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園林中的植物栽植歷史非常悠久。早在殷代末期，由狩獵、游牧畜牧等為戲樂，開創了下一時代園囿之濫觞。苑，是指古代帝王養殖禽獸、種植林木的地方。隨著農耕稼穑的發展，殷人常在居室周圍築牆圍護種植梅、桃、木瓜、漆、桑、栗等植物，開始出現園圃。由於歷史久遠以及養護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即使是在我國地上文物的大省——山西，其園林古建築庭院空間中，早期的樹木遺留下來的也很少，現有的植物配置又難以反映當時的原貌，這對於研究工作來說是困難的。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園林古建築庭院中，大都少不了植物的點染。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國語》中寫道：“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郊野之意)食，以守路’。”《釋名·釋道第六》中也寫道：“古者列樹以表道”。在中國古代宗法倫理關系異常嚴格的社會，這個“道”字除了表示道路外，是否還有另外一重含義?即代表的是道義、秩序以及宗法倫理關系，“列樹”是反映中國傳統等級思想觀念的一種手段。唐代武少儀在《移丹河記》中曾記有：“(高平縣)在唐貞元十年，屯留令平原明濟，假領高平建水神祠，列樹建亭。”由此可知，在表現這種關系的場合，不僅有樹，且往往成列，即有序栽植，它代表著的是一種“等級”和“秩序”。《周禮·春官·冢人》中也寫道：“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可見，樹木的數量同樣反映出一定的等級關系。

　　另外，早在原始社會，自然宗教盛行的時期是一個多神的時代，一切自然現象都被人們奉為神明。森林樹木是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條件，因此也被作為崇拜的對象。圖騰崇拜是一種對自然和祖先崇拜相結合的原始宗教。傳說中，我國各種圖騰崇拜中影響較大者為龍，而對植物圖騰的崇拜則稍晚於對其他自然現象的圖騰崇拜，這與原始社會生產的發展有關。先民們既然有一個從狩獵經濟向采集經濟、農業經濟的過渡，那麼圖騰也有一個從動物崇拜向植物崇拜的過渡，這是一個文化演進的過程，是以經濟發展為前提的。圖騰崇拜不僅有標記，還有一套崇拜儀式和禁忌。祭祖先有廟，而祭自然物、天地日月山川等則有壇。先民非常重視壇廟的設置，壇為裝石之土壇，植樹於其上，祭祀在壇上進行。

　　中國古代有許多小國，以樹木為國名或地名者頗多，如春秋時“杞國”、“棠”、“北杏”、“桃”、“栎”、“柽”等，均為當時之國名或地名，且這些樹木多為該地的社木樹種。這些社木代表土地之神，神聖不可侵犯。《論語》中曾記載：“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後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明刊《三才圖會·民社圖》中寫道：“民社古有裡社，樹以土地所宜之木。如夏後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莊子見栎社樹，漢高祖講理枌(樹名，白榆)榆社，唐有楓林社，皆以樹為主也。自朝至於郡縣，壇牆制度皆有定例。惟民有神社以立神樹，春秋祈報，莫不群祭於此。”可見，社壇必植以樹，不同時期，壇上的樹木種類不同，並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

　　其二、“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的自然觀。作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中國傳統園林藝術遵循“人與天調，天人共榮”總則，植物作為自然界中的一份子，在傳統園林中最不可或缺。明代造園家計成，在其所著的《園冶》一書中指出：“凡園圃立基，定廳堂為主，先乎取景，妙在朝南，倘有喬木數株，僅就中廳一二”。

　　其三、樹木本身是風景樹、風水樹，還是組織景觀的手段之一。孟縣藏山文子廟前石碑上寫道：“藏山口有松樹坡一所，其森聳秀似畫屏，其森植似抽簪，實為藏山外之對觀;荟蔚青蒼，靈異不可名狀也。”

　　有些廟宇以樹為廟名，足以得見樹木在園林占建築中的地位。山西高平縣原村鄉張莊村松珊廟有“龍松”、“鳳松”兩株油松。據碑載，廟建於明代萬歷年間，當時叫皇王廟，後因有這兩株油松，廟名才改為“松珊廟”。

　　1 園林古建築中植物配置形式

　　從計成《園冶》的“僅就中廳一二”一句中可知：園林中的植物並非都是對稱布局的，而是或多或少，非常靈活自由。那麼它們之間有沒有規律可循呢?中國古代建築空間創作意識的目的，主要是根據功能需要，來提供某種明確、實用的觀念情調，適時、適地地去創造各種各樣不同的情感氛圍，即是說，中國古代建築首先考慮的是社會功能、社會需要，倫理禮制是第一位的，物質功能則是第二位的。這些不僅體現在園林古建築組群的布局之中，而且植物在園林古建築中的配置方式，同樣會表達這一思想。不難想象，中國古典園林中植物配置的方式，是與園林古建築布局的意旨相一致的。

　　1.1規則式布局

　　園林古建築中如寺廟以及祠壇等，不論在宅門、山門或是在大殿前端，栽植的樹木大都是分左右2株或4株等，株距相等，排列整齊，錯落有致。植物的這種整齊、嚴謹的布局方式，代表的是一種秩序，亦即主次關系，正所謂列樹以表“道”。因而在這種功能前提下，用對稱式的植物配置形式是必然的，這種植物的對稱布局同建築一起，起著烘托環境情感氛圍的作用。解州關帝廟莊嚴肅穆的端門，正前方矗立著“擋眾”，即是要求文武官員及各色人物等必須在此下轎下馬的標志，門前兩株喬木猶如哼哈二將般立於左右，莊重威嚴，與建築環境所想要表達的內容極其貼切。其他如會館、私家宅院等等，凡包含有類似思想內涵的庭院空間，植物均如此布置。山西萬榮縣汾陰後土廟建於北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毀於16世紀末的水災。

