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發展的過程中，借文學藝術廣為傳播，不斷深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建築藝術、門窗镂雕、飲食文化、服飾、儀式，在老百姓筷子上，灶房裡，房梁、房檐上，桌椅刻雕上，衣服上，褲腰帶上，都會出現帶有宗教色彩的裝飾印記。

眾所周知，作為文學的始源，神話的產生是原始人依據自己的宗教信仰創造出來的。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指出，在人類的童年時代，由於認識水平低下，人們不可能用抽象思維對周圍世界作科學說明，只能通過宗教的想象和幻想，作形象化的解釋。他們信仰“萬物有靈”論，把自然界想象成同人一樣有意志、有感情。於是產生了關於自然界的各種各樣的神話。這是原始人“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對周圍世界所做出的藝術概括。

文學藝術的發展直接影響了戲劇藝術。佛教與戲劇佛教傳入中國後，在唐、五代時，為使佛教經典的內容平易通俗，直接以說唱方式演說佛經故事，慢慢發展出各種戲劇形式與唱白兼用的特色。現今流傳的著名戲劇如“三藏取經”、“目連救母”等，在戲劇藝術表現手法、素材來源、思想教益內涵等各方面，都與佛教的流傳關聯而產生。將佛教中的人物戲劇化，不但為戲劇的誕生提供了豐富故事題材，也為社會廣泛傳播了忠孝節義的觀念，達到了推動佛教教化的意義。

中國說唱藝術專家經過長期的考證，認定古代的“變文”為曲藝藝術的起源之一。變文，是唐朝受佛教影響而興起的一種文學體裁，是一種佛教通俗化、佛經再翻譯的運動。由於佛經經文過於晦澀，一般民眾仍難接受。僧侶為了傳講佛經，將佛經中的道理和佛經中的故事用講唱的方式表現，這些故事內容通俗易懂，寫成稿本後即是變文，19世紀末才發現於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僧侶留下的底本稱之為“講經稿”。稿中每每穿插許多故事，遇到人名地名更是極力描繪，故事部分畸形膨脹，後來逐漸演變，趨向於以故事為主題的方向發展，佛經本身則變成了故事的素材。近代學者多用變文的名稱概舉俗講經文及俗賦、詞文、話本等說唱文學。盡管學者對其“變”字之謂，多有釋疑，變文實質上都是通俗的敘事文學，並以說唱相間為其主要藝術特征，應當視為戲曲和通俗小說的重要淵源之一。曲藝中的評書、評話甚至類似西藏的《格薩爾王》史詩類藝術形式也應該源於此，應該是沒有什麼爭議的。一些曲藝專家認為，中國佛教歷史上的這些特殊的“演說家”，他們同時又必須是一批虔誠而勤勉的口若懸河的“傳教士”，他們要堅定地圍繞著“先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齋大意”的基本宗旨，施展出超越兩晉名士的語言功力，進鄉問俗，深入淺出，旁征博引，辯才無礙，與說唱藝人無異。

人類圖騰崇拜原始宗教。美術在原始社會，伴隨文字誕生、發展。魯迅先生說，原始人“畫一只牛，是有緣故的，為的是關於野牛，或者獵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可以看出原始人畫動物，帶有一定的實用目的，他們用巫術“禁咒”野獸達到狩獵成功的願望，也反映人類通過美術產生審美快感體驗。可宗教的體驗是嚴格正統的，在本質上是嚴格禁止和壓抑一切人間感覺的享樂。佛教在早期禁止描繪佛陀，伊斯蘭教則自始至終禁止將一切人的形態來作寫實性描繪。但，歷史上佛教在圖像上首先突破，以大量雕塑和繪畫促進了佛教的傳播。以精美的壁畫和塑像聞名於世的敦煌莫高窟被譽為“東方盧浮宮”，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聖地，美術與佛教的結合在這裡有精美的展現。

