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見到柳肅，霞光映照著岳麓山的香樟老樹，還有他的一頭白發。

　　我是從“江東”到“江西”。湘江兩岸，湖南大學在西，萬達廣場在東，從大學出來往北走幾百米，過橘子洲大橋，左拐便是萬達廣場。

　　柳肅卻再也不願“左拐”。

　　原本高樓所在的地下，躺著120米的宋代古城牆，因為建設，已被基本摧毀，萬丈高樓平地起。那裡就成了他的傷心地。

　　至今思城牆，不肯過江東。

　　對一個珍視文物的學者而言，挖掘機向著文物開動的時候，一下一下，都像挖在心裡，太痛。他曾為了保護那一段城牆鏖戰數月，歷盡周折，終歸竹籃打水。“說是說保存下來23米，但像什麼樣子？宋代的磚、元代的石頭和明代包的麻石條，都已經沒有了，就剩下一堆土。”

　　9月20日，他被山東衛視“中國師道盛典”評為2015年度中國“十大先生”。

　　何為“大先生”？柳肅說，沒有想過，但至少要有家國情懷、責任擔當吧。

　　

　　歷史的相遇

　　“原本它好好地在那裡，800多年了。”

　　2012年1月10日，柳肅在工地上看到了那段古城牆。宋元明三代滄桑集於一身，上面還有金兵和蒙古人攻城的痕跡。

　　當時56歲的柳肅，像被穿越歷史的電流擊中。

　　“非常震撼。”作為湖南大學建築學教授、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委員會委員，他一眼就能看穿這段城牆的價值。“之後幾天一直想著它，吃飯也想，睡覺也想。”

　　柳肅和其他專家，都主張“原址保護”，而政府和企業，則傾向於遷移重建。

　　“那不行，那樣建起來的就是假文物，而且還會誤導後人，讓人們搞不清楚真實的城牆位置。”柳肅說。

　　為了讓城牆在原址保留，他寫信給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以及時任長沙市長張劍飛。

　　市長那裡沒有回音。“以前別的事寫信都有個答復，這次我想他是不好回答吧。”

　　萬達方面，幾天後就派了長沙當地的工作人員上門拜訪。“他們說聽政府的，政府怎麼說，他們就怎麼做。”

　　“實際上背後是政府聽他們的。”話語中，他對當前社會的運作邏輯顯已了然。

　　一番爭持之後，沒有結果。一個月後的2月9日深夜，柳肅已經准備休息，接到了一位政府部門朋友的電話。

　　“這個事情你想開一點，沒有辦法的事，市裡已經決定了。”

　　決定，是指全部遷移重建。

　　“這是不是最後的決定？”

　　“是的。”

　　說著說著，柳肅已無法自控，聲音哽咽。

　　這段沉睡地下數百年的古城牆，驚艷出世之後遇見的不只是以柳肅為代表的知識精英，還有資本與權力，前者小心翼翼地拿著洛陽鏟，而後者掌握的是挖掘機與公章。

　　這種相遇的結果，往往早已注定。

　　

　　春風斗古城

　　古城牆被發現，是在2011年11月下旬，那時的柳肅連手機都不用，會用電腦，主要用於發郵件。

　　2011年年底，就像一種冥冥中的力量在配合，一直抗拒寫博客的柳肅在學生推薦下注冊了微博。這個新生的微博賬號第一次介入公共事件，就是與古城牆的相遇。

　　2012年2月9日深夜，柳肅接完那個讓他顫抖的電話之後寫了一條微博：“我已經得到比較可靠的消息，那段城牆看來是保不住了……我在電話裡哽咽了。”

　　發完，他睡了，公共輿論卻醒了。

　　次日打開電腦，柳肅說自己被“嚇壞了”，第一次被自媒體的力量震驚。“每一個小時，就有超過1000條轉發。”

　　當天上午，他的電話一直滾燙地運轉，全國的媒體都在找他。

　　“到了下午，干脆都不預約了，直接在外面排隊，這家談完，那家進來接著談。我當時也沒想到輿論關注可能讓事情出現轉機，我只是願意說。”

　　轉機出現在2月11日，著名主持人汪涵來電。汪涵說，自己可以做中間人，讓柳肅與市長直接對話。

　　2月14日下午5時，長沙市博物館。會議室被一張長條桌分為兩邊，那邊坐著市長、管城建的副市長、管文教的副市長、規劃局局長、文物局局長等七八個領導。

　　“這邊呢，就我，還有兩個網友。”說起這個“陣容”，柳肅忍不住一笑。

　　持續3個小時的“交流”，更像一場緊張的談判，雙方寸步不讓，一方要全部遷移重建，另一方則要全部原址保留。最後市長張劍飛說，餓了，吃飯去吧。

　　沒有結果，事情也就沒有結束。

　　接下來，柳肅又找到省文物局、國家文物局。國家文物局召開了一個更大規模的專家論證會，十幾個相關領域專家全部支持柳肅的觀點，長沙市和企業的態度才有了一點松動。

　　最後各讓一步：原址保留一段。

　　“我要求保留磚石最完整、還有戰爭痕跡的那一段，他們也答應了。”那時接受媒體采訪，柳肅雖是“慘勝”，總歸值得“欣慰”。“但沒想到最後做出來是這個結果。”

