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在歷史上曾作為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達一千余年,留下了很多古都城、古遺址，是我們今天從中透視歷史風雲的佐證，是先祖留給我們的珍貴歷史文化遺產。古代，交通運輸不發達，在驢馱馬載、小河泛舟的自然條件下，西安周邊鱗次栉比、星羅棋布的街鎮，作為運輸的中轉和物資補給源，為支撐這座城市的正常運轉立下了汗馬功勞。這些古鎮文化內涵的豐富多彩是無法比擬的。而如今，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歷史上的古鎮正面臨著生態環境弱化、歷史風貌喪失、居住功能退化等諸多問題。怎樣記住它們、保護它們、開發它們，成為我們當代西安人的責任與義務。《西安地理》欄目從本期開始，將開設“西安古鎮”系列，為您逐漸揭示西安古鎮的人文歷史、逸聞趣事及獨特魅力。 記者 趙珍
　　在古代，西安城雖地處西北內陸，但基於良好的農業發展基礎、豐富的物產、稠密的人口和重要的交通區位，城郊市鎮不僅數量增加較快，類型多樣，而且商品化程度也有很大提高。市鎮的興盛和商品經濟的繁榮也使城郊聚落景觀發生了很大變化。明清時期，西安城郊市鎮是西安城鎮體系、城鄉商貿空間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西安城的商貿功能起到了補充之功，有力地促進了西安城作為西北商貿重鎮的城市地位，增強了西安城在大區域商貿競爭中的能力。

　　西安城郊古鎮的數量

　　早在西周以沣、鎬為都時，西安周邊已得到重點開發，長期以來這一地區人口稠密，村落歷史悠久，農業發達，商貿活躍。這為城郊市鎮的形成、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西安城郊鎮的設置可溯至唐代，長安城南曾設莎城鎮。宋代長安城郊設有6鎮，其中長安縣設子午鎮，萬年縣設城東、城南、鳴犢、義谷、灞橋鎮。早期所設各鎮主要承負軍事功能，可稱“軍鎮”，尤其沿秦嶺北麓峪口所設各鎮以軍事防御為主旨，商貿功能較弱。約從明代中、後期開始至清代，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鎮作為一定區域內商貿交流中心的功能逐漸增強，“軍鎮”逐漸演變為“市鎮”，還出現了較多以商貿為主的新興市鎮。
　　由於明代西安城郊市鎮數量缺乏明確記載，但考慮到市鎮傳承的長期性和穩定性，故以宋元時期設置，至清代初年仍興旺不衰者視為明代市鎮。《中國歷史地圖集》“宋（政和元年，1111年）永興軍路圖”標有城郊灞橋、鳴犢、義谷、子午4鎮；“金京兆府路圖”標有灞橋、鳴犢、子午3鎮。雖然“元時期陝西行省圖”（至順元年，1330年）和“明時期（萬歷十年，1582年）陝西分圖”均未標注西安城郊市鎮，但從史志和地名資料可以推知，明代西安城郊當設有灞橋、鳴犢、子午、引駕回 、杜曲 、狄寨 、三橋7市鎮。這也可從清初前往西安的羅馬尼亞旅行家尼古拉·斯帕塔魯·米列斯庫所著《中國漫記》約略得以反映，西安“城郊田野一片碧綠，遍地都是蔬菜瓜果，有36個集鎮隸屬於本市”。由於作者記述粗略，雖無從考訂36個集鎮名稱及其分布地點，但明代西安城郊無疑已有眾多集鎮分布。
　　結合雍正《陝西通志》和乾隆《西安府志》的記述，可知清代前期西安城郊共有21座市鎮，其數量較明代有所增加。
　　雍正十三年（1735）《陝西通志》第16卷《關梁一》在記述市鎮時，仍強調其軍事、交通的重要性，將市鎮列入“關梁志”，與橋梁、渡口等合記。依據“縣冊”等原始調查資料所載的長安縣11鎮 為：郭杜鎮、賈裡鎮、黃良鎮、姜村鎮、子午鎮、杜角鎮、西乾河鎮、東乾河鎮、三橋鎮、斗門鎮、馬坊鎮；鹹寧縣8鎮為 ：灞橋鎮、高橋鎮、引駕回鎮、杜曲鎮、三趙鎮、王曲鎮、鳴犢鎮、新築鎮。同書卷6《鹹寧長安疆域圖》中還標注了狄寨、魏家寨兩鎮。
