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夜幕降臨，在平湖市獨山港鎮運港村平丘墩遺址周圍，總能看到有一位老人邊走邊細心查看，他就是“編外文保員”——70歲的劉敘昌。46年來，他日夜守望著與自己家僅一河之隔的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平丘墩遺址，對平丘墩遺址的發現、文物的收集和保護做出了很大貢獻。近期，他登上了“浙江好人榜”，成為敬業奉獻類“浙江好人”。
 

　　46年前與平丘墩文化遺址結緣


 

　　說起平丘墩文化遺址的發現，和劉敘昌大有關系。

　　劉敘昌初中畢業後就在家務農，1969年，當時的平湖縣開掘衛國河，其中的一段就緊挨著劉敘昌的老家。“在開河的過程中，距地表50厘米至100厘米的土層發現了很多陶片、瓦片，有些農戶在河底淤泥裡‘淘’到了一些玉器、石器、陶器等。”劉敘昌說起當時的情景，仍顯得激動不已。

　　“憑直覺，也憑日常積累的知識，我覺得這些就是文物。”劉敘昌一紙書信把實際情況寫明，送到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博物館。隨後，省、市的文物專家多次來進行考古發掘，最終認定這是一個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平丘墩文化遺址。

　　自從遺址被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後，保護區內就不能建廠造房，甚至不能種樹，這給村裡的經濟發展和村民的生產生活帶來了一定的影響，部分村民對此很不理解，甚至有意見。劉敘昌也不知道遺址保護的涉及面那麼廣，但出於對歷史的尊重和保護文物的責任感，他義不容辭地擔負起向村民做思想工作的責任，並開始了他近半個世紀的文物守護之路。

　　劉敘昌當時是村裡的團支部書記，在他的提議下，村裡及時成立了文物保護領導小組，由劉敘昌具體負責。開河的時候，很多文物已經散落到各家各戶，劉敘昌就組織人員分段分級進行收集歸攏，有時為了一件貴重的文物，劉敘昌往往要給相關農戶做七八次思想工作。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原本散落四處的文物被劉敘昌一一收集了起來。由於當時交通不便，劉敘昌不辭辛勞自費坐船把收集到的文物一箱一箱帶到縣文管部門。“一共上交了200多件文物吧。”劉敘昌說，“河底和田地下面都還埋著許多歷史文物。”

　　當時的平湖縣博物館成立後，劉敘昌參與了大量館藏文物的整理和造冊工作。文物整理非常繁瑣和復雜，但是劉敘昌不但沒有感覺到厭煩，反而樂在其中。與此同時，他還常常利用空閒時間，掏錢買了許多考古書籍來豐富自己的專業知識，1977年10月，他還參加了“浙江省第一期亦工亦農考古訓練班”。

　　1979年年底至1980年年初，浙江省考古所在劉敘昌的引領下又來到平丘墩遺址，這是浙江省考古所成立後在嘉興地區的第一次正規野外發掘。由於發現及時、保存完好，1984年，平丘墩新石器遺址被當時的平湖縣人民政府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編外文保員”干起來很“專業”

　　從1969年至今，劉敘昌一直熱衷於文物保護工作，並積極參與學習和交流，為此平湖市博物館員工及考古隊隊員送了個“編外文保員”的稱呼給他。雖然只是個不拿任何報酬的業余文保員，但劉敘昌盡心盡責地全力配合平丘墩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並樂此不疲。

　　為防止遺址被人破壞、盜挖，劉敘昌一直警惕地守護著。他每個月的必修課就是騎著一輛老式自行車，戴上一副老花眼鏡在獨山港鎮鎮域內轉一圈，看看其他一些文保單位和文保點上的“寶貝們”有沒有被盜挖或者有沒有新“寶貝”被發掘。“雖然是‘編外’的，但我自己一直當做專業的工作來做，頂頂重要的就是要嘴勤、腳勤。”劉敘昌說。

　　有一次，劉敘昌正在家裡准備做晚飯，突然看到一個陌生小伙在遺址附近鬼鬼祟祟地走來走去，只見他在田裡這邊挖挖、那邊翻翻，這讓劉敘昌心中一緊。“糟糕，來賊了！”他立馬扔下手裡的東西就趕了過去，那小伙子一看劉敘昌跑來，嚇得撒腿就跑。這樣的情況，對於劉敘昌來說實在太多了，除了吃飯睡覺，他把時間都花在看守遺址上，讓盜竊者不敢有所觊觎。

　　1995年9月，當地一家輪窯廠在平丘墩遺址附近過度取土，劉敘昌發現後，馬上出面制止，同時迅速和上級文管部門取得聯系。經過搶救性挖掘，該區域共清理450多平方米，發掘出良渚墓葬8座、各類有價值的文物70多件，幫助發現和追回新石器時期文物500件左右。如今，平丘墩遺址保存完好，這與劉敘昌的及時發現、報告和潛心守護不無關系。

　　“祖先留下的文物是無法計算的財富，一旦毀壞或遺失，損失不可估計。而我所能做的是，自己能把文物放到博物館，盡自己的能力避免文物損失，這樣我就放心了。”在劉敘昌看來，他與文物有著天然的緣分，就在平丘墩遺址發掘的那一年，他的兒子劉國良出生了。現在，在他的言傳身教下，子承父業，兒子也走上了業余文保員的道路，文物販子看到他們父子倆就逃。

　　現在，身為浙江省優秀業余文保員、嘉興市先進文化工作者，劉敘昌說：“只要自己做得動，還是會一如既往地看護好文物。”劉敘昌所做的一切，真正應了馮骥才說的那句“他們是用身體做圍欄，保護著我們的精神家園”。

       （來源：南湖晚報  記者 張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