完整地保存下來。在這個組群中，大悲閣是最主要的建築，閣內供養一尊巨大的千手觀音銅立像。可惜原來環繞著這座銅像的閣本身已經毀壞得很厲害。大悲閣的左右兩側各有一樓，樓閣並列，在構圖效果上形成了整個組群的最高峰。大悲閣前面庭院的左右兩側，各有一座小樓，其中一座是轉輪藏，整座小樓的設計就是為一個轉輪藏而構成的。到現在為止，這個轉輪藏是中國現存惟一第十世紀的真正可以轉動的佛經的書架。與大悲閣相對在軸線上是一個18世紀建造的戒壇。戒壇的前面有一座平面正方形，每面突出一個抱廈，從而形成了極其優美豐富的屋頂輪廓線的摩尼殿。這一座殿是11世紀建造的，是這個組群中除戒壇外年代最晚的一座建築。摩尼殿前面的大覺六師殿和它前面左右側的鐘樓鼓樓則不幸在不知什麼時候毀壞了。

　　山西大同善化寺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遼金時代的組群。現在還保存著四座主要建築和五座次要建築;全部是由公元11世紀中葉到12世紀中葉這一個世紀之間建成的。這個組群規模不如正定隆興寺那樣深邃，但是庭院廣闊，氣魄雄偉，呈現很不相同的氣氛。這個組群雖然年代相距不遠，但是隆興寺是在漢族統治之下建造的，而善化寺所在的大同當時是在東北民族契丹、女真統治下的。這兩個組群所呈現的迥然不同的氣氛，一個深邃而比較細致，一個廣闊而比較豪放，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南北不同民族的風格。可以附帶提到大同華嚴寺的薄伽教藏。它是原來規模宏大的華嚴寺組群遺留下來的兩座建築之一，雖然它是其中較小的一座，可是作為一座1038年建成的佛教圖書館，它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靠著這座圖書館內部左右和後面牆壁，是一排“U”字形排列的制作精巧的藏經的書櫥壁藏。這個書櫥最下層是須彌座，中層是有門的書櫥主體，上面做所謂“天宮樓閣”。這個“天宮樓閣”可以說是當時木建築的一個精美准確的模型。整座壁藏則是中國現存最古的書櫥。
　　在山西洪趙縣的霍山，有兩個蒙古統治時代建造的組群廣勝寺。這兩個組群是一個寺院的兩部分，一部分在山上叫作上寺，一部分在山下叫作下寺。上寺和下寺由於地形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輪廓線。上寺位置在霍山最南端的尾峰上，利用南北向的山脊作為寺的軸線。因此軸線就不是一根直線而隨著山脊略有曲折。在組群的最南端，也就是在山末最南端的一個小山峰上建造了一座高大的琉璃塔。盡管這座琉璃塔是15世紀建成的，卻為14世紀的整個組群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下寺的規模比較小，可以說是上寺的附屬組群。在這兩個組群中，結構上大量地采用了蒙古統治時代所常用的圓木作結構，並且用了巨大的斜昂，構成類似近代的桁架的結構。這種結構只在蒙古統治時期短短的一百年間，昙花一現地使用過，在這以前和以後都沒有看見。廣勝寺原來藏有稀世的珍本金版的藏經，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者曾經企圖搶劫這部藏經。現在人民政FU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當時為了保衛這部藏經，曾經率領八路軍部隊在寺的附近和日本侵略軍展開了激烈的戰斗，勝利地為祖國人民保衛住了這部珍貴的文化遺產。
　　14世紀末葉以後，那就是說明、清兩朝的佛寺，現在在中國保存下來的很多，只能按照不同的地區和當時不同的要求，舉幾個典型。
