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梁南劉。今天看一代建築學家、湖南新寧人劉敦桢的文集，那一張張手繪圖精美得讓人以為他是美術家。他編《中國古代建築史》一書耗時七年，前後八稿，手繪圖竟也無數次返工。昏暗的油燈下，鉛筆、鋼筆仔細地刻畫著每一根線條，每一條紋飾，甚至每一塊磚瓦。從抗戰期間西南的茅屋，散發著濕臭的小鎮旅捨，到1949年後大學的職工宿捨、辦公室。生命如此延續、消耗，這，本身也是生命。
　　
　　他修復的天心閣於“文夕大火”中焚毀，只有今湖南大學的物理實驗樓是他留給湖南的唯一禮物。
　　
　　2012年，劉敦桢誕辰115周年。講述他的一生，不知是否錯誤。本是精美的手繪圖，卻成了一個線條。
　　
　　電話那頭，南京的劉敘傑（劉敦桢之子、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對湖南人不了解劉敦桢表示遺憾，甚至對記者當時還沒看過《劉敦桢全集》也有“不滿”。
　　
　　他說，知道梁思成的人，就應該多了解劉敦桢。
　　
　　青年時代：為適應在日本的生活，他愛上了田徑、游泳、足球，還逼著自己吞食半生半熟的魚蝦
　　
　　1897年，劉敦桢出生於湖南新寧，那是一個靠近廣西的偏僻小縣。
　　
　　1913年，在他16歲時，沒有像他的兩個哥哥那樣，或為革命奔走，或到保定投筆從戎，而是選擇了科學救國——這是他認為最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他留學日本，在東京高等工業學校（今東京工業大學）學機械，後來改投建築，而這個決定影響了他的一生。
　　
　　劉敘傑對父親早年的講述，來自於他母親陳敬在世時的回憶。據劉敘傑說，年輕時身體羸弱的劉敦桢，為適應在日本的生活，愛上了田徑、游泳、足球，還逼著自己吞食半生半熟的魚蝦。愛好鍛煉的習慣保持到1922年回國後，在任教於南京時，他經常於周末乘夜班火車到上海，第二天看球、踢球，晚上再返回南京。
　　
　　從1925年至1930年之間，劉敦桢往返於長沙和蘇州、南京之間，任教於湖南大學、蘇州工業專門學校和南京中央大學。在長沙，他設計了湖南大學第二院教學樓（今物理系實驗樓）和天心閣城樓。那時的長沙市政府，剛剛將天心閣辟為公園，重修城樓，並增加兩翼附樓，這一工程即由劉敦桢設計。
　　
　　這時的他，專注於建築設計，帶著青年的不拘一格的創新意識。後來去中國營造學社，轉向純粹的建築歷史和古建築研究，這被湖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柳肅稱為“那是他的人生走向另一個輝煌的開始”。
　　
　　就在劉敦桢任教湖南時，經人介紹結識了當時在此讀書的學生陳敬，他們於1930年在長沙基督教青年會舉行了“時尚”的結婚：新郎長袍馬褂，新娘西式婚紗，對長輩鞠躬而不是叩頭。
　　
　　婚後不久，他們回南京，一年後，劉敘傑在那出生。
　　
　　“父親一生唯一的兩次流淚，一次是祖父去世，一次是小妹夭折”
　　
　　劉敦桢1930年加入的營造學社，其實是一個由朱啟钤（北洋政府官員、實業家）私人發起成立的當時唯一研究中國古建築的團體。也是這位朱啟钤，首先以“北梁南劉”並稱。
　　
　　“在北京，我們後來租住了一個五重院落的大宅院，維持了一個小家庭的中上層生活水平。但父親的書房是孩子們的禁區，孩子們吃飯時有自己的小桌椅，睡覺也與大人分開。父親不是外出考察就是在營造學社，除了在某些假日和家人一起去北海公園外，很少見到他。”在劉敘傑的記憶裡，童年時對於父親的印象，是淡薄的。
　　
　　1937年盧溝橋事變，劉敦桢與梁思成，“北梁南劉”帶著家人，在中國守軍撤退後方始撤離，因為沒人料到再次返家會是十年之後，走時只帶了隨身衣物，那一切書籍文稿，從此消失。
　　
　　他們從北平乘火車往天津，中國人與日本僑民、軍人都在一列車上。日本人歡呼，而中國人沉默無言，劉敘傑回憶，“連我們這些孩子們也收斂起自己的淘氣，不敢亂說亂動”。
　　
　　在從天津大沽口乘船，經煙台到青島登岸後，他們再次轉乘火車到長沙。但因為一次空襲中梁思成一家險遭不測，又全體西行，梁思成先行，劉敦桢一家乘汽車從長沙到邵陽，再乘小木船到新寧。作為孩子的劉敘傑，因那河上可以看到纖夫，聽見他們拉船的號子，有白天裡看不盡的綠水青山與近村遠樹，夜晚停舟後的閃爍漁火，他說“這生活似如夢幻”，“但父親總是坐在船裡看書”。
　　
　　雖於抗戰，鄉間生活也是寧靜的。後來劉敦桢夫婦曾多次計議在年邁時返鄉，在這個遠離塵囂的山村頤養天年，可不僅沒能實現，這次短暫回鄉，也成為最後一次。
　　
　　次年春，他們一家經廣西繞道越南至昆明。1940年秋因日軍占領越南，昆明似又成了前線，只好再次避難於川南宜賓的小鎮李莊。1943年遷居重慶沙坪壩，劉敦桢回到闊別十年的中央大學。
　　
　　西南抗戰時期的生活，艱苦到不僅變賣衣物，連工作必不可少的《辭源》也忍痛割愛，劉敘傑說，“這對一個學者來說，真是一個極為可悲的諷刺”。
