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吉州窯瓷器亮相國博(張越/攝)

    在人類的發展史上，陶瓷一直占據十分重要的位置。陶器的出現，揭示了人類新石器時代的開始，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標志。人類學者認為陶瓷既是物質產品，又是精神財富。據近代考古發現證實，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贛江中游居住的先民，就會制作簡單的陶具。到了公元二世紀，贛江與其支流禾水交匯處的平疇上，逐漸興起了一個集鎮，商賈來往其間，人煙稠密。二世紀末，隸屬於廬陵郡的東昌縣城就設在這裡。大概是取“永遠祥和之意”，人們稱此鎮為永和。又過了五六百年，因陶瓷業的興盛，永和鎮更為繁榮，到南宋，成為天下名鎮之一。

    一、昔日輝煌

    永和，是廬陵文化荟萃之處。它坐落在吉泰盆地的中心地帶，距吉安城區不到十公裡，與佛教聖地青原山隔江相望。兩旁是平坦的萬頃良田，面前就是滔滔贛江，背後是延綿不盡的山崗綠林。古老的村落如今顯得有些陳舊，白沙綠野也似乎與江南其他河濱之地沒有什麼區別。可是，在許多年前的中古時代，這裡遠非今日這麼平靜和單調，是那樣的熱鬧與繁華。我們不知當年的景況如何，只能從文史資料片言只語的描寫中感知其盛。《東昌志》中寫道，元豐年間，永和“錦繡鋪有幾千戶，百尺層樓萬余家，連廒峻宇，金風橋地傑人稠，鴛鴦街弦歌宴舞，讀書台士大夫談今古。”“名公钜卿，來游其間，必有歌詠，以記其勝。”“民物繁庶，舟車輻辏”，為“舟東一大都會”。宋景德年間，“辟坊巷三街六市……附而居者至數千家”。這些鋪陳雖有些誇張，但不可否認有一定的真實性。永和因吉州窯陶瓷而興盛，以陶瓷生產、銷售為主的產業，帶動了交通、膳宿服務等行業的興起，宗教、文藝的交流也隨之展開，成為江南一大重鎮。現在，你一走進永和圩鎮，仍能感覺到無所不在的陶都遺風，可以想象當初的繁榮。長街小巷，可見一些用陶瓷匣缽片行行排列鋪成的路面；通往田間的小路，也有斷斷續續的陶片路面。許許多多的水塘是當年挖土燒陶瓷而形成的，水少時，可見塘沿一兩尺厚的陶瓷碎片堆積層累，周圍的耕地也有一尺左右厚的陶瓷碎片散於土中。現在可見的24座窯包遺址，像一個個小山崗，延綿近兩公裡。這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各窯場所燒陶瓷碎片的堆積物，人們稱之窯嶺。據說我國的古代名窯遺址存留，還沒有發現哪裡有吉州窯這麼完整和眾多。在全世界也可能是唯一的。在方圓兩個多平方公裡的窯址范圍及鎮周邊環境中，古窯瓷片至今俯拾皆是。據專家考證，僅24個窯包遺址，就至少堆積了72．6萬立方米的陶片，還有那散於各處的碎片，難以計數。僅燒制的陶瓷碎片就遺留下了這麼多，而銷往海內外的陶瓷件該是數倍於廢品，那是多麼巨大的數量，可惜當時沒有統計部門計算一下每年的產量和銷售量。據《永和鎮志》載，吉州窯興旺時的窯工，不下三萬人。僅是工人就相當於現在幾個現代中型企業，為之配套的服務行業人員，該不會少於生產者，其鎮的規模不亞於一個縣城。古籍記載永和有“三市六街”，傳說有東昌15景和“七十二條花街”，這不過是形容熱鬧繁華的概說。據專家實地測繪，參照地方志和族譜，發現永和古跡分布圖與實景有吻合處。這六街便是陶瓷集中銷售處瓷器街、長長的水塘旁的蓮池街、專門出售松柴等燃料的茅草街、“弦歌宴舞”的鴛鴦街、出售糧油等生活品的米行街、經營生產生活用具的錫器街。分類分區的格局，已不是一般的農村集市圩鎮，而具備了古代都市的雛型，難怪號稱“天下三大鎮”之一。