　　光緒《陝西全省輿地圖》 “鹹寧縣圖”注記有9鎮，分別為韋曲、三兆、杜曲、王曲、引駕回、鳴犢、魏家寨、草店、新築；“長安縣圖”注記有6鎮，分別為黃良、子午、魚化、郭杜、三橋、斗門。
　　民國修纂的《鹹寧長安兩縣續志總圖》標注清代後期城郊市鎮共20座，分別為長安縣：三橋、郭杜、斗門、黃良、子午、魚化、蒲陽、北張；鹹寧縣：灞橋、高橋、三兆、杜曲、新築、王曲、狄寨、引駕回、鳴犢、魏家寨、草灘、韋曲。與清前期相比，長安縣境鎮的變化較大，賈裡、西乾河、東乾河、馬坊、姜村、杜角6鎮或撤銷或合並，新增魚化、蒲陽、北張3鎮；鹹寧縣各鎮穩定，新增草灘、韋曲2鎮。
　　各鎮在民國時期基本延續下來。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繪制《西京勝跡圖》標注長安縣境市鎮共21座：三橋、郭杜、斗門、黃良、子午；灞橋、高橋、三兆、杜曲、新築、王曲、狄寨、引駕回、鳴犢、魏家寨、草灘、韋曲、鮑陂、大兆、韋兆、劉村。清末的魚化、蒲陽、北張3鎮撤銷，新增鮑陂、大兆、韋兆、劉村4市鎮。
　　上述市鎮中，既有位於險關隘口的軍事要沖型市鎮，如引駕回鎮、子午鎮，也有沿交通要道興起的陸路樞紐型市鎮，如灞橋鎮、斗門鎮，亦有沿水陸聯運碼頭興起的水陸碼頭型市鎮，如草灘鎮。
　　概括而言，明清西安城郊市鎮的興衰，受戰亂影響最大。明末農民起義、清後期太平軍、捻軍在城郊的戰斗等，不僅極大影響到城郊村落、寺宇、農業等的發展，對城郊市鎮的毀壞也頗為嚴重。清代碑刻即載，“前明崇祯年間，流匪作亂，鎮集廢焉”。清人吳焘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前往四川，五月十八日途經西安，載郊區景況亦雲，“鎮大半焚毀”。

　　古鎮的空間分布及其原因

　　分布密度
　　依據光緒《陝西全省輿地圖》以“計裡畫方”法所繪制的鹹寧、長安兩縣分圖量算，鹹寧縣域面積約為1150平方公裡，長安縣域面積約為650平方公裡，兩縣合計約為1800平方公裡。綜合《陝西全省輿地圖》中鹹寧、長安兩縣圖注文字和民國《鹹寧長安兩縣續志》可知清代後期西安城郊市鎮總數為20座，其中鹹寧縣12座，長安縣8座，則城郊市鎮的分布密度約為90平方公裡1座市鎮，以兩縣分計，則鹹寧縣約為100平方公裡分布有1座市鎮，長安縣為80平方公裡分布有1座市鎮。
　　從光緒《陝西全省輿地圖》及《鹹寧長安兩縣續志》所繪兩縣地圖可以看出，鹹寧縣南部大片區域屬於秦嶺山區，人口稀少，更無市鎮分布，這使得鹹寧縣市鎮分布密度降低。若減去鹹寧縣所轄深山地區約295平方公裡的面積，則其市鎮分布密度約為每70平方公裡1座市鎮。
　　據學者研究，清代中葉各省集市密度大體在每100平方公裡1~2集，平均每集交易面積在60~90平方公裡，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裡，山區多在100平方公裡以上。 西安城郊市鎮的分布密度大體維持在全國平均水平。
　　分布特征及其原因
　　1.河流、川道、台塬對市鎮分布的影響
　　西安城郊東南高、西北低，城南、東分布眾多台塬，包括龍首原、杜陵原、樂游原、鴻固原、鳳棲原、神禾原、畢原、細柳原；城北較為低平。原間河流、川道縱橫，台塬、川道和河流成為各鎮商貿范圍的自然界限，市鎮在兩條河流之間、河流中上游地區分布較多。