　　首先是所謂敕建的寺院，亦即皇帝下命令所建造的寺院。這種寺院一般地規模都很大，無論在什麼地區，大多按照政FU規定的規范(亦即北京的規范)設計建造。例如現在北京中國佛教協會所在的廣濟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個寺位置在城市中心的熱鬧區，占用的土地面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但是還是有完整的層層院落。山門面臨熱鬧的大街，門內有一個廣闊的可以停車馬的前院。這種前院，在一個封建帝國的首都，是貴族和高級官吏、富有的商人等等，特別是他們的眷屬，到寺裡燒香禮佛所必需的。面臨前院和山門相對的是一座天王殿，殿內有四尊天王像，它們不僅是東西南北四面天的保衛者，並且是寺院的保衛者。在天王殿的前面，在前院的兩側是鐘樓和鼓樓，每天按照寺院生活的日程按時鳴鐘擊鼓。天王殿的後面，是寺內的主要建築大雄寶殿。它的後面是圓通寶殿。前一座供奉的是三世佛，後一座供奉的是觀音菩薩。最後是一座兩層的藏經閣，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著名的佛牙就供奉在這座閣上。從天王殿一直到藏經閣的兩旁是一系列的配殿和廊庑，把整個組群環繞起來，同時也把幾個院落劃分出來。由於地勢比較局促，廣濟寺的庭院雖然不十分廣闊，可是仍然開朗幽雅，十分適宜於修身養性，陶冶性靈。在這方面，建築師的處理是十分成功的。在這個組群的右側，另外還有幾個院落，是方丈僧侶居住的地區，現在也是中國佛教協會會址所在。這個組群原來是17世紀建造的，後來曾經部分燒毀，又經修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人民政FU對廣濟寺又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重修，面貌已經煥然一新，成為中國佛徒活動的主要中心了。
　　在北京郊外西山的碧雲寺是敕建寺院的另一典型。由於自然環境不同，建築處理的手法和市區佛寺的處理手法也就很不相同了。碧雲寺所在的地點是北京西郊西山的一個風景點。這裡有甘冽的泉水，有密茂的柏林，有起伏的山坡，有巉巖的山石。因此，碧雲寺的殿堂廊庑的布局就必須結合地形，並且把這些泉水、巖石、樹木組織到它的布局中來。沿著山坡在不同的高度上坐落一座座的殿堂以及不同標高的院落。在這個組群中可以突出地提到三點：一個是田字形的五百羅漢殿，這裡邊有五百座富有幽默感的羅漢像，把人帶進了佛門那種自由自在的境界。羅漢堂的田字形平面部署盡管是一個很規則的平面，可是給人帶來了一種迂回曲折，難以捉摸，無意中會遺漏了一部分，或是不自覺地又會重游一趟的那一種錯覺。另一個突出點是組群的最高峰，漢白玉砌成金剛寶座塔。從遠處望去，在密茂的叢林中，這座屹立的白石塔指出了寺的位置，把遠處的游人或香客引導到山下山門所在，讓人意外地發現呈現在眼前的這一座幽雅的佛寺。關於這座塔，在另一段中將比較詳細地敘述，在這裡就不必細談了。另一個突出點，是以泉水為中心的庭園。在這裡有明澈如鏡的放生池，有涓涓流水，在密茂的松柏林下，可以消除任何人的一身火氣，令人進入一個清涼的境界。總的說來，這個組群是在山林優美地區建造佛寺的一個典型。浙江杭州的靈隱寺，以及江西廬山很多著名的寺院，都是相同的效果。
　　中國南方地區，由於自然條件特別是氣候原因，佛寺的建築就和北方的特別是敕建的佛寺在部署上或是在風格上就有很大的區別。例如四川峨眉山許多著名的寺院，都建造在坡度相當陡峭的山坡上。在這裡氣候比較溫和而多雨，山上林木茂盛，因此我們所見到的是一個個沿著山坡一層比一層高，全部用木料建造的佛寺組群。由於天氣比較溫暖，所以寺廟的建築就很少用雄厚的磚石牆而大量利用山上的木材作成板壁。院落本身也由於山地陡坡的限制而比較局促。但是，只要走出寺門，就是廣闊無邊的茂林，或是重疊起伏的山巒，或目極千裡的遠景，因此寺內局促的感覺也不妨礙著寺作為一個整體的開闊感了。峨眉山下的報國寺、半山的萬年寺、山頂的接引殿等都是屬於這個類型。
