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最後七年風雨路》中講到毛澤東晚年讀書的事情，其中有1973年讀的《三國志·魏書·張遼傳》、《三國志·魏書·張郃傳》和《舊唐書·李愬傳》，劉修明《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前言》（花山文藝出版社）中也講到：1973年2月7日布置的注釋史傳就是這三篇傳記，於該年5月1日完成，三篇史傳合訂一冊，大字印刷十五本上送。在時間上，兩者的說法相一致，毛澤東讀的就是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朱永嘉主持注釋的本子。1972年12月31日，他們還為毛澤東注釋了《史記·項羽本紀》。
    1971年，林彪事件對毛澤東是沉重的打擊，使他接連發作了幾次心髒病。從當時接待外賓的電視鏡頭，我們都感到他年邁體衰，流著口水，語言表達已經不大清晰了，這就更加使他以談古論今的風格來表達他的思想。已往只是他一個人議論風生，而此時是要政治局成員和他一樣地讀史論政，讓他們通過讀書來理解他的意圖。作為一個垂暮老人，進攻制勝之心應該是淡卻了，所考慮的是如何修補他那個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爛攤子。
    要准確了解毛澤東當時讀史的心態，歷史背景是不能忽略的。林彪事件時，涉及一大批軍隊干部，如何正確地處理好這個問題，把軍隊穩定下來，這應該是毛澤東傷神的事。此外還有“文革”初期，同樣涉及一大批軍人，諸如所謂賀龍的“二月兵變”，老帥們“大鬧懷仁堂”，也牽涉到一大批元帥和將軍。再就是“楊、余、傅事件”，即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的問題，也傷害了一批軍隊的將領。這中間還包括鄧小平等一大批被打倒的革命老干部，他們都是追隨毛澤東出生入死的功臣，“文革”挖了牆腳，使“長城”遭到破壞，一旦發生戰爭，誰來帶兵打仗？1972年初，陳毅元帥病逝，毛澤東抱病穿著睡衣參加追悼會，已經亮出了姿態，而此時又以張遼、張郃、李愬等古代軍事將領的傳來傳達他的思想，就不能以他的讀史的興趣來解釋了，而是帶著一種消解“心病”的心情來讀史的。
    我們不妨沿著毛澤東的心路歷程，來看看他用古代軍事將領的史實，想要傳達的是什麼。
    項羽是人們都熟悉的人物，一位失敗的英雄，毛澤東很贊揚他失敗而自殺的骨氣，即使失敗了，還是像個英雄樣子，讀《史記·項羽本紀》批注曰：“項王非政治家。”他在廣州農民講習所時就談了項羽失敗的原因：項羽入關，粗暴無比，得不到一般人的信仰，又一至鹹陽，便大焚秦之故宮，遂失去新興地主階級之信仰，加之他心胸狹窄，不能團結人，殺人過多。1964年1月一次談話中，毛澤東曾說到項羽有三個錯誤：一個是鴻門宴不聽范增的話，放跑了劉邦；一個是楚漢訂立了鴻溝協定，項羽認真了，而劉邦不久就違反協定東進攻楚；再一個就是他建都徐州，位置沒有選擇好。看來，毛澤東在不同時期讀《項羽本紀》有不同的體會，而這時他要中央政治局委員讀此史傳，大概不是要他們“不可沽名學霸王”吧。形勢不同，一個是乘勝前進，一個是收拾殘局。
    在古代帝王中，毛澤東一生除鐘情於秦始皇，另一個就是曹操了。他從秦始皇那裡領悟到大集權、大統一的王者的霸氣，從曹操那裡領悟的則是策略與權謀的智慧。他很稱贊曹操“舉賢才”的用人之道，招賢納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對張遼和張郃的使用就體現了曹操的這種用人的精神。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其先人姓聶名壹，是位生意人，漢武帝時常與匈奴做交易，假裝出賣馬邑城，誘匈奴單於入塞，馬邑城外有漢的伏兵，俟機予以圍殲。此計被匈奴識破而未能成功，招來怨言。史稱“馬邑之謀”。張遼為避怨而改姓，是地方的一名小吏。並州刺史丁原以張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丁原讓他帶兵前往洛陽，結果他歸屬皇親何進。何進派他到河北募兵，歸來的時候何進被宦官殺了，他又率兵歸屬董卓；董卓失敗，他又歸屬呂布；曹操在下邳打敗呂布，張遼又率兵投降曹操。用“文革”前的政治眼光來看，張遼的歷史問題實在復雜，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肯定是被清查的對象。