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稱中國為“運河帝國”。大運河早就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海上絲綢之路的延伸。唐朝時日本高僧圓仁，北宋神宗年間日本僧人成尋，都曾沿大運河旅行，留下了《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參天台五台山記》這樣的珍貴文獻，對唐宋運河有詳細的記錄。明代朝鮮使者在《漂海錄》中亦有在京杭大運河上旅行的記載。有研究者對於元代在中國生活達17年，曾奔波於長城外草原上都與大都（北京）間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竟然在其游記中沒有提到長城而深表不解，甚至懷疑其所述行記的真實性。但是，《馬可波羅行記》中記載了他從大都南下，經常沿運河而行，到江蘇境內後，一直沿著大運河到達杭州。這可能是最早記載親歷大運河的西方著作。

    中國古代的偉大工程，還有橫亘中東部的千裡黃河故道與東部沿海的海塘，但它們一個已經堙廢，一個地處海疆，其價值和影響力遠不如大運河。大運河則是唯一可以將這幾大工程串聯起來的紐帶和橋梁。大運河北至北京，南達杭州、寧波，溝通長江、淮河、黃河、海河和錢塘江，穿越從中原向東南伸展的黃河故道；從江南運河出望虞河、婁江、松江、太湖等與常熟、太倉的蘇南、上海海塘相連，通過太湖、東苕溪、錢塘江、浙東運河等與浙江海塘相連——這一地區的海塘，正是古代海塘的精華所在。

    大運河也是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梁通道，對外開放的前沿和經濟窗口，日本遣唐史、學問僧，朝鮮半島使者、商人，伊斯蘭教徒和阿拉伯商人，元代意大利使者馬可·波羅，明代蘇祿國王、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窦，清乾隆時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副使斯當東等，都曾經在大運河上留下足跡。 
    大多數普通人對大運河的了解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新華社編輯的《中國大運河畫冊》，成為當年國際暢銷書；中央電視台拍攝的32集大型電視紀錄片《話說運河》，與當時另一部25集紀錄片《話說長江》珠聯璧合，產生了巨大的轟動。而大運河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則始於侯仁之、鄭孝燮、羅哲文、朱炳文等一批著名專家學者的不懈努力。在准備長城等第一批世界遺產文本時，羅哲文等就提出了“大運河申遺”的建議。

    由於世界遺產公約的限制，大運河原本難有申報資格。《世界遺產公約實施行動指南》中關於遺產申報有兩大原則，一是真實性，二是完整性。按照這兩大原則，長近2000公裡、流經多個省市的大運河申遺非常困難。因為大運河涉及地域廣泛，古今河道變化復雜，其時代、范圍、線路難以辨認確定。如今世界文化遺產的申報理念發生了變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最新一版《行動指南》中，遺存運河和文化線路作為新的世界遺產種類已經赫然在列，不僅增加了工業遺產、線形文化遺產項目，而且國外已經有運河成功申報世界遺產的先例。《行動指南》將遺存運河的特點歸結為，“它們代表了人類的遷徙和流動，代表了多維度的商品、思想、知識和價值的互惠和持續不斷的交流，並代表了因此產生的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流與相互滋養，這些滋養長期以來通過物質和非物質遺產不斷得到體現”。中國的大運河作為標志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遺產，集中體現了這一特點。 
    2006年5月，國務院核定並公布了第六批1080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第一批518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一大批與大運河文化相關的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列其中；12月15日，國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的每10年重新設置一次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在一共35項遺產中，大運河後來居上位居榜首。大運河順利走上申遺之路，對於其未來的保護與利用，必將帶來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