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情緣

    北京，是一座有著三千多年歷史的文化古都。三千多年的人文積澱，賦予了它別樣的風情。明清的建築與現代化的樓宇交相輝映，構成了一幅傳統與現代並存的迷人畫卷。徜徉城內，在歷史與現實間的回轉交錯中，人們感受著時間是如何改變著北京的記憶，又是如何將人們帶入到今天的都市生活中。

    所有這一切，會讓我們想起一個人的名字。50年前，他提出的北京未來城市規劃的設想曾經具有著驚人的科學性和預見性，而當年他為保護北京古建築所做的努力，也讓今天的我們肅然起敬，他就是梁思成。

    梁思成生長在一個聲名顯赫的家庭。他的父親梁啟超，曾經是領時代潮流之先的風雲人物，然而，或許是多年的政治奮斗讓他感到厭倦和勞累，晚年的梁啟超已無心眷顧於世事紛爭的起起落落。他越來越看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並希望自己的兒女們也能從文化中發現永恆的美麗。於是，青年梁思成在父親的設計之下，收斂起他在清華大學展露出的政治才華，最終選擇了文化創造之路。

    1920年，梁思成認識了另一位影響他一生的人——林徽因。他後來曾回憶說：“當我第一次去拜訪林徽因時，她剛從英國回來，在交談中，她說到以後要學建築，我當時連建築是什麼都還不知道。徽因告訴我，那是合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學科。因為我喜愛繪畫，所以我也選擇了建築這個專業。”

    梁思成與林徽因的人生道路從此合二為一。1924年，他們共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和藝術，此後又選擇了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文化作為他們畢生的追求。從1931年到1945年，梁思成與林徽因等人走遍了全國十五個省二百多個縣，對包括唐代佛光寺和隋代趙州橋在內的兩千多個古建遺存進行了廣泛的勘察。

    梁思成走遍全國，勘測古代建築梁思成等人當年勘測的古代建築，相當一部分毀於後來的天災人禍。是他們的繪制圖為那些消失了的建築留下了永恆的身影。然而，梁思成並不是一個只沉溺於古典情趣，而不理會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夢想家。在20世紀40年代，他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中國城市已經走到傳統與現代化的臨界點，而對於他腳下的這座北平古城，他也深知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它的都市化進程。

    “1945年，在抗日戰爭和二戰結束以前，國際學術界就在討論戰後城市應該怎麼辦。梁思成當時就認為戰後的中國必然要工業化，要現代化，那麼城市就要發展，但是城市的發展要避免西方工業化進程造成的很多問題。所以他就提出來要做城市規劃，要設置城市規劃的機構，要培養城市規劃的學人。”他的學生劉小石如是說。

     劉小石，19歲時入梁思成創辦的清華大學建築系，成為梁思成的弟子之一，並由此走上了城市規劃的道路1947年，對於梁思成來說是輝煌的一年。這年2月，他被推薦任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接觸了很多世界級建築大師。與大師之間的思想碰撞讓梁思成受益匪淺。回國後，他對清華大學的建築系進行了一系列教學改革的嘗試。就在梁思成正躊躇滿志地決定辦出一個國際最高水平的建築學院時，風雲莫測的政治局勢卻讓他的心中升起一絲隱隱的不安。北平城外，解放軍正與國民黨傅作義將軍進行最後的談判。古城的命運將何去何從呢？

     當時的情景，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林洙仍歷歷在目。

     她說：“當傅作義的談判正在進行時，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在為解放軍不得已要攻城的情況做著准備。在准備的時候，有兩個解放軍的代表來找梁思成，希望他把北京城的古建築在軍用地圖上標明，說萬一和談破裂，需要攻打北京城，炮擊時就盡量避開這些古建築。這對梁思成和林徽因影響很大。我覺得梁思成先生之所以傾心於共產黨，跟這一次談話是非常有關系的。”

    古城規劃

     1949年春天，梁思成作為新政協籌備會的特邀代表參與了建立新中國的籌備工作。幾個月後，1949年秋天，他又在病榻上完成了新中國國徽的設計。

     新中國誕生後，北平恢復“北京”的名稱，成為共和國的首都。梁思成被任命為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開始著手北京城的規劃設計工作。正如林洙所言：“北京是從一個舊的城市、一個皇家的城市，變成新中國的首都，有很多需要重新建設，需要重新考慮的。

     比方說，中央人民政府應該設在什麼地方？是集中呢，還是分散呢？中央的各部委是不是應該集中辦公呢？等等，這些問題都提到日程上來了。”在清華大學建築系的數據室中，林洙找到了1950年梁思成與另一位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共同撰寫的《關於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一文的原稿，後來的人簡稱它為《梁陳方案》。

     在這份長達數十頁的方案中，梁思成與陳占祥詳盡地闡明了他們對於北京未來規劃的設想。劉小石分析，兩位中國專家的想法與當時參與北京城規劃的蘇聯專家存在兩個重要的分歧：“首先是北京的性質是什麼，他提出北京應該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沒有提工業中心，他這個見解和當時蘇聯專家主張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應該有強大的工人階級的主張很不一樣。”雙方的另一個分歧集中在了行政中心位置的設立上。

     蘇聯專家團提出，應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礎上建設首都行政中心。而《梁陳方案》則提議在北京西郊開辟一個新的行政中心。梁思成當年自費印制了他和陳占祥的計劃書，在寄給周恩來總理的方案中，梁思成附手書一封，並以“恩來先生總理”稱呼。此時，他的心情是焦灼而又熱切的。

     正如林洙描述的那樣：“他確信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他覺得是應該這樣來做的。不管從北京市、新中國首都的發展來看，還是從保護舊北京城市來看，他覺得都是可行的，是比較好的一個辦法。”

     然而，梁思成的建議並沒有被采納。對於百廢待興的新中國來說，放棄老城重建新城是不可想象的事。當然，不可否認，新政府做出這樣的決定也是有其歷史原因的，正如北京市規劃委員會高級規劃師黃艷所說：首先，一個新政府，缺乏管理和建設這個城市的資金。如果讓它在一片郊區的空地上去建造這樣一個行政區，在財政上可能是行不通的；第二，當時北京老城存在很多突出的社會問題，如失業和城市垃圾等。如果完全建造一個新城，老的城市該怎樣規劃？這也是一個需要仔細考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