　　在14世紀末或15世紀初，在中國佛寺的建築中初次出現了發券的磚結構的殿堂，一般被稱作無梁殿，例如山西太原永祚寺、山西五台山的顯慶寺、江蘇蘇州的開元寺、南京的靈谷寺、寶華山等。
　　這種的結構都是用一個縱主券和若干個橫券相交，或是用若干個並列的橫券而其間用若干次要的縱券相交貫通。這種發券的建築在西方是很普通的，但在中國，雖然匠師們在建造陵墓和佛塔中已經運用了一千多年的發券，卻是在外表形式的處理上，當時的工匠用磚模仿木結構的形式，砌出柱梁斗栱、檐椽等等。這種做法本來是磚塔上所常用的，把它用到殿堂上來，可以說又創造了佛教殿堂的一個新的類型。在太原永祚寺，除了大雄寶殿之外，還和東西配殿構成一個組群。一般說來，這種結構方法還是沒有普遍地推廣，實物還是比較少的。
　　有必要敘述一下滿族的清朝(公元1644—1911年)時期中修建的一些喇嘛寺，如北京的雍和宮，承德的“外八廟”等。
　　喇嘛教是在元朝蒙古統治時期(13世紀後半和14世紀)由西藏傳入漢族地區的，滿清皇朝中，西藏和北京的中央政權的關系進一步的密切，西藏的統治者接受了中央政權封賜的達賴和班禅的稱號。這種關系的進一步密切也在建築上反映出來。在北京城的北面修建了東黃寺和西黃寺兩個組群。東黃寺是達賴喇嘛到北京時的行宮，西黃寺則是給班禅喇嘛的。可惜在本世紀的前半，在反動統治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期，這兩個組群都被破壞無遺了。因此在北京，我們只能舉雍和宮為例。
　　雍和宮是清朝第三代皇帝將他做王子時的王府施捨出來改建的，於1735年完成，是北京城內最大的喇嘛寺。廟前有巨大的廣場和三個牌坊，山門以內中軸線上序列著六座主要建築。這些建築都是用傳統的漢族手法建造的。其中法輪殿平面接近正方形，屋頂有三道平行的屋脊。中間的一脊較高，上面中央建一座“亭子”，前後兩脊較低，各建兩座“亭子”，形成了在下文將要敘述的金剛寶座塔的“五塔”形狀，而這種塔卻是在15世紀由西藏傳到北京的。
　　組群的最後一進是綏成殿，與左右並列的兩閣各以飛橋相連。這種布局是中國建築中比較罕見的，但其來源並不是西藏而是漢族的古老傳統。
　　雍和宮最高大的建築物是萬福閣，閣內是一尊高達20米的彌勒佛像。
　　河北省承德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建有避暑山莊(離宮)。在避暑山莊的東北的丘陵地帶，從公元1713年至1870年之間陸續建造了十一座大型喇嘛寺組群，其中八處至今還存在，稱為“外八廟”。這些組群都建造在山坡上，背山面水，充分利用了地形，形成了豐富的輪廓線。在這些建築中，有模仿新疆維吾爾族形式的，有完全西藏式的，也有以漢族形式為主而帶有西藏風趣的。
　　上面只舉出了少數突出的著名佛寺組群，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佛教建築僅僅就是這種大型佛寺。事實是，數以百計的佛寺，可能到十萬以上的大大小小佛寺遍布全中國。大的如上所述，小的只有一個正殿兩個配殿，和一般小住宅差不多。這些無數的佛寺中各有不同的地方風格，其中也有極優秀的作品。從佛寺的數字和分布上看來，也可以看到佛教對中國人民生活的歷史性影響。但在這裡不能詳細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