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師從著名古建築學家梁思成，生前一直為我國文物保護奔走，被譽為“萬裡長城第一人”。他是古建界的泰斗級人物，但在家人和朋友眼裡，是那個“電話一響，背起包就走”的人，平時在工作上也是“有求必應”；他始終把“老百姓”三個字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為此心甘情願地身體力行、百折不撓；他就是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我國著名古建築專家、長城專家羅哲文。有人說，從梁啟超到梁思成再到羅哲文，可以清晰地看出一種心境的脈絡:信念之下的不浮、不棄，加上不功利。

5月 14日，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我國著名古建築專家、長城專家、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中國文物研究所原所長羅哲文，因病醫治無效，於 23時 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8歲。羅哲文師從著名古建築學家梁思成，生前一直為我國文物保護奔走，被譽為“萬裡長城第一人”。他還是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中國長城學會名譽會長。

5月 20日，北京八寶山公墓，送別羅哲文老人。同一天，北京八達嶺特區辦事處、中國長城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在長城博物館臨展廳舉行了追思會，悼念羅老為長城保護所做出的一切。風雨中的“守望”“修長城修故宮參襄國徽設計無愧文物衛士，護名城護運河捨身文化遺產堪稱古建護神。 ”八寶山追悼會門前，一副對聯概括了老人的一生。從 16歲考入梁思成的營造學社起，羅哲文便終身從事我國古代建築的維修保護和調查研究工作。他是營造學社的最後一位見證者。鮮花芬芳，寧靜安詳。公墓東吊唁大廳，上千條挽聯追憶了老人的一生。羅老生前的同事、朋友，從四面八方趕來現場，送老人最後一程。山西省忻州市長城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楊峻峰，在人群中舉出“羅老走了，精神永存。萬裡長城永不倒。忻州市長城學會敬挽”的牌子。懷念這位他一生敬仰的老人。
楊峻峰前一天晚上就到了北京，還沒來得及定下住處，就直奔悼念現場，為的是見上老人最後一面。晚上，他就在悼念會旁邊站了八個多小時，為羅老默默守靈。據楊峻峰介紹，羅老有一次在山西考察，他陪同了八天時間。羅老生前一直與忻州市長城學會關系密切，曾多次到訪忻州，考察忻州的長城，對忻州的長城事業和長城保護作出過重大貢獻，對忻州市長城學會的成立有過很大的支持和幫助。忻州市長城學會的有關人員也經常到羅老家中做客，進行研討和交流。羅老喜歡書法， 1998年就給“山西省忻州地區長城學會”題了匾，後來又為忻阜高速公路山西段的四個隧道題了詞。“忻州的長城、公路和文物景點，都會記得羅老。”他說，“羅老走了，但是他保護長城的精神永存，將永遠激勵後人！”記住羅老的，不止山西。羅老畢生深入基層，在世人心中，他就是長城保護風雨無阻的守望者..上世紀 50年代初，國家提出開發長城、向國內外開放，國家文物局把修復長城的任務交給羅哲文。他參與了八達嶺長城修復工作，後又參加了山海關、嘉峪關等段長城的維護工作。從28歲起，羅哲文一度每天騎著小毛驢上八達嶺勘察，反復斟酌後擬定了維修規劃圖；他對長城的研究以歷史文獻與現狀考察相結合，對長城的起點、長度、分布及沿線、民族關系等進行了深刻的研究和論述。他還參與發起成立了中國長城學會，提出了開展“長城學”研究的建議。據中國長城學會常務副會長董耀會介紹，就在本月初，長城學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等科研院所專家專門召開“羅哲文與長城保護六十周年研討會”，羅老當時已經住進了重症病房，但是仍然派人送來寄語:“希望你們繼續做好長城保護工作。”世遺“情未了”

