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裡曼、荷馬史詩和特洛伊城的故事，是考古史上偉大傳奇中最為動人心弦者。當兩片帶字的小小甲骨在陝西省岐山縣周公廟南、祝家巷北的一處溝渠中被意外發現時，徐天進和王占奎這兩位一直致力於周原遺址田野調查的考古學者都開始相信，有一天，他們會像德國人亨利·謝裡曼站在特洛伊遺址前那樣說，“沒想到我會親眼目睹《詩經》裡的這座不朽城市”

    一個王朝的背影

    6月10日，陝西岐山縣的農民剛剛收割完入夏後的一茬小麥，黃土地因暫時失去覆蓋物變得一目了然，連同上面數以萬計的“探孔”和“盜洞”——地下的秘密顯然要比地上這座破舊不堪的小城更富吸引力。

    當地一名文化局官員氣喘吁吁地沿著岐山南麓一條叫林坡的土梁迎面爬上來，將握著的一小塊粘滿泥土的陶片交給周原考古隊隊長王占奎，興奮地說他在山腳下發現了它。王占奎瞅了一眼。那是一個遠古器皿的瓶頸碎片，從紋路看，明顯屬於6000年前仰韶文化的遺存。但這不是他和他的隊員們這次要尋找的東西。今年2月以來，刻有文字的700多片卜甲與卜骨，大量筒瓦、板瓦、空心磚，以及多處大型夯土城牆，這些在周王廟附近方圓20多平方公裡地方陸續被發現的西周王陵遺址殘跡讓王占奎們隱約地相信，他們很有可能不經意觸及到了真正西周王朝的“碎片”。“這裡聚集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先秦西周四個時期的遺存，古跡無數。”王占奎說，刨開多少厘米的耕土層，你也許就行走在了某個遠古時代的泥土上，“不過，要去確認一個朝代是件太困難的事情”。

    考古的傳奇和激動人心在於“它永遠看似偶然”，王占奎說。6月5日，在田野工作的人群中，一名考古隊技工驚呼了一聲“墓！”他把探鏟插入地面後，在探鏟帶出地面的泥土中看到了和原生土有所不同的“墓泥”。周公廟8萬平方米的鑽探面積，平均每平方米要打下9個梅花探洞，尋找到一個墓葬近乎“在一大盆水裡撈針”。50多歲技工史浩善回憶說，考古隊主要成員北大學者雷興山當時在仔細辨別確認後，興奮地把喝了半瓶的礦泉水扔上了天。一個大型墓葬群的輪廓終於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在已鑽探出的19座墓葬中，4條墓道的有9座，3條墓道的有4座，兩條墓道的有4座，一條墓道的有2座，另有陪葬的13個車馬坑。“其中編號為M1的一座，北墓道長30.29、寬4米，南墓道殘長29.3、寬4米，西墓道長19.45、寬2.4米，東墓道長22.91、寬2.6米，墓室長10.2米、寬7.8米。其規模遠遠大於以往所知的西周墓葬，從商代和秦代的墓制規格推斷，4條墓道古墓的級別要比諸侯還高，那就是天子級的，因此可能是周王陵，也有可能是周武王之弟，相當於攝政王的周公旦家族墓葬。”原國家文物局局長、文物專家組組長黃景略說，“對一個考古者來說，這樣的發現是夢寐以求的。”

    王占奎說，“我們為什麼對西周王陵這麼感興趣？因為關於周朝能拿得出來的考古證據還是太少了。既不像遠古考古可以全憑推測，又不像秦漢之後的朝代考古有大量文字資料作為輔助，夏商周考古介於兩者之間，需要更多的考古實物和邏輯推理。司馬遷留下一個輝煌，一個遺憾。輝煌的是《史記》，遺憾的是他把中國歷史最早的絕對年代，僅僅上推到公元前841年。這就是說，以本年為界，中華民族有確切編年的歷史，只有2841年。世界歷史上，只有中華文明5000年綿延不斷，可夏商周卻長期處於‘三代無信史’的局面，和別人講起來底氣不足，這是很煞風景的事情，也讓商周的許多傳說和故事看起來迷霧重重。”王算了一下，考古人員對面積不足20平方公裡、包括20多個自然村落的周原遺址的研究從60年代就開始，進行了40多年，差不多這裡的每一寸土都被翻了數遍，前後耗資已經近億，“因為只有找到真實可靠的線索，才能談得上尋找到西周王陵。現在是揭開這個謎底的時候了”。

    歷史，質疑並發現

    周公廟遺址東去20公裡，屬於陝西岐山縣和扶風縣的交合處，就是周原遺址。王占奎說，《詩經》裡有關於“周王遷岐”的記載，“岐”是周人的發祥地和滅商以前的都城遺址，而“岐”現在的所在地究竟在哪裡？“我們像謝裡曼捧著《荷馬史詩》尋找特洛伊一樣捧著《詩經》四處尋找周都”。