對這樣的叛將，曹操不以為忌，不僅接受他，而且信任他，重用他。後來，張遼隨夏侯淵平定昌豨，他是單身到昌豨那兒，以自身的經驗說服昌豨投降了曹操。為此，曹操埋怨他太冒險了，說：“此非大將也。”張遼回答說：“以明公（指曹操）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這話曹操當然是聽得進的。後來，張遼率曹軍討伐袁紹的兩個兒子袁譚、袁尚，消滅了袁紹的殘余勢力，班師回都時，曹操“親自迎遼，引共載”，即和張遼同乘一輛車子，以示對張遼的器重。以後與孫吳作戰，張遼也勇冠三軍，他與樂進成為曹操在南方抗擊孫吳的主帥，孫權為之膽怯，下令諸將“張遼雖病，不可擋也，慎之！”張遼病重，死於抗孫吳的前線江都。
　　張郃是曹操布置在西方抗蜀的戰將。張郃字儁乂，河間郡鄚人，漢末應征參加征討黃巾軍，為韓馥的高級僚屬。東漢末年，韓馥與袁紹等起兵討董卓，後又幫助袁紹打敗公孫瓒，因功多而提升。曹操與袁紹對抗於官渡時，袁紹派淳於瓊屯兵糧道烏巢，曹操親身帶兵作戰。張郃向袁紹建議：曹操兵精，要先保烏巢糧道，再慢與曹操決戰。謀士郭圖則向袁紹建議：張郃意見不妥，不如攻曹操大本營，操必還兵營救，這樣烏巢之險不救而自解。張郃再次建議，如果這樣作戰，“吾屬盡為虜矣”。袁紹不聽，迫使張郃迎戰曹操，結果大敗。郭圖雖然慚愧，還是在袁紹面前說張郃的壞話。袁紹懷疑張郃有二心，張郃只得投奔曹操。曹操甚為高興，把他的投奔比作韓信歸漢。張郃後來在打敗袁紹父子的戰爭中立了大功。以後西線征馬超、征張魯，與劉備作戰，張郃都立下戰功，魏文帝時期也是西線與諸葛亮抗衡的主將。諸葛亮出祁山，派空論軍計的馬谡守街亭，張郃絕其取水的道路。街亭失守，演出了諸葛亮揮淚斬馬谡的一場戲。毛澤東雖然曾為諸葛亮的《出師表》而流涕，但他認為諸葛一生惟謹慎，不善用人，這點遠不如曹操。
　　我們離毛澤東太遙遠，無法知道他讓高層領導人讀這些史傳的想法，就連參加注釋的王守稼、劉修明也不知道毛的意圖。歲月留痕，翻閱當年的報紙並結合自己的經歷，也許還能參透一二。那時報紙大力宣傳解放干部，不要揪住干部的歷史問題或犯過的錯誤不放，要團結大多數，縮小打擊面，把老干部補充到領導班子中來。江青那邊“文革派”，在當時形成一定阻力，傳說在一次討論干部的會議上，葉劍英寫了一首打油詩《過橋》：“一匹又一匹，過橋真費力，多謝牽驢人，驅驢赴前敵。”葉劍英所說的“牽驢人”，應該是指的毛澤東。三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把毛澤東讀史、歷史背景、報紙宣傳和當時的實際工作結合起來看，我們可以知道毛澤東在想什麼問題，對那些問題是怎麼思索的，怎樣用歷史的經驗去告訴一些人，善待那些受了折磨心懷委屈的領導和將軍。從這裡我們也可了解到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的成員，也的確聽毛澤東的話，讀了這些史傳，領會了毛的意旨，並落實到工作中。鄧小平的復出就是最為明顯的例證。
　　毛澤東要求注釋的《舊唐書·李愬傳》和前二史傳的情況似乎有所不同，因為李愬和張遼、張郃的情況不同。李愬是中唐的一位名將，是李晟的次子。李晟是唐德宗時期的一員猛將，在平定朱泚之亂、收復長安的戰役中立了大功。而李愬則是唐憲宗元和年間的一員戰將。當時主要面臨的矛盾，是安史之亂後遺留下來的藩鎮割據。在地方藩鎮割據中，以蔡州吳元濟的力量最強大、離唐東京洛陽最近，因此對唐朝廷的威脅也最大。先是吳元濟的父親吳少陽據蔡州五年，不朝觐，吳少陽去世，吳元濟繼位，攝蔡州刺史，不聽朝廷的號令。於是唐憲宗下決心征討，幾次出兵都沒有獲勝，憲宗便以傾國之力要平定蔡州藩鎮，得到裴度的支持。朝廷讓裴度以宰相之位充征淮西諸軍的統帥。
　　宰相李逄吉以李愬有籌略、奇才可用，向朝廷推薦他率兵攻打蔡州吳元濟。原來朝廷軍隊被吳元濟打敗，氣勢沮喪，李愬深知此，“不肅軍隊，不齊部伍”，並向戰士放言：“天子知愬柔而忍恥，故令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以此使敵放松警惕，不甚防備。李愬選中可用之人，陰計戎事，一舉擒獲丁世良，“召入與語，辭氣不撓，愬異之，因釋其縛，置為捉生將”，即是負責巡邏和捕捉俘虜的將領。丁世良甚為感動，向李愬建議生擒吳秀琳的謀士陳光洽，然後勸降文成柵的吳秀琳。這個謀略成功了，吳秀琳以三千之眾投降李愬，他便以吳秀琳為衙將。吳秀琳感恩，期於效報，便向李愬建議：“若欲破賊，須得李祐，某無能為也。”李祐是吳元濟的騎將，有膽略，守興楓橋。李愬派將史用誠用計謀抓獲了李祐。因為李祐屢敗官軍，並多以侮辱輕曼待之，眾人皆欲殺之。李愬把李祐械送京師，事先上疏說：如果殺了李祐，對解決蔡州的吳元濟不利。於是朝廷釋放李祐，再還給李愬。李愬很寵李祐，乃署為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無所猜疑。當時吳元濟的精兵在防備李光顏，蔡州反而空虛無備，李愬便命令李祐領大軍襲蔡州，此時正是大雪之夜，“凍死者十二三”，沒有遭到任何抵抗到了蔡州城下，生擒了吳元濟。李愬在蔡州不戮一人，對吳元濟執事帳下廚廄之間者，“皆復其職，使之不疑”。
