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哲文，中國文博界一個盡人皆知的名字。
       他是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得意門生。67年前，年僅16歲的他，抓住了命運向他伸出的『幸運之手』，成為中國營造學社遷到宜賓後在當地錄取的唯一之人。
       在抗戰勝利前夕不知情的背景下，他『幸運』地成為日本古都的恩人。
       他在經歷了中年時期短暫的挫折和磨難以後，如同他青年時代『幸運』地進入中國營造學社和文物局一樣，又『幸運』地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開展『文物外交』的大好時機，事業出現了新的轉機。
       他參與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文物保護法規，起草了《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的初稿。

       他以其從業六十七年，親歷新中國文物保護事業全過程而得到同行的敬重，成為中國文物建築保護與維修事業的領軍人物，被譽為 “國寶棟梁”。
       他的背後究竟有多少鮮為人知的故事？而他的“幸運”又是怎樣通過辛勞與汗水換來的？讓我們一同走進羅哲文這位古建專家不平凡的一生。
      “幸運”的應聘者
       在中學時代，羅哲文就面臨民族危機。但是，人生總是禍福難料，不幸中的萬幸出現在1940年冬天。
       此時，中國營造學社為躲避戰火從北平輾轉遷來宜賓，並在此招考練習生。16歲的羅哲文出於求職、謀生和興趣的綜合考慮，抓住了改變命運的“幸運之手”，在眾多求職者中脫穎而出，成為學社在當地錄取的唯一的應聘者。
       談到羅哲文的“幸運”，就不能不談到中國營造學社的來龍去脈。學社的創辦人，是民國初年曾任交通總長及內務總長的朱啟钤先生。1919年，他在南京江南圖書館中，發現了失傳已久的《營造法式》丁氏鈔本。
       為研究這本當時無人能解的“天書”，他特意於1929年出資在北平中山公園，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專門研究古代建築的機構——中國營造學社。他聘請有志研究古代建築的梁思成、劉敦桢，分別主持該社法式組和文獻組的工作。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學社從北平南遷，在武漢、長沙、昆明等地輾轉遷徙，最終於1940年冬天，在宜賓附近的李莊上壩月亮田一處民宅內安頓下來。高中剛好肄業的羅哲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聘進入學社的。
       羅哲文入社以後，先是為劉敦桢先生抄寫《西南古建築調查報告》的文稿，同時練習著為報告畫一些插圖。半年多以後，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把這位字畫不錯、對古建築很有悟性的本地年輕人，調到梁思成先生手下來培養。不久，梁先生就特別把羅哲文收為弟子。
       那時，羅哲文主要是為梁先生的研究文章繪圖和整理資料，幫助干些雜事。當梁先生做古建築測繪時，他就拿皮尺，跑距離，然後逐步協助老師畫圖。從平面圖，到剖面圖，再到立面圖，他都學著畫。隨後，他又在梁先生的指導下學習寫記錄和報告。當然，他從梁先生那裡獲益更多的，是關於建築藝術的啟迪。
       正是梁先生把羅哲文領入了一個廣闊的藝術殿堂，使他開始著迷於古建築的研究，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基石。

1949年3月，由羅哲文負責刻印的《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一書出版，非常及時地配合了解放軍南下解放全中國的進軍行動。
       日本古都的恩人
       1944年的夏天，日本侵略軍已全線崩潰，盟軍准備對中國大陸廣大面積的敵戰區和日本本土進行轟炸。為了保護這些地區珍貴的地面文物，羅哲文跟隨梁先生乘船來到重慶，進行了一個多月的繪圖工作。
       當時，他們兩人分別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兩座小樓裡。梁先生根據多年對中國古代建築的調查與研究，再加上對日本古建築的了解，用鉛筆在地圖上畫出來大致的位置。羅哲文則用圓規、三角板等儀器和繪圖墨水，把鉛筆所畫的位置描繪清楚。
       最後，由梁先生把繪制完畢的地圖交給盟軍總部。他還特別向盟軍提出了要保護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的建議。出於保密要求，當時連羅哲文也不知道標注地圖的真正意圖。
       四十余年後，當羅哲文到日本奈良參加一個國際學術討論會時，日本的專家學者談到了二戰末期古城奈良、京都免遭轟炸的情況。同行的北京大學教授宿白這才向日本學界，講出了梁思成抗戰勝利後偶然向他提及的繪圖之事的真相。日本報紙據此把梁思成稱為“日本古都的恩人”。羅哲文也因有幸協助梁先生工作而成為另一位恩人，他為此感到無比自豪。
      《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的編印員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終於投降了。當時內遷到四川的所有機構都在准備返回原地，中國營造學社也要遷回北平。有一天，林徽因突然叫羅哲文到她那裡去，說學社已經決定帶羅哲文一同復員北上。1946年底，中國營造學社復員北平，全體工作人員都轉入國立清華大學營建系合署辦公。
       剛進清華大學時，22歲的羅哲文正式編制在營建系辦公室，具體擔任系主任梁思成先生的助理。他在完成本職工作的前提下，除了聽營建系所開的課，還聽了土木系所講的木結構以及其他教授所講的測量學、工程力學等課程。清華園的寧靜，使羅哲文能在古代建築學的園地內埋頭耕耘；清華園的浪漫，也使羅哲文收獲了異鄉學子夢寐以求的愛情。
       1948年冬，解放軍從東北大舉南下，逼近北平。11月，解放軍迅速包圍了北平城，地處西北郊的清華大學提前解放了。為了讓揮師南下的解放大軍，注意保護各地重要的古建文物，中共中央特地派人請梁先生主持，編寫一份全國重要的古建築目錄。
       梁先生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這項任務，並立即組織部分教師及研究人員開始工作。羅哲文是主要的參加者之一，負責刻寫鋼版蠟紙和油印。由於事情緊急，大家不分白天、黑夜，連續奮戰，僅僅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就編印完成，並立即送到了有關部門。
      《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雖然內容簡明扼要，卻濃縮了中國營造學社多年的研究成果。把它發到解放軍各級指揮人員的手中，不僅在解放全國廣大地區時有保護古建文物的重大意義，而且對解放初期開展古建文物的調查、保護、研究工作也起了積極的作用。有幸參加到這項工作中，羅哲文直到晚年還津津樂道。

