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內城的城牆和城門，在明代曾先後有3次大規模的修築，第一次是在洪武元年(1368年)，第二次是在永樂四年(1406年)，第三次是在正統年間。其中，第三次的修築是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終明一代內城城垣最後一次修築。至此，北京內城城垣才初具規模，基本定型，直到清代晚期，再沒有過大的修築與變動。實際上，正統年間對北京城垣的這次大規模修建，不僅是北京城建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對於明代最終定都北京，也具有重要意義。 


    自永樂帝朱棣決定從南京應天府遷都北京開始，朝廷內外一直存在著激烈的反對意見。明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死後仁宗朱高熾即位，立即下旨，诏令北京各衙門行文時，俱於名前加“行在”二字，意欲復都南京。幸好，仁宗皇帝即位不到一年便死去，但宣宗朱瞻基即位後，也銳意復都南京，北京的“行在”之稱在其在位的10年間，一直未變。宣宗死後，其長子朱祁鎮(即英宗)登基。出人意料的是，他一反父、祖之意，正式定北京為京師，決意定都北京，並利用前歷朝所積材料，大規模修建北京城垣。正統元年(1436年)十月，诏令太監阮安，都督同知、少保工部尚書吳中，率領軍夫數萬人，修築京師9門城樓。至正統四年(1439年)竣工。落成之日，奉英宗谕旨，將京城9門中的5座城門更用新名一一即將南城垣的麗正門、文明門、順承門分別改為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東城垣的齊化門改為朝陽門；西城垣的平則門改為阜成門，其余東直門、西直門、德勝門、安定門4門仍舊。

    明英宗所更5門之名，都有所取義。如更麗正門為“正陽”，取“積陽為天，天有九重”和《左傳》裡說的“天子當陽”而立之意，故名天子出入京城南面的正門(亦稱“國門”)作正陽門。又帝王治國離不開左輔右弼，亦離不了“文治武功”，所以更原文明門為崇文門，順承門為宣武門。另外，朝陽門取“朝”字，其意為文武百官，天天要朝拜皇帝，所以改齊化門為朝陽門；阜成門取“阜成兆民”意，寓意朝中百官，都要以身作則，才能為民立范、國泰民安，故更易平門則為阜成門。

    明英宗朱祁鎮(1427—1464年)，是明朝第六代皇帝，宣宗長子，前後兩任為帝，年號“正統”和“天順”。他9歲即位，初由“三楊”(楊榮、楊士奇、楊浦)等前朝名臣輔政，承前代風氣，國家的政治、經濟尚穩定繁榮。但“三楊”及皇太後相繼去世後，他便驕縱放任，寵信宦官王振，政事日荒，軍事廢弛，國內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農民起義不斷。同時，由於邊防削弱，實力日漸強盛的蒙古瓦刺部，於正統十四年(1449年)，分4路攻打明朝，朱祁鎮為王振所惑親征，結果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境內)被俘。後其弟朱祁钰即位，遙尊他為“太上皇帝”。景泰元年（1450年）他被釋放回京，8年後，在宦官曹吉祥和武清侯石享等合謀下，發動政變奪位。復辟後，殺害了抗敵有功的於謙等人，重用奸黨，朝政日敗，使明王朝由盛轉衰。總的看來，朱祁鎮不僅不如他的列祖列宗，而且不是一位好皇帝，不僅不“明”，而且不“英”。然而，在他即位之初，即決心定都北京，並且用前後10年的時間，大規模地修建北京城垣，則確是一個值得稱道的決策。



城牆外護城河

    正陽門恢弘壯麗，蔚為大觀，以明清兩代國門之尊雄踞於老北京中軸線之上，俯視內外城池，守衛一方安寧，飽經風雨，歷盡滄桑，見證明清以來，數百年風雲變幻。曾經就有這樣一幕關乎明朝存亡的大事，以崇祯皇帝為首，在正陽門上演。



內城西南角樓

    當時正是明朝末年，朝政腐敗，宦官當權，在殘酷而黑暗的統治下，各地百姓紛紛揭竿而起，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在壓迫深重、天災頻繁的陝北首先爆發並且愈演愈烈，席卷了大半個中國。日益崛起於中國東北部的滿族所建立的後金也已經步步逼近，意欲問鼎中原。到崇祯皇帝即位時，明王朝內憂外患，已經陷於崩潰的邊緣。