    朝廷在永和設置了“磁窯團”專職管理機構，又置監鎮司，直接管理陶瓷的生產和稅收，監督貿易。就像現在許多省地到深圳、廈門等發達地區設置辦事處一樣，五代和兩宋時，河北、山東、福建、湖廣、江浙等地，紛紛在永和設立了會館，接待本籍商賈和聯系貿易。永和古鎮，一磚一瓦，一房一院，映襯著昔日的輝煌。

    二、尋跡探疑

    永和鎮的興衰是與陶瓷產銷變化緊密相關的。至今，永和鎮有1800多年的建置史了。漢末(公元194年左右)，廬陵升格為郡，把廬陵縣改為高昌縣，原廬陵縣分設為西昌、東昌、石陽、南陽、遂平、陽豐等縣，區域范圍大致與後來的吉州相似。東昌縣城就設在後來的永和鎮。東昌縣成立後，經三國兩晉南北朝，共近400年，於隋開皇十一年(591年)撤銷縣的建置，並入西昌縣，廬陵郡也改名為吉州。唐初，又恢復了東昌縣，隨後沒過幾年又撤銷了。到了唐貞觀五年(631年)，原東昌縣地域劃歸吉州廬陵縣，以後就一直沒有變化。

    數百年歷史的東昌縣城永和，因臨贛江交通便利而逐步發展。經濟繁榮的廬陵地區，吸引了從北方而來的陶器工匠和藝人。他們聚集在永和鎮從事陶器生產，到了唐末，已有一定的規模。盡管東昌縣的建制早已廢除，但因陶瓷業的興盛，使永和鎮成為江南一大名鎮。又因永和屬廬陵管轄，廬陵又屬吉州，永和陶器的名聲越來越大，正像如今某一名牌產品，雖是在某個縣區生產而冠以省名、市名一樣，就被稱作“吉州窯”。

    吉州窯這座舉世聞名的綜合性民窯，到底是從何時開始創燒，又在何時熄火，一直是學術界爭論不決的問題，引起了不少專家學者的興趣。為什麼規模宏大的窯群，似乎是頃刻之間灰飛煙滅，數百年不但沒有恢復，而且連一個窯場都沒有延續燒制下來，的確是個謎。弄得考古學家們花費了許多精力去探尋，也只能是各持己見。近幾十年考古發掘資料證實，吉州窯創燒形成一定規模的時間在晚唐時期，大約在公元900年到960年間，南宋到了高峰，元代開始衰落，到了明朝中後期，大約在公元1500年左右就停燒了，前後近600年。民間有種傳說，說是南宋末年文天祥起兵勤王，數千窯工響應從軍，元兵入侵廬陵後，摧毀了窯場。這種說法有些情緒化，即使窯場被毀，但窯工不可能殺絕，等天下平安了，他們為什麼不重操舊業維持生計呢?為什麼後來沒有一所窯開火?另一種說法，說是永和的瓷土資源枯竭了，窯燒不下去。此說也不可信，因距永和不遠的地方至今還有大量的陶泥。還有種傳聞更離奇了，說是窯工們發現陶器人窯後一燒突然成了玉，認為是天降災禍，窯工們害怕了便封窯逃走。據吉州窯研究專家肖世牟先生分析，宋代的商稅過重，按貨物的價格征收百分之二十，而且每過一個場務就要交一次過稅，正稅之外還有許多雜稅。到了宋末，貪官奸商勾結操縱，像吉州窯這樣的半官半民窯瓷場直接受到的剝削更重。於是，生產效益不佳，利潤很少，生產受到了影響，商人們無利可圖，也不太願經銷了,吉州窯就逐步走向衰退。這的確是原因之一，也對現實有警示參考價值。可為什麼同時代其他地方的窯場也同樣稅重，卻仍然在續燒，有的還發展很快，而唯獨吉州窯一窯不剩呢?肖世牟先生還考證，從挖掘遺址中曾發現過鐵鉗鐵又等燒窯的工具數百斤，可能是發生了什麼突然的災害，使得窯工連取出鐵制工具的功夫都沒有，丟在窯址成了“古董”。