1985年 4月，在第六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羅哲文、鄭孝燮等 4位政協委員聯合簽名提交了一件提案，提議我國應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此建議當年即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1987年，故宮、長城、周口店北京人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我國第一批成功入選的世界遺產，由此拉開了我國“申遺”的序幕，並推動了中國進入“世遺”體系。而目前舉國關注的“大運河申遺”，最早也是羅哲文和一些老政協委員倡議的。全國政協常委、著名作家馮骥才特地從天津趕來送羅老最後一程。他認為，在羅老身後，中國文保界應該做的一件事就是培養人才梯隊。他舉例說，在日本每處文化遺產的背後，都至少有一名專家從事相關研究。“而中國這樣的專家還很少，像羅老這樣的大家更少。”馮骥才認為應該大力培養古建人才梯隊，以繼承羅老遺志，完成其未竟遺願。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霁翔認為，羅老精神有兩點最值得懷念並繼承 :一是心無旁骛地做文物保護工作的精神。“全心全意、所思所想都是圍繞著中國的文保事業，這被他視為生命的全部，蘇州的大運河老人家去了快 100次”；二是不因循守舊，一直對中國文保事業抱有創新精神。“他生前曾反復說，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文保體系、法規體系、理論體系以及修繕技藝。 ” 從 2003年起，故宮開始了百年不遇的大修。西方一些文保專家曾提出質疑:按照《威尼斯憲章》規定，古建修繕應遵循小修小補，盡量減少損壞的原則，而非大修甚至重建。羅老則以自己的威望極力向國際社會解釋，國際文保原則針對的是西方磚石結構的建築，而中國古建以木結構
為主，一旦屋頂有損，下面的梁架結構都會出問題，按照西方的保護原則解決不了問題，必須進行大修。羅哲文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保護原則，最終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心境”一脈相承盡管是古建界的泰斗級人物，但在家人和朋友眼裡，羅哲文還是那個“電話一響，背起包就走”的人，而且平時在工作上“有求必應”。這是因為有太多的人需要他，而且他也有太多的放不下。

2010年 11月 7日，羅哲文參加“紀念中國營造學社成立 80周年學術研討會”。會後他和助手說，“我們明天就去一趟四川，去看蜀道。 ”9日，老人背著尿袋就去了蜀道。因為蜀道申遺他放不下。

2006年，羅老親赴運河沿線考察，出發前從自行車上摔下受傷，死活不去醫院。 11天行程內，老人沒敢洗一次澡，每次吃飯時都在飯桌下偷偷挽起褲腿晾傷口，怕傷口感染影響行程。因為大運河申遺他放不下“羅老對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那份情，那份心，那精氣神，是一脈相承的。”5月 15日，國家文物局一位離休干部在電話裡告訴本報記者，“從梁啟超到梁思成再到羅哲文，可以清晰地看出一種心境的脈絡:信念之下的不浮、不棄，加上不功利。”

1940年，16歲的羅哲文考入營造學社。少年羅哲文當時並不了解營造學社的具體工作，可見到考題中有寫字、畫畫等內容，覺得很有興趣，便去投考了，並且成為眾多考生中唯一一名被錄取者。從此，羅哲文踏進了古建築學之門。

梁思成對羅哲文寄予厚望，像削鉛筆、擦橡皮這樣瑣碎、細小的環節，他都耐心地向羅哲文傳授經驗，使羅哲文從入門起，就接受到最規范的訓練。師母林徽因則經常利用業余時間幫他補習英文。