    周原遺址上的任家村，在1890年，一個叫任致遠的農民在村南的土壕裡挖出了一個青銅器窖藏，出土青銅器達120多件。50年以後的公元1940年，還是在任家村，非常巧合的是發現克氏家族青銅器的任致遠的孫子又發現了一個青銅器窖藏。“周原青銅器的出土，常常會有出人意料的巧合，這更吸引了考古者的注意力。”周原博物館館長羅西章回憶，1961年，齊家村的農民種田時挖出了三件形制完全相同的青銅器，它的名稱叫周我父簋。在中國的周朝，像這種青銅簋都應該有蓋子，但這三件簋卻都沒有蓋子。23年後的1983年春天，一個青銅器窖藏出土了有四件帶蓋的完整的方座簋，但卻多出來三件簋的蓋子，“我參加過1961年那次挖掘，我一看，就立刻想起當年挖出的簋，就是這個樣子，再一看銘文，也相同，都是周我父做什麼什麼。我太激動了，就把這三件簋蓋背上，乘火車跑到西安陝西省博物館去，叫人從倉庫裡面把周我父簋拿出來，我把蓋子一蓋，不大不小正好合適，三千年前的東西分離，到現在破鏡重圓了。”

    1976年周原考古隊在周原遺址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建築基址的考古發掘，經過兩年時間，召陳村和鳳雛村旁邊兩處大型建築基址被發掘，這組建築基址隨後經過碳14測定，大約是在3100年前建造的，屬於周人的宗廟建築。青銅器和建築群，多數人開始對周原就是周都的結論深信不疑。

    北大的考古專家徐天進是這一歷史定論的第一位質疑者，徐是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成員，他說，“周人是姬姓，而在周原出土的數百件銅器銘文中，非姬姓貴族的銅器占到92.18%，而姬姓貴族只占7.82%。而且，十多平方公裡的土地幾乎被異性貴族瓜分完了，姬姓周人居住地非常有限，更何況是周王的宮室。”徐天進分析，惟一的解釋是周王室不在周原，從周原發掘的古建、窖藏和青銅器物來看，周原遺址可能是當時以諸多不同氏族的貴族為中心的聚居區，以姬姓貴族為主的西周王室的活動區域則另在附近的其他地點。

    徐天進的質疑直接使人們長期在周原上的注意力轉移到了20公裡以外的周公廟。他告訴記者，去年年底，他帶北大考古專業的學生到周公廟做田野調查時並沒有太大指望，直到意外地看到了一個斷崖中嵌著的一片拇指大小的龜甲，“12月12日到14日這4天的發掘激動人心。前兩天就進展不錯，發現大量的周代的建築材料，如磚、瓦等。14日下午，我就看到了龜甲。我的第一個疑問是，是否有文字？捋開泥土，發現龜甲的邊緣有人工刻畫的痕跡。這塊龜甲是從別的地方運過來的，還是就是這個地方的？我對發掘台地旁邊的一個土溝產生疑問，這片龜甲會不會是從溝地掉下來的？據當地人講，這條溝是70年代挖掘的。經過仔細探察，在距離溝地地表50厘米的土層中，我們發現一個縫隙，縫隙的下面有鹿的下颌骨。這個地方是一層一層的廢墟一個壓一個，每一層代表著一個城市——一個在前一個廢墟基礎上建造的城市。我讓大伙在縫裡探尋，發現裡面還有甲骨。當時大家都十分激動，但是為了保護地層，沒有馬上挖掘，而是先把地層劃分清楚，最後確定甲骨所在的地層是第四層。”徐天進小心地清理了土層，兩塊甲骨陸續出現，其中一塊與溝底的碎片正好拼合。“兩片甲骨發現地的層位堆積很厚，表明此處的堆積或有可能屬於一個大灰坑(古人處理垃圾的堆積坑)”。

    正是這兩片周代甲骨牽出了關於“周公廟遺址”蒂連枝蔓的系列發現。雖然周原上曾發現1萬多片甲骨，但其中只有200多片有文字，而且骨片都是指甲蓋大小的腹骨；發現了瓦片，但沒有磚塊。“這裡則發現了先周時期較高級的建築材料，特別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我們的調查發現，這裡曾經出過空心磚、瓦等大型建築材料。有可能在先周時，這裡就有大型建築，這些建築與貴族的居住場所、與王室的宗廟宮殿有聯系。今年6月份發現了大型的高等級的墓葬，一般情況下大型墓葬距遺址都不會很遠，周公廟遺址裡，這種高等級墓葬實際上與遺址在一起，只不過是在遺址的北邊而已。”與周原相比，“周公廟遺址”面積寬廣，在徐天進看來，這更符合他對西周龐大都城的遙遠想象。