    吉州窯停燒的時間和原因眾說紛纭。我認為是窯場逐漸縮小規模，終於全無，終止時間為明代中期較妥。至於原因，也不是單方面的，是綜合因素釀成。文天祥抗元帶走了一批年青技高的窯工，是其一；稅重和官商勾結盤剝是其二；就近的瓷土和燃料不足是其三；政局的動蕩，民不聊生是其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生產技術陳舊，適應不了市場需求，難以和其他名窯競爭。多種因素累積，加上可能發生了什麼突發事件，吉州窯便一蹶不振了，只剩那廢窯遺址和堆積物形成的一個個小山包，默默地睡在贛江邊，任後人去想象，去評說。

    三、藝高品精

    勤勞而智慧的廬陵人，不僅文學創作、史學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驕人的成果，而且在陶瓷制作技術和工藝上，也走在時代前列，達到了最高水平，充分顯示了非凡的才智和勇於創新的精神。我們無法想象當時的達官貴人和平民百姓是如何喜愛吉州窯的產品，只知道流傳國內外的吉州窯陶器幸存下來的真品，都當作“國寶”珍藏著；考古專家尋得一塊半片有價值的殘片，便興奮不已。在數百年的制作中，“耕且陶焉”的農民和工匠，把對生活的熱愛、對幸福未來的向往，都傾注在自己的產品中，把沉粘的陶土變成了一件件形態萬千的生活器具和工藝品，使本無生命的陶瓷顯得那麼有生命活力，有生活情趣。

    1981年到1982年，經國家批准，開挖了吉州窯24座古窯遺址中的一座——本覺寺窯嶺，揭露出了一座窯床，對其他窯嶺也程度不同地探溝勘查，出土了一些遺物。品種之多、工藝之精湛，使專家們歎為觀止，也使愛好者大開眼界。我原從零散的史料中看到一些對吉州窯產品的介紹，以為那裡只會燒黑陶，其實並不然。吉州窯初創時期，就會燒造青瓷類產品，青黃色、淡綠色的都有，常見於碗、罐、壺等用具，有“奪得千峰翠色來”的美感。乳白瓷類也會造燒，有的可與景德鎮瓷相比。當然，最具特色、生產最多的還是黑釉類陶瓷，尤以“天目”類最為著名。

    何謂“天目”?唐宋年間，日本僧人常來浙江天目山佛教寺廟留學，常帶些寺廟中所用的黑釉茶盞回國送給親友，深受日本人的喜愛，稱之為“天目盞”。後來，天目成為對中國黑釉瓷的通稱，流傳開了。我國的黑釉瓷東漢時就會生產，多為民問日用器皿。吉州窯的工匠，在傳統的工藝上予以創造，提高了技術水平，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有幾類天目產品，成為陶瓷中的瑰寶。

    我有幸欣賞過一只木葉天目盞，是宋代吉州窯的產品。看上去只不過是只黑得發亮的敞口淺腹茶碗，形似斗笠，常用的飯碗般大小。手感柔滑，不過二三兩重。盞底靜靜地躺著一片淺黃色的樹葉，看似突出，一摸與盞底一樣平。注上清水，葉子像一葉小舟在飄浮，那麼清純，那麼輕柔，那麼富有靈氣，你把她可以想象成你心中任何最美好的東西。如果注上茶水，淡香輕拂，葉影飄飄，動與靜、虛與實，如夢似幻。你從中感悟到的不僅是視覺的舒坦，還有心靈的淨化與生命的永恆。據考證，還有的天目盞中的樹葉貼在盞壁、盞口，有的是二葉三葉重疊，更令人稱奇。木葉天目盞的燒制並不復雜，只是將天然樹葉浸泡只存脈絡後，沾釉貼在器物上進窯燒罷了。可是，易燃的植物與瓷土粘在一起，經一千多度的高溫燒烤，沒有焦糊變型，卻絲莖脈絡清晰可辨，葉型逼真，與黑色底釉相溶，真不可思議。700多年後，專家們苦苦探尋其奧秘，測試分析出了古木葉天目盞的化學成份和燒制的物理工藝，就仿制起來。使用科學的方法和現代化的電爐、液化氣爐等工具，也制成了一些木葉天目盞，可質地比原物明顯遜色。盞壁沒那麼光滑凝重，盞底的葉子沒那麼鮮活豐嫩，莖脈倒還清楚，只是有些像蠶食後的殘葉。不過，即使是仿制品，仍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價值千元。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吉安地區行署送給著名社會活動家、給予老區支持的美籍華人陳香梅女士最好的禮物，就是吉州窯仿制的木葉天目盞。這項由吉州窯陶工們獨創的陶器裝飾工藝，醉倒了多少人!可能是這項工藝太迷人了，太神奇了，於是在民間傳說中蒙上了幾分神秘的色彩。說是為了顯示其珍貴與不群，燒了一百只木葉天目盞，要打碎九十九只僅留一只傳世。又說那葉子一定是秋天的某日某個時辰摘下的，才能燒成；一定是某種樹葉，其他的不行。燒制前要齋戒三日，要焚香祭神。這片飄落在黑色陶具中的葉子，是心靈與自然的融合，引起了無數人的遐思，贏得了無數人的贊美!