1963年夏天，文物局局長王冶秋一行在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考察。此圖右起第一人為羅哲文，第四人為王毅，第五人為王冶秋，第七人為曾昭燏，第十人為當時保管所所長張正榮。
       萬裡長城的修復工
       羅哲文在古建保護中的成就，當然離不開當初恩師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栽培，而有幸與長城結緣，亦是如此。
       1948年秋季的一天，林徽因特意對羅哲文語重心長地囑咐說：“過去學社在北平距長城很近，但總認為隨時都可以去，殊不知一隔就是十多年了。長城是古建築中很重要的一項，不能不去調查測繪一下，工作量相當大。你年輕，先去打個頭陣，探一下路。”受恩師囑托，羅哲文立即查找資料和地圖，決定先去八達嶺和古北口兩處。他選擇了一個天高雲淡的日子，帶上簡單的日用品和一台舊的照相機便出發了。由於戰爭使得通往這兩處的交通道路崎岖難行，他坐車、騎驢和步行交替使用，花費了好幾天的時間，總算完成了對這兩處長城遺址的“初探”。
       羅哲文與長城半個多世紀的不解之緣，從此開始。
       1953年的秋天，在郭沫若的建議下，鄭振铎局長指派羅哲文擔負起修復長城的重任。他在十幾位同事的配合下，廣泛查閱了長城的各種圖文資料，認識到萬裡長城盡管分布廣，但經過歲月滄桑還能看出形體的只占十分之一左右，基本保存完整的又僅占能夠看出形體的十分之一。於是，他果斷地把距離京津地區較近的山海關、居庸關、八達嶺長城列為實地勘察和維修的重點地段。僅用了一年多，就使八達嶺長城、居庸關雲台、山海關“天下第一關”城樓恢復了昔日的雄姿。
       1977年4月，面臨地震後山海關箭樓的殘狀，國家文物局再次撥款重修。羅哲文作為古城修復評審組的領導，又一次主持了山海關的大修壯舉。隨著山海關的修復，羅哲文責無旁貸地成為新時期古建維修的領軍人物。
       1984年，對長城的保護而言是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此間，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了“愛我中華、修我長城”的口號。熱心長城事業的羅哲文如虎添翼，推動了“愛我中華，修我長城”的大規模社會贊助與募捐活動，促使北京八達嶺長城、河北山海關老龍頭和灤平金山嶺長城以及天津薊縣黃崖關長城修復工程相繼開工。
       1985年初，羅哲文為實現成立一個全國范圍的長城學術研究團體的夙願，與王定國、魏傳統等革命前輩一起，開始了中國長城學會的籌備工作。經過兩年多的籌劃，中國長城學會於1987年6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成立大會，通過了《中國長城學會章程》，從而為任重道遠的長城保護事業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
       就在這一年，他還與中央和地方的同事們共同努力，使長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列入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名錄。
      27歲的古建專家
       被幸運之神光顧的永遠是耕耘者。正是羅哲文的不懈努力，使他成為上世紀50年代文物局裡最年輕的古建專家。
       新中國成立以後，為開創嶄新的文博事業，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從各地調來了一批各具特長的專業干部。1950年底，年僅27歲的羅哲文被上級主管部門選中，從清華大學營建系調到文物局任業務秘書，專門從事全國古建築保護與維修的管理工作，成為當時局裡最年輕的古建築專家。
       1951年，羅哲文到局裡上任後，主要是負責北京市的寺廟調查，並通過文化部所屬的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維修損毀嚴重的城門樓子。1952年，大規模的國民經濟建設開始，全國范圍的文物保護與維修工作隨之展開。羅哲文作為文物局中具體經辦古建築維修的業務干部，馬不停蹄地開始了勘察、規劃、落實經費、參與具體項目實施和專業培訓等一系列繁重的工作。
       當年下半年，以羅哲文為主的東北古建築和雁北古建築勘察組出發了。考察歸來後，羅哲文與同組的杜仙洲和張正模一道共同撰寫了《雁北古建築的勘察》一文，並發表在《文物參考資料》1953年第3期。這應是他撰寫的第一個重要的古建築勘察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