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夜11點40分，中國文物保護界泰斗羅哲文因病辭世，享年89歲。直到去世前不久，他還挎著一架尼康專業相機，騎自行車穿行於北京的大街小巷，為這座千年古都留影。“看到北京城被拆，他太痛心了。”其女弟子曹南燕說。

    她曾隨羅哲文去拜訪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侯仁之拿出一張明代的北京城規劃圖。在這張泛黃的圖紙上，兩位老人指點著告訴曹南燕：“這裡，我們原來要求保護。那裡，我們也要求保護。但是都沒有保成。”他們的神情顯得非常無奈和惋惜。

    讓老人們無奈和惋惜的，遠不止於此。早在1986年，羅哲文就參與制定北京城區的限高方案：以故宮為中心，往外一層層限高，故宮周邊建築物不得高過故宮。但幾年後，這一高度就被突破。如今，出現在故宮游客視線中的，除了傳統的斗拱飛檐、金色琉璃，還有遠處現代的玻璃幕牆高樓。“慘不忍睹。”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阮儀三如是評價。

　　晚年的羅哲文，也越來越深地感到了梁思成保護北京城時的心境。

　　救火隊員：從古建築專家變成信訪辦主任

　　建國初期，為了保護北京古城的城牆和牌樓，羅哲文的老師梁思成奔走呼號，卻被斥為“老保守”。城牆與牌樓最終被毀，梁思成如刀剜心，數次痛哭失聲。

　　半個多世紀後，羅哲文面對的是類似情景。

　　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代文保專家，羅哲文幾乎未曾缺席中國任何重點古建築的維修，實地探訪過全國一百多座歷史文化名城，幫助中國成為世界遺產名錄中遺產數排名第三的國家（41處），並跑遍秦、漢、明代長城，建立了長城學。但這些年來，中國的文保現狀越來越不容他樂觀。

　　以歷史文化名城為例。“這些年的舊城改造，比一場戰爭更甚。98%以上的名城面目全非。現在要想找到一個非常完整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概率幾乎是零。”他的弟子、中國文物學會世界遺產研究委員會秘書長丹青說。

　　羅哲文因此越來越忙。退休前，他是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中國文物研究所所長。退休後，與文保有關的事件他幾乎來者不拒，更像是信訪辦主任。

　　在他的家——北京市安貞裡的一個普通二居室，全國文物被毀的求救電話此起彼伏，央其轉交的材料紛至沓來。羅哲文形容，自己的電話就像“119”熱線。本該含饴弄孫、安度晚年的他，因此只能運用自己的聲望和對政府的影響，扮演“救火隊員”。他緊急制止的古城破壞、文物損毀事件，不在少數。

　　數年前，南京曾因要修建滬寧高速，砍去了中山陵大批種植於民國時期的懸鈴木。毀林事件引起社會很大反響。當時在國家園林處工作的曹南燕隨領導赴南京考察，撰寫調查報告。報告完成後，羅哲文仔細看過，一一批示。事件最後得到處理。這份批示，曹南燕至今保留。

　　2004年，昆明市准備改造文明街。文明街是該市僅存的一片具有完整傳統風貌的歷史街區。羅哲文、鄭孝燮與阮儀三趕到昆明阻止。羅哲文主持了討論會，當場要求雲南省省委書記、省長和昆明市市長表態，保留這一歷史街區。

　　穆森是天津市建築遺產保護志願者團隊負責人。三年前，為反對五大道拆遷，他起草了一份呼吁書，並告知正要出差的羅哲文，請在收到呼吁書後簽完字立即寄回，以便發給天津市委市政府。

　　電話那頭的羅哲文意識到事態緊急，停了幾秒鐘，告訴穆森：自己授權請他代簽。“晚幾天，可能現場就被推平了。他相信你，把他的個人名譽押給你。”穆森說。呼吁書後來被國家文物局網站、光明網等轉載，局勢有所緩解。

　　2010年，一段寧夏古長城被破壞。得知情況後，羅哲文與著名文物保護專家謝辰生立即給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單霁翔寫信。幾天後，心急如焚的羅哲文要丹青再沒有回復就自己飛去調研。所幸國家文物局及時出手，事件得到遏制。這位喜歡跑步的老人，一直在與推土機賽跑。

　　不服老的老人：中國文物界最後的一道防線

　　年過八旬的羅哲文，也在與時間賽跑。身邊人提起他，頻頻用的一個詞，是“不服老”。每次外出考察，曹南燕一攙，羅哲文就跑，嚇得她不敢再扶。

　　羅哲文去醫院也是偷偷摸摸，看幾天，稍微見好就不看了。“他非常好強，內心自己與自己較勁，從不願意把自己病歪歪的一面展示給外界。”穆森說，羅哲文總認為看病是耽誤自己工作。

　　即使去年6月因前列腺癌大出血，當被邀請評選“中國景觀村落”時，羅哲文還是告知不知情的主辦者：“我一定來。我自己買票。”後被妻子勸阻。

　　“古村落保護這塊，是他一手呵護，像孵小雞一樣孵出來的。當時我感覺，可能他在心裡有准備，准備在自己的崗位上獻身。”說到這裡，主辦者——中國古村落保護與發展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張安蒙忍不住落淚。