    兔毫天目是茶具之一，深受上層社會人士喜愛，是宋代較名貴的茶文化飲具。治國無方的宋徽宗對飲茶倒很內行，對茶具的品評也達到較高的檔次。他說：“盞色以青黑為貴，兔毫為上。”兔毫天目是窯變釉色的種類之一，在燒制中由於溫度高，使釉中鐵質元素帶到了釉層表面，釉面流動，富含鐵質的成份條條細紋，冷卻後在黑釉中滲出了如兔子的毫毛一般的鐵銹色和銀白色條紋。遠遠一看，黑色的茶盞像撒上了塊塊白色的兔毛，有的若隱若現；湊近端詳，只見斑斑點點的兔毛似絲絲銀線射出，既抽象又具體，靜中蘊動。盛上茶水，水紋蕩漾，兔毫斑紋似在抖動、進跳。這不是窯工制坯時有意而為，而是在燒制中的釉色窯變，鬼斧神工。塊塊斑紋似按大體的規則排列，卻又是那樣隨意自然。這就要講究配料及燒制工藝，否則，無法達到如此效果。不少名窯都能燒制兔毫天目，吉州窯的產品具有體厚而釉薄的特色，享譽天下。

    在釉色窯變的過程中，有一種比兔毫塊面積稍大的羽毛狀咖啡條形斑紋，像是鹧鸪鳥脖子上的羽毛，稱作鹧鸪斑天目。這種形態，比兔毫更豐滿，色彩變化更多，像是太陽出山前的雲霞。據肖世牟先生考證，兔毫天目其他窯也有，而鹧鸪斑天目盞，是吉州窯獨創的產品。兔毫和鹧鸪斑天目盞，是宋代兩種最珍貴的飲茶用具，深受文人學士和達官貴人喜愛。

    剪紙貼花是吉州窯陶器產品頗具特色的裝飾工藝。看起來並不難，只不過把剪好了的圖案貼在陶具的胎坯上，塗上一層黑釉，再揭掉剪紙，留下釉色與胎色相對的圖案，送進窯中～燒罷了。可實際上並非這麼容易。如果剪紙的圖案稍復雜一點，黑白對比的關系密集，貼在陶瓷坯胎上，施上一層釉料，把紋樣揭起來，就會將釉料一起脫落，留下的圖案就不清晰。如果圖案過於疏空單調，又會留下大塊大塊的胎色。吉州窯的藝人們，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剪紙裝飾既簡潔又生動，變化中求統一，疏密得當，對比清晰，線條梳理有致。他們還在貼花的同時，進行了描繪、刻劃等加工，彌補剪紙的不足，使花紋更為精美。更具特色的是將剪紙圖案運用在黑釉窯變之中。就是先在坯體上施一次黑釉，然後將剪紙圖案貼於盞的內壁，再施第二次淡色釉，揭掉圖案後，由於兩種的色調不同，以淡襯深，使圖案更顯得豐厚生動。剪紙裝飾的題材十分廣泛，有鴛鴦、蝴蝶、鸾鳳、梅、竹、蘭等，寄寓了勞動人民祈盼平安、吉祥的情感，也是窯工及其家屬向往美好生活的心靈寫照。我欣賞過一只飾有鳳凰紋剪紙貼花圖案的茶盞，一只鳳一只凰分上下在展翅飛翔，飄飄欲仙，中問是一朵梅花，兩只蝴蝶飛向梅花。鸾鳳和鳴，雙宿雙飛，蝶被梅香吸引，有動有靜，有情有景，令人遐思不已。而且圖案的線條粗細密疏有致，只幾筆簡練的勾勒，便使形象呼之欲出。

