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古建築 >> 古代建築的特點 >> 古代建築史 >> 全國文化廳局長座談會在銀川召開

全國文化廳局長座談會在銀川召開

日期:2016/12/14 20:26:33      編輯:古代建築史
      7月6日至7日,全國文化廳局長座談會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市召開。文化部部長蔡武,副部長歐陽堅、楊志今、王文章,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霁翔,以及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計劃單列市的文化廳局長,文化部機關各司局、各直屬單位的主要負責同志參加會議。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毅出席會議並致辭,自治區領導於革勝、楊春光、蔡國英、屈冬玉等出席會議。      
      蔡武對全國上半年文化工作進行總結,並部署了下半年工作。蔡武在講話中特別肯定了文物保護領域的相關理論和實踐的創新。他說,近年來,文物系統正確把握文化遺產事業發展的形勢,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找准工作定位,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在融入經濟社會、促進自身發展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閃現出許多亮點。為此,蔡武舉了兩個例子進行說明。
        第一個例子是關於大遺址保護理論和實踐創新。蔡武指出,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一些地方政府忽視文化遺產保護,甚至將其視為經濟發展的“絆腳石”;由於缺乏有效的保護規劃,一些文化遺產地成了環境整治的“死角”,使當地群眾生活水平與控制區外群眾的差距越來越大。為破解文化遺產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之間的矛盾,國家文物局制定了《“十一五”期間大遺址保護總體規劃》,得到黨中央、國務院和國家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2005年,國家投入20億元設立大遺址保護專項資金,實施大遺址保護工程。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三線”(長城、絲綢之路、大運河)、“兩片”(西安、洛陽)為核心,100處大遺址為重要節點的大遺址保護格局,使文化遺產保護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逐步彰顯,較好地實現了“文物本體保護好、周邊環境整治好、經濟社會發展好、人民生活改善好”的目標,逐步成為民心工程、民意工程、民生工程,使文化遺產得到應有的尊嚴。
        大遺址保護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注。2010年6月,李長春同志在紀念我國文化遺產日五周年重要文章中提出,要把保護、發展文化遺產與改善環境結合起來,通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既實現對文化遺產的整體性保護,又為人民群眾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對今後一段時期的大遺址保護工作,蔡武在講話中要求各地文化、文物部門要認真領會、全面把握中央領導同志的批示精神,按照國家文物局最近下發的通知要求,扎實做好大遺址保護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務求實效。
        一是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創新中國特色大遺址保護展示體系。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是近年來文物部門積極倡導,並在實踐中大力推行的大遺址保護模式,它以重要考古遺址及其背景環境為主體,集科研、教育、休憩等多種功能於一體的公共文化空間,既有別於國內普通意義上的公園,也有別於國外的國家公園。作為大遺址保護展示平台,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找准了統籌文化遺產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結合點,為大遺址的保護、展示和利用提供了成功范例。目前,國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12家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得到了地方各級政府、文物部門和廣大文物工作者的積極響應。同時也引發了對於新時期文化遺產工作做什麼、怎麼做、為誰做等根本問題的深刻思考,為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理論體系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是創新體制機制,構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文化遺產保護新格局。