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陽門自明正統四年(1439年)建成至今，歷經磨難多次毀於大火。在明代正陽門兩次被焚毀，清代經歷了3次火災，更為巧合的是其中有兩次焚毀，分別發生在清代兩個“庚子”年——即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年)和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

    正陽門的第一次焚毀，是在明朝萬歷年間。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四月，箭樓不慎失火，大火從傍晚一直燒到次日辰時。箭樓被毀後，朝廷隨即開始重建。明朝北京內城的各個城門都是由太監監管，修繕箭樓的事情當然也由太監主持了。萬歷年間，政治腐敗，賄賂公行，宦員擅權，中飽漁利是唯一目的。太監們為了從這項工程中多撈點銀子，就提出把修繕的預算資金定為13萬兩白銀。而當時負責營造工程的衙門工程官員——營繕司郎中陳嘉言，為人正直，不貪錢財，認為所作的預算過大，堅持削減開支，最後只用了3萬兩銀子便將箭樓修復。結果陳嘉言被太監們排斥“出局”了。 


    正陽門的第二次焚毀，是在明朝末年。當時政治腐敗，經濟困難，民不聊生。最終爆發了由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知道大勢已去，便帶領太監王承恩出神武門，登上煤山(今景山)，在一棵槐樹下上吊自盡。四月二十九日晚上，李白成率部撤離北京。據史料記載，當時起義軍放火焚毀宮殿及內城九門箭樓。但是，此後何時重建、如何重建，文獻無從考證。

    正陽門的第三次焚毀，發生在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十一日。當天，正陽門外的一間鋪面房不慎失火，恰遇大風，火勢迅速蔓延，連及正陽門箭樓，還同時燒毀了甕城東西月牆的閘樓、官房等設施。同年重建時，乾隆皇帝命令新換磚石，但負責修建的大臣們卻沒  聽聖令，仍利用舊券洞進行修築，結果，修成後因磚石沉重，原來舊門洞出現內裂。箭樓南面新做炮眼(箭窗)牆面有鼓閃現象。當時負責監督工程的大學士英廉和戶部尚書和珅知道此事後，立即奏請皇帝請求自行賠修，但是乾隆帝的谕旨卻說：這次重修費用朝廷出一半，另一半的十分之七由英廉賠付，監督等賠十分之三。具體負責施工的工部郎中德齡等接受處分。和坤由於當時隨從去熱河，並未在京督辦，而且此事也由和珅奏出，所以對其加恩寬免。但是由英廉賠付的銀兩，他也不會真正掏自己的腰包，自然，也是由老百姓身上搾取。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箭樓又一次被火燒。當時，正值鴉片戰爭後的第10年，朝廷國庫空虛，財力緊張。工部營繕司連修繕所需的三丈四尺多長的大柁，都無力籌辦。後來只好“拆東牆補西牆”——把北京西郊暢春園中九經三事殿中的三丈六尺長的大梁拆下使用，才把箭樓修復。

    正陽門的第五次被毀也是正陽門經受的最大一次火災，發生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變”中。正陽門的每次焚毀與重建都把我們帶入當時的歷史年代，讓我們在時空的隧道中去追尋那與之息息相關的人與事。這次正陽門被毀程度極為嚴重，城樓、箭樓、閘樓、鋪捨等均遭到破壞。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六日晚，義和團為扶清滅洋，抵制洋貨，在大柵欄放火，焚毀專門賣洋藥的老德記藥房。這一把火不僅燒了大柵欄一條街，還殃及正陽門箭樓。兩個多月後，駐扎在甕城內的八國聯軍中的英軍雇傭軍印度兵不慎失火，又將正陽門城樓燒毀。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派直隸總督袁世凱和順天府尹陳璧負責籌劃修復。當時的清政府，內憂外患，一時拿不出錢來進行這樣大的工程，只好由袁世凱帶頭，倡導各省大員捐資助修。在修復施工中，因工東尾部所藏的工程檔案經兵火焚掠無存，只好參照與正陽門平行的崇文、宣武兩門的形制，將高度與寬度適當加大了一些，重建了正陽門的城樓與箭樓。正陽門這次重建，歷時最久，直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才竣工。今天，我們看到的正陽門城樓、箭樓就是這次重建的。雖然，箭樓在民國時期又進行了局部改建，但規制始終沒有變。

    正陽門歷經了500多年的世事淪桑，最終，成為古都北京唯一一座城樓、箭樓均保存完好的城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