    從去年底，到今年3月第二個發掘出大量甲骨的灰坑“浩善坑”發現，到6月份墓群被探明。周公廟的秘密在考古界被保存了大半年的時間，王占奎說，“盜墓者隨時會聞風而至”。

    “骨頭”說話：商周斷代的考古學基礎

    徐天進和王占奎都在等待著來自財政的撥款。真正的發掘仍然漫長而細瑣。王占奎說，他們要從土層中輕輕地清理出每一片龜骨，以使上面的任何細節不致損失，3平方米的遺跡清理往往就需要兩個月的時間。整個發掘前期的經費預算保守估計就在2000萬元以上。

    “那些文物上的文字比文物本身更有價值。”黃景略說。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國近代有四大發現：敦煌寫經、漢晉簡牍、內閣大庫檔案，還有就是甲骨文。清末王懿榮發現了甲骨文，並不惜重金收藏，昔日每斤數錢的“龍骨”身價倍增，成為每字價值二兩五錢的“古董”。但價錢再高也要購買，“甲骨上的文字所顯現的，是幾千年來一直隱藏在迷霧中的商周歷史。”黃說，夏商周斷代要讓骨頭說話，這很不容易。“甲骨文太難懂了，需要進行艱難的破解。”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學勤指出周公廟甲骨的鑽鑿形式表明它們屬周人甲骨應無疑義，“從整治的痕跡來看，這兩片龜甲均是從背甲中線對剖開的，這種切割方法也見於殷墟甲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鎮豪研究員認為出土甲骨上如此長篇、娴熟的刻辭在周代甲骨中是極其罕見的，而兩片龜甲的鑽鑿形式和刻辭文例均具有典型的周代風格，依據某些字的寫法和刻辭文例，宋鎮豪認為這兩片甲骨的年代應在商末周初，一枚甲骨上刻有“哉死霸”三字，宋認為“既死霸”就是“朔”，而“哉死霸”為“晦”，“旁死霸”為朔日的第二天，這足以說明舊有的月相四分說已經沒有成立的可能性。

    一位甲骨學專家為我們描述了甲骨文誕生的過程。武丁是商朝後期的一位帝王。他在位第11年的一天，忽然牙疼，颚骨從夜晚一直疼到清晨。他懷疑這是死去的父王作祟，因此決定占卜真相。在夯築的祭壇上，平放著5塊龜腹甲。腹甲的正面，打磨得光潔圓潤，像玉石一樣，反面卻坑坑窪窪，是鑽鑿出來的孔。一個占卜者手持一條燒紅的火棍，刺入龜甲上的一個孔，口中叫道：“牙疼不是父王所致！”助手在旁邊揮扇不止，使火棍保持高溫，以持續灼烤龜甲。忽然“啪”的一聲，最沉默的動物——烏龜發言了：一個“卜”形兆紋顯現在龜腹甲上。就這樣，卜者將火棍不斷刺入孔洞，使它呈兆，直到將5塊龜腹甲上所有的孔洞灼完。最後，卜者指著其中的幾條卜兆說：“吉！”一直焦急等待占卜結果的武丁王這才感到了解脫：很好，父王與他的牙疼無關！他高興地讓人把這一結果刻在龜骨上。

    李學勤說，從國內各處已經發掘出的上萬片甲骨至少可以推斷出，商周帝王很迷信，自覺有“通天”本領。而商王與神仙“通天”的法器就是龜腹甲。當然還有牛的肩胛骨。占卜前要對“法器”進行整治，使之正面平滑，反面充滿鑽孔。占卜時用火棍灼燒孔洞，利用熱脹原理使正面爆出裂紋，就是“灼兆”。灼出的“兆”，其裂紋各式各樣，這就是神意的顯示，是吉是凶，某事能不能做，全在這上面決定。“兆”的結果，有的要記錄(刀刻)在甲骨上，稱“卜辭”。

    中國商周考古的權威人物李伯謙說，這些留存在甲骨和其他器物上的文字建立了夏商周考古分期標尺，為制定夏商周歷史年表提供了科學依據，但它並不等同於年表本身，它還需要同歷史學、天文學等學科所屬課題的研究成果相整合，才能最終制定出夏商周年表。“到目前為止，主要依據歷史文獻學、古文字學、天文學等學科所屬課題研究成果推出的‘禹時’(指夏代)五星聚最佳可能發生之年，仲康日食最佳可能發生之年，商代武丁在位之年，商末帝乙、帝辛之年，武王伐纣之年，西周金文歷譜王年等都不與考古學和碳14測定推出的夏商周年代框架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