    吉州窯的藝人們，用高超的技藝，把人間的美好願望鑄成了永恆。

    吉州窯的工匠藝人們，並不都是生產生活所需的碗盞文具等日常陶瓷用品，還會制作供陳設、觀賞的工藝品，常見的便是捏塑和瓷雕。拿起一團松軟的粘土，捏成一個心中想象的東西的模樣，再用竹片镂刻加工一下就可以了。或是頑童，或是小佛，或是猴，或是鴨，幾乎人們心中喜愛的天真有趣的東西都可捏出來，燒制成工藝品。這些捏塑原始、隨意而樸拙，不事雕琢，千變萬化，比千篇一律模印復制的東西更顯得鮮活多姿，更貼近生活，留世的產品也顯得更為珍貴——沒有哪兩件是完全相同一絲不差的。瓷雕往往是模印重復生產的，以神像、玩童和動物為主，多為小玩具和陳設品，通常賦以一定的寓意，如求福避災、賀壽添丁等。

    釉下彩繪技藝，使吉州窯的產品錦上添花，更具裝飾效果。彩繪瓷是繼乳白瓷、黑釉瓷之後的新品種，也是陶瓷燒制的新發展。吉州窯彩繪不是像北方黑色彩繪那樣先在坯胎塗上化妝土再加彩，而是直接在瓷坯上畫彩，這就需要更高的技術。因為顏料一經高溫燒烤，容易失去色澤，沒了彩圖之形。吉州窯的工匠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釉料的配制、火候的大小、冷卻的遲速等方面，掌握了規律，使產品保證了質量。據史載，中國釉下彩繪工藝產生於唐代的湖南長沙窯，但不完善。吉州窯吸收此工藝後，作了改進，尤其是裝飾紋樣的豐富多姿和裝飾效果的賞心悅目，使彩繪技藝達到了新的水平。青花瓷的產生是我國陶瓷史上的一次跨越，後來成為陶瓷具的主導產品，景德鎮陶瓷生產因此而突飛猛進。陶瓷專家蔣玄怡先生認為：“青花制作必須是釉下彩繪，吉州窯創制釉下彩繪有開啟試用青花原料的可能，釉下彩繪的生產技術是試用青花的基礎。”又說：“南方系統中的彩繪器是吉州窯創始的，只有發明了釉下彩繪，才有青花彩繪的可能。”(《吉州窯》)宋末元初，吉州窯的工匠為避戰禍紛紛流往景德鎮“打工”，帶人了釉下彩繪工藝，與當地工匠一道進一步改進技術，為青花瓷的創燒奠定了基礎。

    四、兼容並蓄

    吉州窯陶瓷燒制的數百年間，大量吸收了同時代各地名窯的技術，因地制宜加以改進、提高，達到了更高的水平；同時，也對其他窯場發生影響。博采眾長，兼容並蓄，使吉州窯的燒制技藝日趨成熟，形成了鮮明的特色。這也是廬陵文化交流融匯的明證。

    我國的陶瓷業唐代以後發展迅速，宋代更是繁榮。隨著西晉永嘉之亂、唐末大動蕩和北宋的衰敗，大量的流民南遷，文化重心南移，許多北方的窯工匠人在江南定居後，重操舊業。創燒於晚唐的吉州窯，處於交通便利的贛江中游，便吸收了各地的燒制技藝。從出土的大量文物中，可見與各名窯之間互相交流技藝的痕跡。陶瓷生產作為中古社會的重要支柱產業，便出現了一批由政府管理的官窯和由民間自發生產的民窯。吉州窯是民間性質的窯場，後來發展規模大了，政府才派駐了監管機構。官窯的燒造技術較高，制作工藝也較為精湛，但由於官方管制較嚴，燒造技術趨於保守，缺少創新；民窯則在技藝上比較簡練，富有藝術生命力，雖不及官窯產品精致，但更顯樸實、自然。吉州窯融匯了各方所長，成為江南一大名窯。