    李愬既擒吳元濟，破蔡州，即迎裴度入城，李愬“具櫜鞬候度馬首”，即用軍中將領谒見上級官吏的極為隆重的禮節，表示尊重，但“度將避之”，不願接受。裴度雖以宰相身份做統帥，但他本官只是四品的門下侍，而李愬的官位是三品，比裴度還高一品，但李愬認為淮西以下抗上，很久不懂得“上下等威之分”，還需要以此對他們進行教育，因此，裴度還是以宰相的身份，接受了李愬儀式隆重的迎谒。裴度是朝廷中平定淮西的主戰派，在延英殿向朝廷表示“臣請身自督戰”，並說：“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阙無期。”他幾次以統帥的身份征淮西，都以失敗而歸，而此次取得勝利。讀《李愬傳》應該和《裴度傳》並讀，才能了解這段史實的全貌，不知道毛澤東為什麼沒有這樣做。
　　《李愬傳》講的是平削藩的事，喻意擒賊擒王，善待俘虜。此時此刻，毛澤東要通過這篇史傳向政治局提示什麼？他的心態又如何？恐怕不再是為“解放”干部的問題了。後來從史料中發現，林彪事件後，毛澤東曾問周恩來：我周圍還有親密戰友式的人物嗎？周恩來認為全國人民都是擁護和保衛毛澤東的，毛澤東說：“是真心嗎？我看不是，我整了不少人，他們會保衛我嗎，你相信嗎？”毛澤東不相信，他感到軍隊裡有隱患，讓政治局成員讀《李愬傳》是希望他們從中得到啟發，尋找解決的辦法。鄧小平出山後幫助解決八大軍區司令調換，算是作了明確回答。軍隊有軍隊傳統，經常要調過來調過去，但是八大軍區司令調換非同尋常，既玩調虎離山之計，也是進行敲山震虎，又確實有收歸兵權的意思。他擔憂身後有人擁兵自重，搞分裂打內戰。毛澤東此舉有防患於未然之意。
　　古人雲：有時使功，不如使過。有過的人反而要謹慎小心些，要夾著尾巴做人。“文革”期間一些干部解放、重新走上領導崗位之前，都要有“總結思想”的過程，所談的無非是執行錯誤路線、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所接受的教訓，還要留下這樣的尾巴：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為人民立新功。干部的這種獲罪認錯的心情，正是毛澤東所需要的，他也有這方面的成功經驗，如處理紅四方面軍的問題就是這樣辦的。許世友是紅四方面軍的，張國焘出走之後，許世友有被殺頭的危險，毛澤東把他保了下來。許世友一生對毛澤東忠心耿耿。
　　對鄧小平出山，毛澤東也應該是懷有這樣的心情。鄧小平重新走上領導崗位之後，並沒有一般人的那種“負罪”感，而是出自對國家的歷史責任感，開起了“鋼鐵公司”，伸出鐵拳頭，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全面整頓，這樣當然就得罪了“文革派”，對他的整頓進行抵制攻擊。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早已胸有定論：基本正確，三分不足，也就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他希望由鄧小平主持對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這樣，既可以統一認識，又可以給鄧小平“一個台階”，便於他“有個轉變”。
　　但是，毛澤東沒有想到，那幾篇史傳沒有誘發出鄧小平的“負罪”感，鄧小平不接受這個要求，以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為由，拒絕對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
　　毛澤東善於運用歷史經驗，並以此來造勢，是個造勢的弄潮兒。以造勢發動文化大革命，也想以造勢給文化大革命做一個合乎他願望的“決議”，而此次卻時移勢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