近年來,國家文物局分別與國家測繪局、旅游局、海洋局、中石油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與湖北、浙江、陝西、四川、甘肅、湖南、山東、山西、重慶、甘肅等省市人民政府簽署文化遺產保護共建協議,通過部門合作、省局共建,整合中央和地方在政策、技術和資金等方面的優勢和力量。在保護方式上,堅持大遺址保護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群眾生活水平提高、居住環境改善相結合,營造文化遺產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和諧共融、互利雙贏的新局面。在運行方式上,堅持政府主導、部門協作、社會參與、市場運作,妥善解決了城市發展與大遺址保護之間的沖突,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遵循文物工作自身規律、國家保護為主並動員全社會參與的文物保護體制進行了有益探索。
        三是著眼可持續發展,科學規劃“十二五”期間大遺址保護目標。“十二五”期間,國家文物局將著力推動大遺址保護由部門行為變成國家戰略、由專業行為上升為全民行動,以大遺址保護展示工程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為抓手,基本形成以“六片”(西安、洛陽、荊州、成都、曲阜、鄭州6個大遺址片區)、“四線”(長城、大運河、絲綢之路、茶馬古道4條文化線路)、“一圈”(環國境線分布的重要大遺址)為重點,150處大遺址為支撐的大遺址保護新格局,建成30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進一步促進大遺址保護融入經濟社會發展,推動大遺址保護成果為全民共享。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博物館工作理論和實踐創新。蔡武說,我國的博物館建設起步較晚,從1905年中國第一個博物館南通博物苑創建開始,僅有100多年的歷史。新中國成立時,僅有21個博物館。今天,我國博物館總數已達3020個,並繼續以每年100個以上的速度增長,每三天就有一個新的博物館誕生,這在世界博物館發展史上是罕見的。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以國家級博物館為龍頭,省級博物館和重點行業博物館為骨干,國有博物館為主體、民辦博物館為補充,類別多樣、舉辦主體多元的博物館體系。
        2008年我國實施博物館、紀念館免費開放。截至2010年,全國免費開放博物館、紀念館總數已達1893個,除古建築、遺址類博物館外,實現了文化文物系統歸口管理的博物館全部免費開放的目標。免費開放政策帶來的效果是不可估量的。僅僅三年時間,全國免費開放博物館、紀念館和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共接待觀眾13.4億人次,不少博物館的觀眾增量達到免費開放前的數倍。免費開放後觀眾結構呈多元化趨勢,特別是低收入群體、老人、外來務工人員等觀眾群體明顯增加。
        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公眾的文化需求呈現出多樣性、多層次性,對博物館的社會性、公共性的要求不斷提高。但是,我國博物館在數量不斷增長的同時,對質量提升方面重視不夠;在館捨不斷完善的同時,對融入社會的重視程度不夠。因此,文物部門及時調整發展思路,提出“十二五”時期博物館建設要從“數量增長”走向“質量提升”、從“館捨天地”走向“大千世界”,並提出了“廣義博物館”的概念。
        一是推動博物館建設從“數量增長”走向“質量提升”。當前,我國博物館無論從數量增長、發展速度還是建設規模,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今天各地3萬、5萬、十幾萬平方米的博物館如雨後春筍湧現,但是很多博物館從館捨建設開始,沒有文物工作者或相關專家參與,僅把它作為一項體現地方形象的地標工程,而沒有將其作為一項文化工程。建成後的博物館,在藏品保護、科學研究、人才培養以及講解服務、陳列展示等方面的質量跟不上去。特別是面對免費開放的要求,今後不僅要推動博物館數量增長,還要提升博物館的質量,包括館捨建設、藏品保護環境、科研成果、社會服務理念、文化傳播功能、市場營銷效果和管理水平的提升等。
        二是推動博物館建設從“館捨天地”走向“大千世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博物館的內涵不斷豐富,外延不斷延伸。博物館已成為城市文化建設、社會教育、民生改善、社會發展的積極力量,博物館不僅是“倉庫的看門人”,而是“文化加油站”;不僅是“舊遺產的投影機”,而是“新文化的發生器”。從博物館種類看,博物館已從傳統的綜合、社會歷史等類型,轉向藝術、科技、民族、民俗、生態、社區、數字等專題博物館類型。從博物館功能看,今天的博物館不能把自己封閉在館捨之內,消極等待觀眾上門,而是應該主動走出館捨,走進大千世界。一方面,要把博物館文化送到千家萬戶,比如推動展覽進社區、進廠礦、進農村、進軍營,加大博物館文化產品的開發。另一方面,要把一個社區、一個鄉村,甚至一個城市博物館化,使人們更多地呼吸到博物館的文化氣息。
        蔡武強調,當前,博物館的類型、數量、規模、展示空間、功能等不斷拓展,博物館工作的方法不斷創新,這都需要將博物館置於廣義范疇來認識,因此,文物部門提出了“廣義博物館”的概念,從更大范圍、更高層次來認識博物館學,豐富發展中國特色的博物館學理論體系。
        全國文化廳局長座談會為期兩天,與會代表圍繞當前文化建設的熱點話題,進行分組討論和研究。
  1. 上一頁:
  2.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