　　
　　劉敘傑看見父親一生唯一的兩次流淚，就是在這段歲月裡。“一次是在昆明，父親接到祖父去世的消息而無法回家奔喪，一次是在重慶，小妹敘彤患腦炎無法醫治，不幸夭折”。
　　
　　1938年雲南西北部考察，護送他們的士兵都是實彈警戒，如臨大敵
　　
　　自入中國營造學社後，劉敦桢多數時間在華北考察古建築；抗戰後在西南的3年營造學社生涯裡，除1939年、1940年的兩個春夏季節外，常年奔波於西南山水間。
　　
　　1933年秋，劉敦桢以平漢鐵路為中心，調查華北鐵路沿線的古建築：定縣的北齊石柱、易縣清代帝陵，各種閣樓、寺廟、民居。他們會在山野道中露宿，廟中暫避，遇到大雨，無處可躲，就照常在山裡行走；那時河北的沙塵天氣，已是劇烈，有時“自頂至踵”，全被沙塵遮蔽；小縣城的旅館臭氣熏人，晝夜不能寐……
　　
　　能趕上秋高氣爽的天氣，是他們十分高興的事情。在今天留下的描述風光的日記裡，他也不經意間刻畫著建築，鄉間板築的土垣，遠近的林木，讓他覺得“沉著可愛”；丘崗、平野、松林中，夕陽照在碑亭丹壁上。農歷九月，在河北定興縣，秋天的華北原野，野草盡黃，楓林盡紅，讓這位學者“頓忘行役之苦”。
　　
　　沿途偶見的一些慘景又讓他頓生淒涼：1937年，登封縣歉收，人們以樹皮、觀音粉充饑；作為定窯的產地，當時的河北定縣已因兵禍而衰落，縣城內居然有麥田。
　　
　　西南的考察，集中在雲南、西川兩地。
　　
　　1938年考察雲南西北部，那裡群山錯雜，尚是不安定之地，護送他們的士兵，都是實彈警戒，如臨大敵。鄉間皆為婦女勞作，她們“體格強健、姿態自然”，這種原始的狀態令劉敦桢“羨慕無已”。
　　
　　西南時期的劉敦桢，已不似青年時的身體強健，考察途中時有支氣管炎復發，終夜未眠、不能出行的情形。此時，他便於寓所內讀當地縣志或族譜。
　　
　　1939年8月-1940年2月，考察四川、西康是為時最長的一次。
　　
　　他們從昆明郊外出發，經貴州入川。在重慶，晚上十一點半，聞空襲警報，一行人出門躲避，“徘徊月下，以消長夜”。凌晨4時警報解除，返回旅館，以待天明。如此夜半到屋外、甚至城外田野間躲避空襲，已是常態。
　　
　　每一張手繪圖都要多次返工，以至於助手們“不可能沒有怨言”
　　
　　1949年後，劉敦桢因為肺支氣管腫大，最終辭去本科教學職務，而只帶助手與研究生。編《蘇州古典園林》和《中國古代建築史》時，他和助手都要完成大量的鋼筆手繪圖，以專業眼光看，劉敘傑認為這些圖“構圖與表現技巧都達上層”。每一次繪制都是相當艱巨的任務，而其中又要大量返工，因此，劉敘傑猜測，那些助手們“對多次返工不可能沒有怨言”。
　　
　　在歷次運動中，尤其是“文革”，批判劉敦桢的人，都找不到好的理由。因為他既沒當過舊官僚，也不是資產階級，更沒什麼貪污腐化和生活品質問題，至於出生封建家庭，他則在13歲時就已離家。後來只能拿他的《蘇州古典園林》挑毛病，說那是為“封建腐朽階級張目”。
　　
　　無端的攻擊加上癌症的折磨，使他在1968年默默辭世。1979年，在平反後，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南京雨花台公墓。
　　
　　聲音
　　
　　“在一個沒有建築文化氛圍的國家，建築師是不可能走進公眾視野的”
　　
　　柳肅湖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
　　
　　建築界自來以“北梁南劉”齊名，但劉的名氣卻遠低於梁。梁思成的出名，一是因為古都北京的保護，一是因為他妻子，“才女”林徽因。不然，梁恐怕也會像劉敦桢等建築學家一樣默默無聞。
　　
　　這種默默無聞和我們的社會文化氛圍，尤其是建築審美文化有關。建築的兩個要素，簡單地說：好用，好看。我們的建築學多數在工科，普通民眾也認為它是純技術，只盯住了“好用”，而忘記了“好看”，沒有將其當藝術看待；而當今頻頻上馬的各種造型奇特的建築，在建築學家看來，並不屬於“好看”的范疇，而是庸俗的代表。真正的好看，如現代建築“包豪斯”的幾何線條，雖然簡單，卻是流暢與優美的代表。
　　
　　國外，建築師與畫家、音樂家一樣，有他的藝術地位。新的建築出來，要有建築評論家在電視、雜志等媒體上進行評論，就像影評一樣，以此來推動大眾審美水平。一個具有良好建築文化的國度，需要有三個群體：建築師，推出作品；建築評論家，評價新的建築；民眾，欣賞或評價建築。而我們國家，遠沒有這個建築文化氛圍，在這個大環境下，建築師是不可能走進公眾視野的。
　　
　　參考資料
　　
　　劉敘傑《創業者的腳印——記建築學家劉敦桢的一生》，《古建園林技術》1997年第4期
　　
　　《劉敦桢文集》第二卷、第三卷，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7年版。稿源：紅網-潇湘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