　　依據雍正《陝西通志·鹹寧長安疆域圖》等可分析14座典型市鎮與河流、川道、台塬之間的關系。黃良鎮、子午鎮、姜村鎮位於秦嶺北坡各峪口出處，且各圍合在三條河流之間，由三條河流與秦嶺各自組成三塊閉合區域，相對獨立，又通過各主要峪口與秦嶺山中及其南部地區作為主要交往通道。即潏水以南、沣河以東，與秦嶺之間的區域自成體系。高橋鎮位於灞河、浐河圍合的白鹿原中心。魏家寨鎮位於風涼原上，浐河支流與主河道之間的圍合區域上。引駕回、鳴犢、杜曲三鎮在少陵原上三足鼎立。引鎮位於少陵原東南端，是長安縣東部政治、經濟、交通中心；狄寨鎮位於東郊白鹿原上，浐、灞河環流而下。鳴犢鎮屬半原半川地區，為浐河川道物資集散中心。王曲鎮轄境屬半原半川，東部在神禾原上，西部為滈、潏河川道。魏家寨位於浐河上游川道，地處白鹿原與八裡原之間，屬半原半川地區。 是長安、藍田兩縣邊界地區物資集散地，岱峪河、湯峪河匯集於此，土地肥沃，水利條件優越。黃良鎮處■河中游，地勢平坦，土地肥沃。
　　距離在封建農業社會是商貿活躍程度的決定因素，尤其對大宗土產、糧食類商品交易更是如此。西安城東南郊、南郊市鎮分布較多也與這一地區台原相間的地形條件有很大關系。由於受制於上坡、下坡以及河流縱橫的地形地貌，農民往返市鎮或運輸商貨相對困難，因而在一定距離內的適宜地點必須有商貨交易空間，這使得市鎮之間距離較短。西郊、東北郊較為平坦的河流下游地區，運輸和交通往來相對容易，市鎮之間的距離相對較遠。
　　2.西安城對城郊市鎮分布的影響
　　村落是市鎮存在的基礎，而中心城市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市鎮的空間分布趨勢。在中心城市周邊較近的范圍內（通常這一距離為鄉民們從早至午可以往返的距離），市鎮較少。原因在於這一區域內的鄉民可以直接到中心城市進行商貿活動而不必前往較小規模的市鎮，在中心城市周邊過遠的區域內，市鎮與中心城市之間的聯系不便，商貿活動相對單一，人口也往往較少，這就限制了市鎮的大量分布和設置；在距離中心城市適中的地區，市鎮商貿活動與中心城市聯系緊密，容易成為中心城市商品的集散地，同時這一區域較城市周圍或遠郊地區分布有更多的村莊。
　　以區域中心城市西安為圓心，各鎮為同心圓上的各點，數字表示市鎮距離中心城市的距離，采用如下圈層圖示法更易直觀看到城郊市鎮與西安城的空間關系。
　　距離西安城10至20裡之間市鎮分布最多，超過40裡之後減少。表明中心城市與城郊市鎮之間的距離對市鎮分布有明顯影響，從中心城市10裡之外開始，城鎮與中心城市之間的距離和其分布數量成反比關系。即區域中心城市周邊一定范圍內的市鎮，多數分布在距離中心城市一定裡數的區域內，超過或少於這一裡數范圍的區域內市鎮分布相對較少。
　　清後期西安城郊20鎮平均距中心城市約35裡，各鎮之間距離多為5裡或10裡，農民一日步行便可來回。
　　古鎮的三種形態
　　築牆為堡
　　明清西安城郊市鎮多呈現高牆環繞、宛如城池的形態，這從雍正《陝西通志》卷6《鹹寧長安疆域圖》的寫實摹繪即可看出。該圖標注有鹹寧縣7鎮：新住鎮（後改為新築鎮）、狄寨鎮、高橋鎮、魏家寨鎮、引駕回鎮、鳴犢鎮、杜曲鎮；長安縣7鎮：三橋鎮、斗門鎮、郭杜鎮、馬坊鎮、姜村鎮、子午鎮、黃良鎮。兩縣14座市鎮中有13處為城堡形制，可見城堡形態為明清西安城郊市鎮的基本形制。這些散布的城郊市鎮與西安城共同構築起兼備軍事防御和貿易流通功能的城市體系。
　　據上述《鹹寧長安疆域圖》分析可知，各市鎮城堡開有數量不等的城門。其中鹹寧縣鳴犢鎮、引駕回鎮、新築鎮、高橋鎮、魏家寨鎮均開東、西、南、北4門，狄寨鎮開南、西2門，杜曲鎮開東、西二門；長安縣三橋鎮、姜村鎮、黃良鎮、郭杜鎮均開東、西2門，子午鎮、斗門鎮開東、西、南、北4門，馬坊鎮無城堡，由兩處村落組成。市鎮所開城門的數量既與市鎮規模、交通路線相關，也反映了軍事、商貿地位的不同。至同治年間，隨著軍事防御需要的增強，市鎮城堡形制更為完備，而興築堡牆的村落也較清代前期為多。
