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對保護國家文物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竟擅自拆除上級指定應該保護部分的城牆……今年五月，先拆除太平門到覆舟山後一段，幾乎長達一裡……實在是不可原諒的一種粗暴行為。”

　　這是1956年9月23日，時任江蘇省文化局副局長的朱偰在《新華日報》上發出的大聲疾呼，要求立刻停止南京拆明城牆取磚的瘋狂之舉。文章記錄的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明城牆“傷城”史，在那場轟轟烈烈地拆牆取磚“建設新南京”的運動中，尚書村等一批新居民區建立起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如今這座“城牆村”也拆遷了，當年用於建設的5萬塊明城牆磚重現天日，又將成為修補明城牆的重要原料。從拆牆建村到拆村補牆，尚書村，宛如南京城史的文化斷層，將歷史輪回背後的故事隱藏其中。

　　一座村落，一段記憶

　　今天的“城牆村”原名叫“尚書村”，位於南京市八寶東街，如果不是因為拆出大量城牆磚，恐怕它也和其他被拆除的舊小區老房子一樣很快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然而由於特殊的建築材料——明代城牆磚，讓這個小區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

　　城牆村如今已經被拆得七零八落，裡面只有一兩戶因為補償問題沒有搬走，65歲的高學江一家就是其中之一。老高在這裡生活了40年，印象裡尚書村幾乎沒有過變化——一色二層小樓，每戶十幾個平方，沒有廁所，只有公用廚房。這裡見證了老高結婚、兩個兒子出生，兩個兒子結婚，直到孫女出生的三代時光。“城磚”裡的歲月，有歡樂也有煩惱。

　　高學江的愛人唐文英是個不易被生活的磨難所挫敗的女人，雖然被拆遷賠償問題所困擾，但她還是能清楚地回憶起當時過門時高家操辦的25元一桌的酒席，以及自行車、手表、縫紉機、半導體——“三轉一響”的標准聘禮。

　　在沒有攀比的歲月，城牆村裡的生活是惬意的。然而時光流逝，歲月開始無情淘汰著不曾改變的老街老巷。年輕一代無法忍受城牆村的生活，紛紛外出，但高企的房價，讓人無法只用“奮斗”去解決基本的生存問題。夜幕降臨，華燈初上，回首望去，萬家燈火，尚書村被各色現代住宅小區所包圍，成為深陷都市叢林的窪地，這樣的反差越來越強烈地刺激著在尚書村生活了一輩子的“村民”。

　　高學江說，不希望兒子也和他擁有同樣一幅記憶畫面。采訪結束時，他漂亮活潑的孫女趴在屋裡的桌子上寫作業，這是夜幕下尚書村裡唯一的亮點。

　　一堵城牆，一種命運

　　唯一不在老高和家人記憶裡的，恰恰正是這些曾經為他們遮風擋雨的城牆磚。在老高的敘述裡，“磚是拆城時候弄來建的。”這是唯一一句尚書村建村的口述歷史憑證。

　　然而，“拆城”這兩個字，對於南京明城牆史專家楊國慶來說，是一段難以忘懷的歷史。

　　1954年7月的一場大雨，導致南京部分城牆倒塌，造成了棚戶區居民的死傷，為了保護城牆和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政府組織一批專家學者現場調研，制定了一個以保護城牆為目的的解決方案。楊國慶告訴記者，方案中對特別危險的城牆段進行了局部拆除，1955年1月初就拆了2.4公裡城牆，這是第一次拆城。

　　1956年，當時的市建設局訂購了一批用於城市民房改建的磚塊，但由於1955年的冬天非常冷，很多磚坯凍壞了，不能正常提供使用，直接影響了1956年的城建計劃，於是有關部門就用1955年拆了的這批城磚，幫助1956年的城建計劃，尚書村就是1956年到1958年大規模拆城時候建造的小區之一。受到此事啟發，加上1956年城市建設磚塊又缺少，有關部門就打報告繼續拆城。楊國慶說，1956年的拆城取磚是在幾個地點同時拆，但很快出現了擴大化，拆了當時不允許拆的地方，太平門就是這樣被拆掉的。