　　“結果”，是指只剩下一堆夯土。

　　今年7月份，在山東的講壇上，柳肅感歎，“對方的力量太強大了”。

　　

　　基因裡的破壞欲

　　“對方”是誰，柳肅沒有明說。

　　這是一股很復雜的力量，由經濟、社會、歷史、文化和政治等諸方面力量構成。“完全歸結於經濟原因，太簡單，經濟原因首先是地方官員考核體系有問題引起的。”

　　在同一時間段裡，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維修性拆除”，重慶蔣介石官邸被“保護性拆除”。

　　各種充滿想象力的拆法，讓柳肅感覺到，僅僅著眼於保護一個文物遠遠不夠，古建築正在遭受批量毀壞，這是全國性的大問題。

　　全國性的問題只有中央才有辦法解決，所以，他瞅著門路給中央寫了封信，陳述古建築所面臨的嚴峻形勢，並請求調整地方官員考核標准。

　　1個多月後，晚上10點多鐘，一個電話打到了柳肅家。“柳教授，我這裡是中央辦公廳。你寫的信我們收到了，感謝你對我們工作的支持。”

　　柳肅說，我什麼也沒來得及問，他就掛掉了。

　　話語與行為上濃郁的書生氣，讓面前這位年將花甲的教授竟顯得十分可愛。

　　盡管一直身處象牙塔中，柳肅常懷天下之憂。已經畢業的學生鄭曉旭說，學生時代柳老師的那一問讓自己記憶深刻：“當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相沖突的時候，你將如何取捨？”

　　在柳肅所處的領域，讓他最憂心的就是古建築的規模化破壞。柳肅說，我們的民族文化裡就有破壞的基因。

　　“歷史上每一次改朝換代，都要把與前朝政權有關的建築物毀滅殆盡，所以我們往往只能看到最後一個朝代的東西。”柳肅說，“現在可以看到明朝的故宮，是因為有一個特殊原因—清朝作為少數民族，起初文化落後，做不出那麼好的宮殿，我們漢族人哪個朝代不是把前朝政權的東西都毀掉？這就是一種基因，一種破壞欲。”

　　“開發商，真不好怪它。”柳肅說，企業總是追求經濟效益的。

　　2012年3月5日，萬達工地復工，當天王健林在全國兩會現場回應了記者的問題，他表示，萬達停工幾個月損失幾千萬元，但“我們說沒有意見，就聽政府的”。

　　柳肅說，如果企業懂得什麼是真正的文化，就會知道文物留在那裡，是一個可以給自己增光的東西，想要還要不來。

　　“90年代日資企業在長沙五一廣場修建平和堂商廈的時候，挖出來一批竹簡，當時這家日資企業就主動提出來，由他們出錢在原址建一個博物館。”當時政府沒有同意。“但那只是竹簡，移動是沒有問題的，這次是城牆，一動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日本，提起古建築保護，似乎總繞不過它。

　　

　　我們怎麼了？

　　柳肅畢業於日本國立鹿兒島大學，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那時，研究建築學的柳肅走在日本街頭，每每見到一座美麗得讓人怦然心動的古建築，就會上去敲門。

　　一般不會被拒絕，幸運的話，還能遇到一個有著卓越風度修養的老太太，她會熱情地邀他進門，做一個真誠的導游。“這是我祖上留下來的房子，已經好幾百年了，我祖上是個武士。”

　　柳肅看到，老太太臉上寫滿自豪。

　　“沒有去過歐洲的中國人，總在想象著，歐洲肯定到處高樓參天，事實上，歐洲城市裡布滿了老房子。”柳肅說，“工業化進程中，歐洲也經歷過一個對古建築的破壞過程，但沒有我們這麼大的規模。最近100多年，他們基本上是一個原則，就是兩個字：不拆。祖輩流傳的東西，他們都很珍惜。”

　　我說：“這麼看來，古建築能不能良好保存，似乎跟產權歸屬有很大的關系？”

　　“沒錯，但這是個二元問題，城市的情況和農村的情況還不一樣。”柳肅說，“以前長沙有很多老公館，公有化之後就變成了大雜院，住著一些沒有文化的人。他們的想法就是，趕緊拆吧，換給我一套好房子。”

　　2012年，時任長沙市長張劍飛就對媒體坦承，“過去也拆掉了一些應該保護的東西，比如，左宗棠公館、陳明仁公館、左學謙公館、中山紀念堂等”，因為“城市生活功能落後、片區環境較差”。