    北方曲陽的定窯在北宋時期崛起，享有較高的地位，不少窯場紛紛學習、模仿其生產技術。定窯影響最廣的一項燒造方法叫復燒，就是改變一件陶坯放在一個匣缽裡燒的方法，將多件陶坯放在一個匣缽上燒。這項技術傳人江西後，吉州窯學習了復燒法，並進一步改進。工匠們將匣缽做成圓筒形，內壁作鋸齒狀，每個鋸齒上放一件陶坯，一個匣缽可放多達八九十個陶坯同時燒，這就充分利用了窯位，也成倍地提高了產量和效益。陶具上的印花裝飾，也與定窯相類似，如題材多取材於自然花卉和動物中的魚、龍以及回紋邊、六格布局等。1979年定縣出土的綠釉刻花枕與吉州窯的同類產品很相似。

    磁州窯位於今河北邯鄲彭鎮，在宋代代表了北方民窯裝飾藝術的主流，其彩繪瓷藝術對吉州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吉州窯的釉下彩繪在生產工藝上與磁州窯基本相同，也是以鐵質繪料畫彩。所繪的圖案，在題材上極為相似，以纏枝紋、牡丹、蓮花、蝴蝶、游魚為多，都是以生動的筆法和黑影輪廓表現物象。不同的是磁州窯彩繪裝飾的人物形象較多，還常見具體內容的題詩題字，而吉州窯多為圖案性裝飾，文字的配襯也不多，顯得更為古樸。這可能與兩地藝人的文化素養和欣賞習慣不同有關。吉州窯對彩繪的工藝也進行了改進。磁州窯需在坯胎上先施一層化妝土再繪畫，而吉州窯可能是土質稍亮些，呈米黃色，不需施化妝土，直接在坯胎上彩繪。因此，吉州窯彩繪瓷在燒成後圖畫偏醬紅色，光亮不如磁州窯，卻顯古拙。

    福建建瓯水吉鎮的建窯，主要產品是黑釉盞，宋代很有名氣。吉州窯的兔毫斑、鹧鸪斑、玳瑁斑茶盞的制作工藝，明顯受到建窯生產結晶黑釉油滴、兔毫技術的影響。在產品類別上，建窯沒有燒造過彩繪瓷和剪紙貼花瓷，而黑釉盞，與吉州窯齊名。燒造工藝大致相同，但吉州窯會采用疊燒的方法，建窯很少用此法。

    古有“先有永和鎮，後有景德鎮”的說法，這是很不確切的，只不過說明兩地窯之間的關系密切罷了。景德鎮從南北朝的陳朝開始燒陶瓷，北宋景德年問(1004—1007年)設鎮，已具有較大的規模，可以生產大量色質如玉的青白瓷。此時，吉州窯也會生產青白瓷。北宋時，景德鎮的產品多仿造鈞窯、定窯，也生產些黑釉盞，不過沒有吉州窯的產品那麼有名氣。宋末元初，吉州是抗元的主戰場，陶瓷業受戰爭的影響走向衰退，而此時景德鎮窯卻持續發展，吉州窯的工匠的確一部分流往景德鎮，帶去了生產技術。景德鎮在明代成了中國瓷業生產的代表，以後一直雄踞天下，廬陵人為此貢獻了聰明才智。《唐氏肆考》雲：“景德鎮初多永和陶工。”據說，目前景德鎮仍有不少從事陶瓷業的人祖先是廬陵。吉州窯和景德鎮，應該說是技藝互相交流，不存在誰先誰後的問題。

    從出土文物分析，吉州窯的陶瓷制作工藝，黑釉瓷的造型與陝西的耀州窯有相近之處；燒造時采用以小塊高嶺土“襯塊燒”的方式與河南禹縣窯類似；吉州窯的分窯臨江窯出土的文物，有不少仿浙江龍泉窯的產品。吉州窯兼容並蓄，達到了藝術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