　　而在日常生活中，這位一張娃娃臉的老人，性格像個小孩，童真未泯。

　　有一天，他高興地通知曹南燕，自己家被盜了。後者為他的反應大惑不解。他這才解釋，被他視若珍寶的相機沒丟，反轉片沒丟，文保材料沒丟——從保護古建築那天起，他就不停拍攝，積累了包括北京老城樓、1950年代前門風貌在內的大量珍貴照片。

　　他狹小的家中，到處是直達屋頂的書籍和材料，沙發也被堆滿，無法入坐。有訪客前來，羅哲文就會做一個鬼臉，讓他們“自己想辦法”。他常送人自己的新書，客人不好意思索字，他就主動撕去包裝，把字寫好。合影時，他還會說一些小笑話調節氣氛。客人的感覺是：羅哲文性格幽默，沒有架子。

　　“其實，他的內心應該很痛苦。”穆森分析，羅哲文這樣的老專家，從事文物保護研究超過七十年，把自己視為中國文保界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整天愁眉苦臉，聽到拆的消息就表示無奈，他會怕很多人失望。

　　“他永遠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讓大家能懷抱著一個希望。”他說。

　　但有的時候，溫和的羅哲文也忍不住發火。阮儀三記得，1980年代初，蘇州准備拆掉城牆，羅哲文對此狠狠地批評了一通。等到蘇州開始造假城牆時，羅哲文又大力抨擊。但假城牆還是建了。

　　廣東和福建都分布著大量土樓，土樓申遺時，兩省都希望自己成功，對手失敗。羅哲文於是嚴厲指出：“土樓是中國的土樓，有土樓的地方都應該評上。”不過最後，只有福建土樓申遺成功。

　　羅哲文常說，文物保護，亡羊補牢永遠不晚。“他的眼睛永遠看著未來，總覺得有一天，我們這個民族能夠自己保護好我們的文物。而且他不斷地把這個信念傳遞給他人。”穆森說。

　　晚年爭議：“維修性拆除”是誤導

　　2012年1月27日，梁林故居被拆。有記者采訪羅哲文後，寫他支持“維修性拆除”，羅哲文因此卷入了一場巨大的風波。網友紛紛謾罵，有文保界人士也懷疑高齡的羅哲文糊塗了。

　　看到新聞，穆森的本能反應是：有人在利用羅哲文。他第一時間把新聞告訴了謝辰生。謝辰生驚訝地表示難以置信，隨即與羅哲文取得了聯系。羅哲文就此否認。“每天接的電話太多，是不是有人問，我‘嗯’一聲，稿子沒給我看就發出去了？”

　　隨後，穆森以羅哲文的名義辟謠。當時羅哲文身體狀況急速惡化，頻繁往返醫院，已經沒有精力顧及這些了。

　　終其一生，羅哲文也曾引發一些非議。最大的非議，或許來自被稱為“保皇派”的他不與政府唱反調。他贊同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斌就中國文保工作總結的方針：政府主導，專家咨詢，公眾參與，這使一些專家不滿。

　　“我們說政府是破壞的最大動力，但如果不拆，它也是最大的決策者。”穆森支持羅哲文。“在中國目前的國情下干文物保護，必須高舉政府主導的大旗。如果你確確實實保護住了，哪怕有些問題沒有被問責，我認為這也是成功。”

　　“他是在跟著社會時代走，尊重社會現實。”張安蒙說。從事了二十多年古村落保護工作的她發現，不同於一些只談保護不談開發的文保專家，羅哲文早就開始關注如何在開發中保護古村落。

　　“他內心想要保護。但如果今天說要‘絕對保護’，沒有人聽，你對社會的影響力不夠,效果更差。”張安蒙說。

　　實際上，手把手教會羅哲文測繪的梁思成，也有此種想法。“梁陳方案”後來被誤讀為“一切都不動”，羅哲文稱這並非梁思成原意。

　　“我覺得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說城牆並不是一點都不能動，妨礙交通的地方、需要開口的地方也可以開口。他也設想過城牆花園……他保護古建築，還有一個特點是主張古建築要為民所用。這個思想是很超前的。”他曾表示。

　　但當前的問題在於，受制於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背景、房地產摧枯拉朽式的開發、地方官員對GDP的渴求及審美能力低下等因素，在開發的同時被成功保護的中國古城、古村，寥若晨星。這使得更多專家傾向於抵制開發。

　　開會時，羅哲文也經常與其他專家意見不一。比如，在歷史文化名城的數量問題上，阮儀三主張限制，他則主張降低門檻，增加數量，“多保護一個總比不保護好”。

　　2012年初的一次會議上，阮儀三等人想對一些保護不力的城市亮紅牌，將其從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名單中除名，與羅哲文發生爭論。後者不同意的理由是：一旦被開除，很多城市破罐子破摔，損失更大。

　　“兩種看法都有道理。到現在為止，他的意見可能還是對的。”阮儀三說。

　　時間推移至2012年5月，羅哲文病情漸重。在他人生的最後時刻，又聽到了一條壞消息。

　　5月4日，媒體曝光，在為打造國際休閒旅游度假區關閉近兩年的司馬台長城景區，長城腳下已成為一片繁忙的建築工地。

　　病榻前，丹青將這件事告訴了已經無法言語的羅哲文。這位為司馬台長城親筆題過詞的老人，只能緊緊地握一下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