　　楊國慶看過拆城時期的會議記錄，他歎息道，每個人都有歷史局限性，當時很多專家都為拆城鼓與呼，比如1954年年底專家會議上還有學者說要拆中華門，理由是，人們可以從中華路直接看到雄偉壯觀的雨花台，緬懷革命先烈，為什麼要讓中華門擋住呢……

　　當時有清醒認識的人並不多，時任省文化局副局長朱偰就是其中一個，而朱偰的個人命運也與南京城牆磚糾纏在一起。

　　痛心於城牆被毀，朱偰在1956年9月23日《新華日報》上發表《南京市城建部門不應該任意拆除城牆》一文，嚴厲批評了南京拆明城牆行為。文章反響很大，拆城暫時停止了。但1957年朱偰被打成右派，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朱偰的仗義執言被視為“借保護城牆之名，攻擊黨和政府”的“罪行”，拆城終於得以繼續，直到1959年市委書記彭沖明確批示後，南京大規模拆城工作才停止，但是小規模拆城余波仍在。

　　楊國慶說，有遠見卓識的人，在任何時代都是鳳毛麟角，好在有他們的存在，南京的城牆才沒有遭到徹底拆除，後人也得以看到如此雄偉壯麗的明城牆。

　　一塊城磚，一部歷史

　　如今朱偰已故去多年，尚書村也將和拆城運動一起成為歷史，但是，拆出的明城磚卻依舊“活躍”。

　　周初雲是南京的城磚愛好者，他看來，一塊城磚就是一部歷史。可能是湖北可能是江西，城牆磚在那裡誕生，順著長江來到南京，此後歷經600年風雨，見證王朝更替，也遭遇自身與城牆的分離。600年後，當這塊磚從廢墟中被撿起，600年前磚頭上的名字清晰可見，成為今天活生生的歷史，無聲地講述活生生的故事……

　　周初雲10多年來曾多次造訪尚書村，將南京明城垣史博物館編纂的《南京城牆磚文》和尚書村的磚文進行比較研究。

　　他說，《磚文》是目前最權威、也是收集資料最全的明城牆磚文研究參考，收錄的城磚資料、種類、人名最全，但尚書村裡巨大的城磚體量仍舊為發現新資料、解決城磚銘文遺留問題提供了新的線索。

　　比如《磚文》裡記錄了一塊城磚，銘文是“武昌府提調官通判張勖司吏徐用漢陽縣丞郭宗器司吏邸忠作匠□季一人戶鄭伏”，其中作匠姓辨識不清，但尚書村裡出現的一塊城牆磚，卻清晰地記錄了“武昌府提調官通判張勖司吏徐用漢陽縣丞郭宗器司吏邸忠作匠姜季一人戶陳正”，兩廂印證，不僅可以基本確定作匠名字“姜季一”，還增加了一個“人戶”的名字“陳正”。

　　作為明城牆歷史研究的專家，楊國慶認為此次尚書村城牆磚的回收，會為城牆的修補起到一定的作用。南京的明城牆和國外的古城牆不同，明城牆因為城磚印有銘文，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因為基本上是不可復制的，即使人為復燒也成本巨大，而且用機器很難復制出單塊體量巨大的城牆磚，因此，收集舊磚的意義就尤為巨大。

　　他說，在未來的使用時，明城牆磚將不會用在踩踏部分的修補，而是用於外立面，起到展示的作用，讓少量的城牆磚發揮最大的作用。周初雲也呼吁市民貢獻手中收藏的城牆磚。他說，城牆磚看似挺多，其實數量有限而且越來越少，文物販子早已盯上南京的明城牆磚，一塊品相好的袁州“白瓷城磚”在市場上可以賣到幾百上千元，這讓城牆磚的回收越來越難。尚書村的拆遷工作人員也曾私下對記者表示，現在一到夜晚就有不明身份的人來到尚書村偷磚，防不勝防，照此看來，尚書村的城磚要想回“家”——重新回到明城牆上，還得經歷一番磨難。（本報記者 徐 寧　本組圖片：尚書村最後4棟房屋正在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