　　築牆為堡的聚落、市鎮形態在16世紀末西班牙人門多薩所撰《中華大帝國史》中也有記述，“（中國）城市四周有濠塹，使城市變得十分堅固。不僅城市，連鎮子都有高而堅實的石牆圍繞，高有一噚，其余的牆是用磚，但質地堅實到用鋤都很難打碎”。“在中國的城鎮，哪怕是鄉村小鎮，有相當多的人聚集的地方，一定有城牆。……哪怕是二三十戶人家的小鎮，也有相應的城牆”。這一記述大致也可反映西安城郊村落、市鎮的情況。
　　西安城郊圍合式的市鎮城堡與傳統村落形態有所不同，與江南水鄉市鎮的格局也有很大差異。江南市鎮以水道連接，水門、水柵或水關是市鎮的對外聯系樞紐，也是市鎮邊界的明顯標志。西安郊區市鎮則以高大的堡牆為界，堡牆以內就成為相對獨立的社區。市鎮不僅在宏觀形態上呈現出城池的面貌，在內部格局上也往往與府、縣城有相似之處。如新築鎮四條大街中心築有鐘樓， 與西安城、戶縣縣城等有神似之處；草灘鎮則有縣丞移駐，駐扎軍隊，建有山西會館、戲樓等，市鎮的城鎮化水平漸至提高。
　　社倉、祠廟、官署、學校以及商鋪是市鎮的基本組成部分。雍正七年（1729年）建鹹寧縣社倉19處，城南關1處，四鄉新築鎮、三趙鎮、杜曲鎮各1，其余15村各1。雍正八年（1730年）長安縣建社倉19處，城內1處，四鄉則子午、斗門、三橋、郭杜四鎮各1，其余14座社倉在各村。
　　以街為市
　　明清西安城郊市鎮多依托規模較大的村落或多個相連的村落而形成，商貿活動以鎮區主干街道展開，沿街兩側布設店鋪。規模較大的市鎮由鎮中心向外輻射四條大街，各街形成不同的行業聚集地。規模較小的市鎮僅有一到兩條商業街市。
　　引駕廻鎮地處鹹寧縣東南通往陝南鎮安縣的商道上，明清時頗為繁盛。鎮有中、西、南、北四街，各街行店分布亦有規律。山貨店、鹽店、旅店多在南街；飲食、百貨、雜貨多在中街；手工業作坊多在西街；掃帚店、車馬店則在北街。子午鎮位於秦嶺北麓子午峪口，嘉慶七年（1802年）長安縣丞移駐於此，鎮區南北大街長400多米，寬近10米。道光十一年（1831年），地處樊川中部的杜曲鎮由當地群眾修建了一條長210米的石砌大街。狄寨鎮地處狄寨原中心，東西大街長800米。鳴犢鎮街區呈南北走向，主街長約4裡，為L形。 韋曲街系清末、民國初韋曲鎮最繁華的一條老街，呈丁字形，北段長70米。魏家寨街區呈東西不規則長方形。 各鎮長街作為交易地點，便於布設較多店鋪，商貿活動也可更為集中。
　　多村相連
　　明清西安城郊市鎮除具有“築牆為堡”的外部形態和“以街為市”的內部格局，亦具有“村鎮合一”的典型特征。明清西安城郊市鎮往往由多個毗鄰村落組成，兼具村落和城鎮的雙重景觀。既有鄉村聚落形態，又有商業街市、店鋪等城鎮景觀。由於各鎮區具有一定的城鎮化特征，因而依附的村落又可視為這些小城鎮的郊區。
　　明清新築鎮以鎮十字為中心，南北街長500米，東西街長200米。周圍有北街、仁義巷、文昌街、楊賀堡、西關、北吳、南吳、北裡、東裡、西裡、南園子、倉門、永興堡、西坡等14個自然村相連泛稱新築鎮。街中心原有鐘樓，1966年拆毀。新築鎮四周有八堡（即楊賀、永興、文昌、萬安、萬順、唐劉、倉後、杏園）、四圍牆（即杏園王、藍家、乾元寺、興慶）， 將此鎮團團圍住。
　　清代郭杜鎮由郭家街和杜家寨組成。北張鎮依托北張村，“內分正東、正西、正南、正北、正中、東、北、南小堡八社”。蒲陽鎮則與蒲陽東村、蒲陽中村、蒲陽西村合為一大堡。黃良“鎮在村南，上北良村合黃良為一堡，以街心為界，南為黃良村”。子午鎮“在（子午）村內，石峽溝、竹枝口、淨室溝、王家莊附”。馬坊鎮由東、西馬坊二村組成。高橋鎮則有高橋巷、楊家巷、李家巷、答家巷、徐家巷、秦家巷、張李巷“俱附鎮內”。鳴犢鎮有“孫家砭、焦家台附鎮”。
　　多個村落相連形成的市鎮，人口相應較多，消費需求和生產能力都較小村落大；加之宗教、民俗等文化活動更為頻繁，對商賈的吸引力也相應增加；多個村落形成的城堡，軍事防御功能較強，在戰亂年代往往能保全更多的人口。“村鎮合一”既是先天的選擇，也是發展的動力。西安2月27日電 記者王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