1948年，林徽因對羅哲文說 :“因為離得近，覺得總有時間去長城考察，反而擱置下來，現在是時候去看看了。”那一年 10月的一個秋日，羅哲文帶上相機，搭車到南口，徒步登上八達嶺長城，拍下了他的第一張長城照片。羅哲文曾回憶說，梁思成先生對自己的關懷是方方面面的，不僅是學習，還包括生活。連“羅哲文”這個名字，都是梁先生幫自己起的。多年以後，羅哲文回憶老師說，“他們很愛護年輕人，給我印象很深。我現在也是這樣，想方設法幫助年輕人多學點東西。” 1944年夏天，羅哲文跟隨梁思成到重慶。梁思成用鉛筆在五萬分之一的地圖上標出盟軍轟炸敵占區時需要保護的古建築並特別提出了需要保護的日本京都和奈良古建的位置，由羅哲文用繪畫墨水把鉛筆所畫的位置描繪清楚，地圖及時交到美軍手中，從而保護了京都和奈良的 20余座國寶性古建。戰後，梁思成、羅哲文被稱為“日本古都的恩人”。 1950年，26歲的羅哲文被調到文化部文物局，從此開始了文物保護的生涯。目前，全國 100多個國家級的文化名城，每一座他都親自考察過。他還曾在 2003年，以年近八旬的高齡，參加了漢長城遺址、樓蘭古國遺址等的考察團，並穿越了被稱為“死亡之海”的羅布泊。京杭大運河、北京中軸線、蜀道的申遺..斯人已逝，遺志未竟。

“百姓牌”委員——懷念羅哲文先生

張海燕作為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羅哲文用言行踐行了自己的職責，為自己的生命和事業畫上了圓滿的句號。作為出身草根的學者，羅哲文始終把“老百姓”三個字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為此心甘情願地身體力行、百折不撓，展現了學者的節操和職業素養。 2006年前後，城市開發與古建保護的沖突到了水火交融的地步，羅哲文在《中國文物報》撰文呼吁:我們進行文物、文化遺產保護，需要群眾參與，不能把自己和廣大群眾對立起來。 2007年，他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談及古民居保護時再次表示 :要把古村落保護好，關鍵是要讓老百姓從保護中獲得真正的回饋，得到真正的實惠。這樣老百姓才會配合，不會抵抗。無論發展旅游還是做博物館，一定要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環境，要讓他們感受到保護的好處，然後才有自豪感、才會有保護的自覺性。 2007年，北京東四八條拆遷項目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處於漩渦之中的羅哲文，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批評和壓力。此時，他沒有為自己的專家朋友“說話”，也沒有為開發商“說話”，而是建
議大家多考慮一下老百姓的實際感受，不能為保護而保護，罔顧百姓利益 :我一直在說，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條件是第一位的，保護文物是第二位的。現在有個誤導，批評北京到處拆，不是那麼回事。我認為，不能說都拆錯了，該拆的還拆得不夠，該保護的也保護得不好。一些貧民窟確實已經沒有價值了。

2008年前後，北京舊城改造和市容整頓如火如荼，羅哲文擔心在實際操作中出現偏差，一方面指出要將保護與發展協調起來，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協調發展。不論是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還是名鎮、名村的保護，都不能單純地只重視保護工作，同時還要重視和關心老百姓的安置。保護歷史名城、文物、古村鎮，都是為了群眾，群眾才是保護的主力軍，不能把群眾看成是對立面。他還特別強調:“過去，北京等地為了開發曾出現野蠻的拆除現象，造成群眾意見很大，讓老百姓很不滿。大多就是因為沒有把老百姓安置好，所以一定要把老百姓的居住和生活安置好。保護工作，第一位的還是群眾的利益。”在大家暢談奧運機遇時，羅哲文依然堅持自己的觀點 :“歷史名城保護和文物保護不一樣，人們都要生活，還要發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要改善。”文物保護是羅哲文為此奔波一生的工作，對於一些因古建保護而遷離居民的做法，他一直不認可，希望百姓生活與古建保護能夠完美結合、和諧共存 :“我不反對改善老百姓生活，我也不反對文物保護。我是主張和諧的。就危改和舊城保護而言，我一直在說，文物保護很重要，但必須首先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條件。”羅哲文認為，保護名人故居可以用多種方式，不是非得把居民趕走建紀念館，而是普通老百姓仍可居住在名人故居裡，只要合理保護就可以。羅哲文先生的言行似乎映證了這樣一個理念:政協委員要關注“大眾”，也要關切“小眾”，因為這些“小眾”往往是少數人，是弱勢群體，他們的權益同樣應該得到尊重和保護。政協委員做這些“小事”的意義，與參政議政同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