　　祠內有一塊刻於金天會十五年(公元1137年)的廟貌碑還完整地保存到現在。此碑忠實地刻繪著當時建築的總平面和主要立面。由碑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廟中植物配置都是對稱布局的，而且多是三、五成群地栽植，反映了其較高的設計水平。明代繪制的山西太原崇善寺總圖中，院內的樹木也都是對稱栽植。

　　晉祠聖母殿殿前左右兩株側柏，相傳為西周時期所植，距今已有3000多年。左側的一株於清道光年初被伐，剩下右側一株山北向南是30度角斜臥，最粗處胸圍5.5m;運城關公祠堂書院衙署、祠廟二道門的路旁兩邊，長著4株側柏，左右對稱，據傳為隋代所植;五台鎮海寺西院內一左一右兩株青桿，壽陽上湖峪大王廟門前兩株油松一南一北，均極其威嚴;平遙襄垣村四神寺門前四角栽植4棵槐樹，株距基本相等;晉祠王瓊祠前兩株銀杏，在踏步兩側對稱栽植，樹齡已有450余年。

　　有些古建築兩邊的樹木，雖是對稱栽植，種類卻不同，疑為後人補栽時更換所致。如無台山黛螺頂正殿前左右二樹。

　　1.2自然式布局

　　植物的自然式布局，多數情況下是應用於傳統的自然山水園之中。自古以來，無論是皇帝的宮苑、官吏所置的衙署園林，還是文人士大夫、富商巨賈們的宅園以及書院衙署、祠廟會館所附屬的園林，都是為了“放懷適情，游心玩思”而建造的。他們或利用天然景區加以改造成為游息休養的生活境域，或在城市裡創作一個山林高深、雲水泉石的生活境域。中國人對山水的愛好十分深厚，對自然山水的追求由來已久。他們不僅要在居住生活中體現自然，而且還要在作為生活境域的園林裡去體現自然。因此，寄情山水、親近自然，成了他們生活中所追求的首選。在這種情況下，園林中的植物一般是模仿自然界的布局方式。

　　天下名山僧占多，佛家對自然山水的親近、對野逸之趣的愛好，不亞於世俗文士。佛寺為了追求自然山水環境向郊野發展，以放任林泉之間、享受山林之樂為修;城市中的寺院所附屬的花園，則多以自然式的花木栽培創造出清幽雅致的自然式園林環境。園林寺廟周圍環境，由於常常選擇在向陽背風、瀕水有林的崗阜地帶，而且常常是由寺廟僧人們所占據或管理。僧人愛樹歷史悠久，因而周圍植物長勢一般都較好。山西蒲縣柏山寺門前，有清代一知縣制聯，聯曰：“伐吾山林吾不語，傷汝姓名汝難逃”——足見僧人愛樹成性。

　　2 山西園林古建築中樹木的種類

　　地處我國古文明發祥地黃河中下游的山西省，歷史悠久，歷朝佛事興隆，香火旺盛，寺院、道觀遍布全省，名勝古跡中古樹古木甚多。自古以來，山西地方的村民就把古樹當作風水樹，頂禮膜拜，因而散落在村旁、道邊、寺宇內的古稀大樹有不少被保存下來。

　　據統計，在眾多的古稀樹木中，槐樹(Sophora japonica)的數量最多，其次是油松(Pinus tabulaeformis)、側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旱柳(Salix matsudana)、小葉楊(Populus simonii)、榆樹(Ulmus pumila)、文冠果(Xanthoceras sorbifolia)、白皮松(Pinus Bungeana)、毛白楊(Populus tomentosa)、圓柏(Sabina chinensis)、銀杏(Ginkgo biloba)、楸樹(Catalpabungei)、皂莢(Gleditsia sinensis)等等。其中既古又多的則是側柏和槐樹。如周柏、周槐、秦柏、漢槐、隋柏、隋槐、唐柏、唐槐。其次是楸樹、棗樹(Zizyphus juju-ba)、銀杏、油松、青桿(Picea wilsonii)、榆樹等，如唐楸、唐棗等。

　　據1955年第7期《文物參考資料》記載，山西五台山早在1953年就成立了古跡保養所。保養所除了進行古跡調查修繕、宣傳保護文物政策等外，還把綠化環境作為主要任務之一。保養所在成立之後兩年裡，就在佛光寺共計植活楊柳、松柏、梧桐、槐棗等樹5300余株，南禅寺也種活柏、棗樹35株，在佛光寺院內修築了10個花池。毫無疑問，成立保養所對於園林古建築的保護具有積極的意義。在古寺名剎植樹不僅可以綠化美化環境，還能改善與保護生態環境。但是，如果只為植樹，不去探求種植的原則;只求數量，沒有考慮樹木的種類等，這種種植從園林古建築保護的角度來說，就還不夠全面。

　　對於園林古建築的植物種植，雖然不能像純粹古建築修繕技術一樣“整舊如舊”，但也應該盡可能地做到保存歷史的真實性。包括植物的種類、數量及種植方式。這樣做，不僅對於園林古建築的復原與保護工作大有裨益，而且對於傳統園林古建築的總體設計也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