　　保護不善本身，成了無法保護的原因。背後隱藏著一個簡單的邏輯—居住在古建築裡的人，與古建築既沒有利益關系，也沒有歷史感情。

　　“也有少量公館，產權還屬於後人，那就保護得比較好。有一個名醫留下來的老公館，還是他的後人住著，那一片要拆，他就堅持不拆，做了釘子戶。不但我支持他，整個長沙文化界都支持他，最後保留了下來。”柳肅說，“但這種情況是少數。”

　　至於農村，產權基本都是私有，但因為文化水平較低，人們似乎再也無法理解古建築的價值。

　　

　　社會行動者

　　柳肅認為，城市古建築不能得到有效保護，除了經濟、政治原因之外，地方官員的“文化水平”也是一個問題。“他們無法認識到古建築的價值。”

　　我說，也許另一種情況是，有人在掩耳盜鈴。

　　柳肅哈哈一笑。

　　正因為社會對待古建築缺乏價值認知，或選擇性失明，柳肅明白僅僅是在公共場合呼吁，或者對著某一方喊話，都不會起太大的作用。只有自己去行動，做一種能把各方訴求統一起來的示范，才能帶動其余。

　　湖南大學對口支援隆回縣一些少數民族地區，那裡有一些村子，一村都是美麗的古建築，這給了他用武之地。

　　如果這些老建築被拆掉，新建起來的就是一些“方盒子”，毫無美感可言。“因為錢不夠，瓷磚還只貼了正面，其余三面都裸露著紅磚。裡面一樣稱不上是現代生活。”

　　“給他們通電力，通煤氣，通自來水，通排水管……”柳肅說，“拆掉老建築的目的不就是過上現代生活嗎？在老房子裡一樣可以做到。”

　　在日本，在歐洲，他看到的景象正是，在一個外表古樸的房子裡，現代設施一應俱全，古建築與現代生活和諧相融。

　　人們不以生活在老房子裡為恥，“他們還看不起那些住在嶄新別墅裡的人，認為那是暴發戶，沒文化”，“只有貴族才能住在家族流傳的老建築裡”。

　　這種貴族精神，曾經在中國社會裡廣泛存在，那時的價值體系是士紳階層主導的。

　　“一個村子，不是只有地主家才雕梁畫棟，家家戶戶都雕梁畫棟啊，為什麼？因為審美有一種示范效應。當你覺得那樣很美，你就會模仿，就不會去破壞它。”

　　現在，柳肅在鄉村考察的時候發現，美麗的古建築下，“到處雞屎牛糞”，哪個地方壞了，隨便找塊破木板就釘上去。

　　“試想，如果他們的祖先還在，能容忍這種狀況出現嗎？”

　　這就是一個“形而上”的問題了。

　　

　　失落的信仰

　　我們在精神上出了什麼問題？這還難達致一個答案，因為短期內並沒有解決之道，討論起來往往就會陷入虛無。

　　柳肅所樂見的士紳階層主導和教化區域內主流價值的社會結構，早已煙消雲散，變成了一種“遙想當年”的精英情結。那麼今天，有哪些重要的精神內容需要去重建？

　　這就回到了他的“獲獎”。

　　媒體報道中，他獲得的是“十大先生”中的“克己復禮”獎項。

　　他說，其實沒有“克己復禮”這個獎，只是當時10個老師，3個的主講內容歸為“克己復禮”，另外3個歸為“學以致用”，還有4個是“有教無類”。

　　我說，但也無法回避一個問題，“克己復禮”是要復什麼禮？自清末以來，以至“五四”，再到改革開放以前，主流上都認為傳統文化與現代性之間存在根本性的抵觸，我們今天是不是要重新去認識和理解這一關系？

　　柳肅加快了語速：“孔子主張‘仁義禮智信’，哪一個和現代生活有抵觸呢？恰恰相反，每一個都是文明的精華，又是我們當前社會所缺失的。”

　　他說，每個民族，總要有點信仰，否則就很危險。

　　“西方、印度、阿拉伯，都是靠信仰來維持社會道德運轉。中國人自古缺少宗教感情，崇信的是儒家教化。後來打破了孔儒，普通人的信仰缺失了。那麼，我們用什麼來重建民族精神？只能重新拾起儒家的倫理規范，畢竟這是有文化基因的基礎的。”

　　只不過，要有選擇地繼承。柳肅說，孔子不是全對，但核心沒有錯。現在社會上不少人包括知識精英，把幾千年的問題全部歸結到孔子身上，這是個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及後來的禮教，不能算作孔子的責任。”

　　“那麼，對於未來中國人的精神依歸，儒家到底是其中一個選項，還是唯一選擇？”

　　柳肅說，目前看來恐怕是唯一選擇。

　　說話間，天色已晚。

    （來源：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