隨著佛教的盛行，佛像雕塑成為中國古代雕塑藝術的主流。雕塑藝術發展繁榮的過程，可以充分證明，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佛教是最具有藝術性的。藝術與佛教在認識、掌握世界的方式上有某些共同之處的認知，形成了著名的雲岡、敦煌、龍門、麥積山四大石窟的經典佛教藝術塑像的生成。這些雕塑均開鑿於魏晉南北朝時代。北魏時期的造像，南北朝的佛教雕刻，風格各異，或莊嚴、或渾樸、或靜穆，佛的偉力與藝術魅力，相映成輝。

關於音樂，根據可考歷史文獻，音樂專家們認為，我國的佛教音樂創作來自於三國時期的曹操之子曹植。傳說中他在游覽魚山時，忽然聽到空中有一種巖谷水聲，聲音清揚哀婉，良久細聽後，深有所悟，於是便摹其音節，根據《瑞應本起經》作曲作詞，終成音樂，即是後世傳誦的《魚山梵》。曹植將古典樂曲與佛法宣揚的文字相結合，在傳統民間樂曲的基礎上創作了佛曲。在民間，文人們描寫佛教音樂的傳播：唐代姚合“仍聞開講日，湖上少漁船”描寫普通民眾對俗講趨之若鹜，“遠近持齋來谛聽，酒坊魚市盡無人”，以及韓愈“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的詩句，描繪了當時佛教俗講僧們對社會各階層的巨大影響。

佛教在書法藝術的傳承方面功德無量。中國書法家協會顧問鐘明善說：“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以漢字為載體的中國書法已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佛教傳入後，佛教經典要用漢字翻譯。對於翻譯家，不管是外域的還是本土的，都涉及對佛法的理解，以及對漢字形、音、義的進一步理解。文字首先是作為書寫經文的載體，記錄佛法佛理。由此開始，中國書法和佛經的傳播密切相連，和佛教的傳播也密切相連。”為了傳播佛法，一些僧人幾乎一生都在抄經；長期以來以經文形式留下的書法瀚如煙海。就其書法藝術而論，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有王羲之抄寫的《遺教經》、柳公權抄寫的《金剛般若經》、蘇東坡抄寫的《華嚴經破地獄偈》、黃庭堅抄寫的《文益禅師語錄》、趙孟頫抄寫的《佛說四十二章經》、弘一法師抄寫的《華嚴經》，它們都是我國書法藝術中的珍品。

舞蹈是人類歷史上產生最早的藝術形式，借用舞蹈形式來傳播宗教，這已成為宗教傳播的一個普遍規律。原始宗教舞蹈幾乎都是神靈形象。藏族的舞蹈、薩滿教的舞蹈都是典型代表。《洛陽伽藍記》裡，記載南北朝時佛教在節慶時舉行樂舞的盛況：“景明寺在八日節中，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骧”，景興寺“飛天伎樂，望之雲表”，“舞袖徐轉，絲竹寥亮，諸妙入神”。描寫了隨著佛教傳入中國，佛寺除了繼承南北朝時代民俗歌舞的活動之外，還舉辦廟會、戲場，將各種民間流行的節目匯集於此。我們現在欣賞到的舞蹈家們，以“反彈琵琶”為代表性動作的“霓裳羽衣舞”，傳說就是由擅於歌舞的唐明皇創作的將婆羅門舞曲、西域舞曲及漢族舞蹈熔於一爐的作品，堪稱為中國舞蹈史上的一顆明珠。

宗教在發展的過程中，借文學藝術廣為傳播，不斷深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建築藝術、門窗镂雕、飲食文化、服飾、儀式，在老百姓筷子上，灶房裡，房梁、房檐上，桌椅刻雕上，衣服上，褲腰帶上，都會出現帶有宗教色彩的裝飾印記。

在佛教對於中國文化藝術的影響的印記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宗教依賴於藝術宣揚弘法，藝術依賴於宗教發展的這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