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鼓樓正誼書院

    近日，一些“老福州”致電本報稱，福州歷史上不單是書院多，還是沿海文化昌盛之地，具有“海濱鄒魯”的美稱，這和之前人們眼中福州是“蠻荒之地”、“蠻獠”之鄉，沒有多少文化的印象是完全不一致的。

    福州為什麼有著“海濱鄒魯”的美稱，上周，在鼓樓區舉辦的閩都鄉學講習所內，文史專家盧美松就替我們揭開了這個謎底，同時，對福州古文化頗有研究的古建築設計師王勇堅也對這一說法進行了解讀。

    朱熹曾為福州城西門大書“海濱鄒魯”四字

    確實，福州在以前有“蠻荒之地”、“蠻獠”之鄉的說法，不過，這是中唐以前的說法。盧美松解釋說，福建包括福州在中唐以前是屬“蠻荒之地”、“蠻獠”之鄉，這個在《三山志》上有記載。

    在《三山志》中，記者找到了這樣的文字“戶籍衰少，耕鋤所至……閱五朝、隋唐，戶口既蕃，衣冠始集”，說的就是當時山地尚未開發，人煙稀少的景象。

    據盧美松介紹，有確切記載福建為“鄒魯”之地的，是《大唐故福州刺史管府君之碑》，該碑1980年7月出土於河南洛陽市老城東花壇之南。據碑文記載，管府君名元惠，平昌人。這段碑文就是管元惠在福州的惠政經歷，在中唐以前，閩中之俗的確還少文儒之風，管元惠、李椅、常袞諸人相繼“興學勸士，文儒匯徵”，教化普施，“仍迂天私，聿敷朝化，誘彼閩越，終成鄒魯”。這就是閩越社會化為“鄒魯”的最早記錄。這是關於福建在北方入閩官員治理下，興教化育，移風易俗，終於大見成效的重要記述。這是福建號稱“海濱鄒魯”的第一次明確的記述，有著特別的意義。

    福建被稱為“海濱鄒魯”，作為閩中首府的福州則更早，可以說是最早被稱為“鄒魯”的地方。“在《八閩通志·人物·福州府·文苑》裡有這樣的記載：閩中自是號為文儒之鄉。這也是說福州與‘海濱鄒魯’具有同等意義的美譽。”王勇堅說。

    盧美松則介紹，以前，朱熹還曾為福州城西門（當時的迎仙門）大書“海濱鄒魯”四個大字，掛在城樓上。這在何振岱的《西湖志》中曾經引用了一些舊志來介紹。

    “而且以前，福州還有‘海濱四先生’的故事。”王勇堅說，“海濱四先生”指的是福州人陳襄、鄭穆、周希孟、陳烈。

    在宋時，許多學子癡迷雕飾之文，視儒家“知天盡性”為迂闊，陳襄、周希孟、陳烈、鄭穆則注重儒家經典研究，堅持倡導儒家道統，廣施教化。《宋史》就有記載：“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謂之‘四先生’。”這就是“海濱四先生”說法的由來。

    據《宋元學案》記載，當時，“四先生”孜孜講道，遠近來受學者絡繹不絕。其中，陳襄弟子達一千多人，鄭穆門人亦達千數，周希孟弟子七百余人，從陳烈學習者亦數百人。他們“以興學養士為先務，以明經笃行為首選”，精研五經，明禮重義，強調“好學以盡心，誠心以盡物，推物以盡理，明理以盡性，和性以盡神”，提出了“性”、“理”、“誠”等概念。陳襄著有《古靈集》25卷，另有《易義》、《中庸義》、《郊廟奉祀禮文》、《州縣提綱》等；周希孟著有《詩義》10卷、《易義》10卷、《春秋義》30卷，《雜文》2卷；陳烈著有《孝報經》3卷。後人稱之為“古靈四先生學派”。蔡襄任福州太守時，專門聘請他們執經講學，課徒授業，因此，這四人也被稱為閩學先驅。