    此時的陝北農民起義軍已經成為了當時起義軍的領軍之秀，規模日益壯大。數年後闖王李自成率領起義軍在河南打敗明朝主要兵力的圍剿，乘勝占領西安，攻下整個陝西，並於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立政權，國號大順。

    李自成的起義軍攻破西安後，當年二月即揮師直逼山西，一路勢如破竹，京師情況危急，崇祯皇帝朱由檢急忙召集君臣商議對策。朝廷之上皇帝心亂如麻，群臣人心惶惶，商量來商量去，半天也沒人上奏對付起義軍的辦法。崇祯憂心如焚，正在垂頭絕望的時候，朝臣之中忽然有位官員慨然陳言：“主上如此憂慮，臣下不敢不竭力為您分憂，臣願意領兵出征太原，傾盡身家資財招募死士，倡導鄉鄰，必可募得十萬之師，進剿逆賊。”這番話聽得崇祯精神一振，抬頭一看，原來是去年年底剛剛入閣拜相的大學士李建泰。這人是進士出身，老家山西曲沃，善於理財，家資萬貫，一向慷慨大方，在朝廷裡名聲不錯。崇祯皇帝怎麼也沒有想到在朝廷危急存亡之際，眾武將尚且愛惜自家性命，不敢出頭，竟然有一位文臣如此仗義忠心，捨身衛國，主動請纓出征李白成，內心的激動，真是無以言表。難抑喜悅之情的他走下寶座，來到李建泰面前說道：“愛卿此次出征，朕一定要效仿古時之禮節，親自為你到城外餞行，絕不敢輕視啊！”

    幾天後，李建泰被封為督師，率大軍西征。崇祯皇帝果然沒食言，先是令驸馬都尉殺牛宰羊，告祭太廟，又親自率領文武百官來到內城正門――正陽門城樓，為李建泰餞行。從午門到正陽門，一路官兵護衛，整齊有序，彩旗飄揚，聲勢浩大。城樓之上更是排場隆重，禮儀周備，崇祯手持寶石酒爵端坐於中間御座，朝廷重臣持金杯環左右，聲樂奏起，皇帝親自為李建泰把盞三巡，接著又賜予他象征帝王的龍節說道：“先生此去，就如同朕親行。”又命令侍衛取出大紅簪花為李建泰披掛，鼓樂聲中導出尚方寶劍，谕令若有“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即可用寶劍先斬後奏，不需要請旨。李建泰感激涕零，跪拜謝恩，崇祯連忙雙手扶起，君臣自此拜別，背負著明朝君臣最後一絲希望的西征大軍由此浩浩蕩蕩出城而去。崇祯皇帝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惆怅無限地立於正陽門城樓之上，憑欄目送大軍消失於城郊遠處，許久許久方才擺駕回銮。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領兵西進的李建泰不僅言過其實而且剛愎自用，他不聽取進益之言，錯過好幾次采納良言的機會。大軍行動緩慢，結果還沒有出京畿就有從山西逃回的官兵告知李建泰說他的老家已經被義軍攻下，家裡已經被洗劫一空。李建泰本來就是仗著家財雄厚而資助軍旅以召集兵士，聽到這個消息，不禁心灰意冷，一下就像洩了氣的皮球，再也沒有出征前的壯志豪情，興師動眾的西征軍隊就這樣一直滯留在京師附近，平均日行不到30裡。一個半月後，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進北京城，李建泰本人投降了大順軍，崇祯皇帝回天無力，只有在砍殺了後宮女眷後，自缢在煤山(今景山公園)，隨即立朝近300年的明朝滅亡……

    回想當日正陽門城樓之上，文武百官開道，皇帝親自送行，又是擺酒設宴，又是賜尚方寶劍，如此大張旗鼓的西征結果卻落得個虎頭蛇尾，不，應該說根本就是連蛇尾都沒有，從始至終，只是借著城樓寶地上演了一場令人心酸的悲喜劇。也許崇祯皇帝早就料到了這樣的結果，其實當時的明王朝氣數已盡，窮途末路的他只是抱著一絲僥幸的心理，把最後的希望寄托給了從未帶兵征戰過的一位文臣。最後事實證明當時的李建泰也不過只是憑著一時的文人意氣講了大話，他既無軍事才能，也沒有征戰經驗，而且在李自成的大順軍敗於清軍之後，他又投降了清廷。

    誰也不知道當年李建泰怎麼就一股熱血湧上腦門自請出征，也沒有人知道崇祯自缢之時是怎樣的一種淒苦與絕望。前朝舊事具往矣，只余下古老的城門，印證著世事變遷，留給後人無盡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