    “福州文儒坊，舊名山陰巷，初名儒林坊，因鄭穆居於此，改為文儒坊。”王勇堅說。

    從“蠻荒之地”成為“海濱鄒魯”？專家：北方人士入閩有著巨大影響

    據記載，鄒魯是對文化昌盛之地的代指，為什麼作為中唐以前“蠻荒之地”的福建或者福州之後會成為“海濱鄒魯”？甚至後來的聲望堪比一些文化發達的北方城市呢？文史專家們也做了詳細的解釋。

    “應該說北方人士的入閩對福建的教化和文風習尚有著巨大影響。”盧美松說。據黃仲昭《八閩通志·秩官》和陳衍《福建通志·名宦》記載，“昌國初為蠻地，俗不知學。彌之教之稼穑，興學校。家有詩書，市無斗囂。”這說的是，早在南朝劉宋元帝元嘉年間（424-453年），江左人阮彌之任昌國郡（即晉安郡，治今福州）太守時，福州設立學校教化民眾，並有所成就，這也是福州地區作為閩中首邑開始布施教化的最早信息。盧美松說，福州人為感念阮彌之的功德，特建祠廟以祀之。

    盧美松介紹，後來五代著名詩人學者黃滔曾任閩王王審知御史，他力勸王審知“寧作開門節度使，不做閉門天子也”，所以王審知的治理期間，一直“安民和眾”。福建也因此進入中華文化范圍，以至於後來居上。

    有史書記載，唐末五代，王潮、王審知兄弟治閩，對福建文化教育的發展也起過重大的推動作用。這在《三山志》卷8《公廨·廟學》、《新五代史·王審知傳》卷68中都有記載。這些都證明，唐五代福建文教的發展是迅速而普遍的，其風俗一變而為齊魯洙泗，儒學之興盛獨擅東南。

    盧美松介紹說，福建成為被公認的“海濱鄒魯”其實是到了宋代，因為唐代福建雖有“鄒魯”之風俗，但尚不為世人所重，到了宋代才因“賢才之出，彬彬焉轶於唐”。到了宋代，北方傳統文化受到游牧民族的反復掃蕩。南方各地卻因禍得福，由南宋朝廷的偏安而獲得發展的機遇。所以宋代福建經濟、文化的發展進入繁榮、鼎盛時期。北宋慶歷、熙寧、崇寧年間，范仲淹、王安石、蔡京前後三次倡導興辦州學、縣學，因此官學遍於郡縣。南宋時期，福州、泉州更設宗學，以教育趙宋宗室子弟。南宋時，福建1府、5州、2軍、58縣全面建學，許多州縣學還附設小學。福州共計辦州縣學14所，治城內集州學及閩縣、侯官、懷安三縣學於一城，規模龐大，養士最多。此外，宋代福建各地家塾、義齋、鄉學、書社等各種私立學校廣布於各地。福州地區尤為興盛：“凡鄉裡，各有書社……多至數百人，少亦數十人。”北宋崇寧年間，福州州學生員達到1200多人；大觀年間，建州州學生員也在千人左右。這一點，《宋書·地理志》裡也有記載，閩人“多向學，喜講誦，好為文辭，登科第者尤多”。傳統儒學由眾多學者繼承發展，形成理學，至南宋由朱熹集其大成而為“閩學”。

    據盧美松介紹，南宋時期，地方辦學變為以書院為主，且多為民辦，據統計，福建書院多達60所（一說80所）。福州因是八閩首府、文化精英荟萃之地，所以儒學最為發達，書院多達21所。朱熹稱：“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

    由於教育盛況空前，特別是書院、官學發展，加上各種選舉掄才的科目繁多，讀書以求仕進者甚眾。因此，“福建出秀才”被列為當時“天下第一”的社會奇觀。宋代福州人由進士及第而入仕途者比比皆是。這一點，在清乾隆時徐景熹主修《福州府志》中有明確的描述，該書卷24《風俗》篇中說，福郡自宋以後，“風氣進而益上，彬彬郁郁，衣冠文物之選，遂為東南一大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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