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掄傑是中國現代主義建築的旗手。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重慶解放碑前身是抗戰勝利紀功碑，1950年被改為現名。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要求恢復“紀功碑”原名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可是，紀功碑的設計師黎掄傑（1912-2001），中國現代主義建築的主要宣傳家，卻鮮為人知，連建築史研究者都沒見過他照片。

尋覓真容

早在1994年，建築史學者賴德霖已將黎掄傑稱為“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現代主義的積極倡導者和宣傳者之一”（《中國建築業年鑒》，1994年，第496頁）。後來，又進一步稱之為“中國近代建築史上極其重要的現代主義建築宣傳家”（賴德霖：《走進建築 走進建築史》，第146頁）。

廣州的建築史學者彭長歆注意到，正是黎掄傑設計了重慶抗戰勝利紀功碑（《近代哲匠錄》，2006年，第71頁）。建築史專家一直在尋找黎掄傑的照片，但卻毫無結果。

在廣東省檔案館裡面，我找到了黎掄傑的履歷表、調查表，但沒有照片。檔案記載：

黎掄傑，廣東番禺（今廣州）人，家住永漢南路（今北京南路）德佑坊8號，1937年畢業於廣東省立勷勤大學工學院並留校任助教，而後隨勷大工學院轉到中山大學工學院。

黎掄傑在哪裡念的中學？檔案並沒有交待。

筆者在廣州市一中校刊《市一中學生》裡，發現了黎掄傑的名字，還有他寫的文章，並從該校第二屆《畢業同學錄》中，找到了黎掄傑和另一位建築大師莫伯治的照片。

在廣州市一中期間，1930年，黎掄傑被選為學生自治會民眾教育股干事，兼平民教育委員會主席，具體工作是利用學校課室開辦民眾夜學（夜校），招收失學少年入讀。黎掄傑講授“常識”一科。

到1931年4月，廣州市教育局明令夜校要由市立中學當局直接承辦，不再假手學生會，黎掄傑隨即辭去主席職務，並編制了一份長達111頁的報告，包括學校概況、職員分配、教務概況、訓導概況、歷次會議記錄、歷次報告呈文、預算書、決算書、畢業生名錄等，可見他做工作的認真程度。

紀念碑舊影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新建築的旗手

黎掄傑1932年夏從廣州市一中畢業，1933年秋才考上勷勤大學工學院建築工程系。在勷勤大學名師的熏陶浸潤之下，他和同學鄭祖良一起，迅速成長為中國“新建築”（現代主義建築）的主要代言人。

他們兩人的恩師林克明，可算是中國現代主義建築的開山祖師。林克明早年留學法國，在實習階段敏銳地吸收了歐洲新興的現代主義建築理念。隨著科技進步加速，古典建築繁復拘謹、不切實用、造價昂貴的缺點逐漸顯露，現代主義思潮主張從功能需求出發進行設計，以簡潔明快、經濟實用為主要考量，打破學院派的條條框框，創造適應新時代的建築文化。

林克明主持規劃和設計的石榴崗勷勤大學校區，是1930年代中國現代主義建築的最大試驗場。1932年，林克明以廣東省立工專建築科為基礎，籌建勷勤大學建築工程系。1933年5月，他在校刊發表《什麼是摩登建築》一文，系統介紹“摩登建築”（現代主義建築）的由來、本質和特點。

在勷大濃烈的現代主義氛圍中，黎掄傑和鄭祖良這兩個同學兼室友，勇猛地跳入新潮流之中。1935年鄭祖良連續發表文章，介紹新興建築思潮。1936年7月起，鄭祖良、黎掄傑等被派在本校工程處實習，參與中國第一個現代主義建築群的施工監理工作，從實踐中積累經驗，領會林克明的設計思路。

1936年10月份，勷勤建築系7個學生利用設計中山縣模范監獄方案獲得的獎金300元，創辦了《新建築》雜志，由黎掄傑、鄭祖良擔任主編。《新建築》的口號十分響亮：“反抗因襲的建築式樣，創造適合於機能性目的性的新建築。”

黎掄傑、鄭祖良成為現代主義建築思潮的主要代言人。1937-1947年間，黎掄傑完成宣揚新建築的文章9篇，單行本著作7冊；鄭祖良的著述數量也不相上下。兩人成為這一時期傳播現代主義建築理念的“雙子星”。

在外患日深的年代，國民黨被迫高揚民族主義旗幟，提倡造價高昂不切實用的“中國固有式”建築，黎掄傑、鄭祖良的大聲疾呼，未能得到良好的回應，只好轉向防空建築、陪都城市規劃的研究。

人碑俱老

1940年4月，黎掄傑辭去中山大學教職，前往重慶與鄭祖良會合，次年，《新建築》雜志在重慶復刊，仍由黎掄傑、鄭祖良擔任主編，並組織新建築工程師事務所。兩人相繼進入重慶大學建築系任教。1946年，黎掄傑進入陪都建設計劃委員會，任工程師。在這裡，他接到了設計紀功碑的任務。

1947年，黎掄傑以“黎寧”筆名在《新重慶》第1卷第3期發表《抗戰勝利紀功碑之建築》一文，稱：“抗戰勝利紀功碑自去年十二月興工，今年八月完成，為具有偉大歷史性之唯一性紀念建築。紀功碑的設計是八面塔形的高層建築，由三個部分組織而成，第一部分是碑台，第二部分是碑座，第三部分是碑身及其瞭望台……碑身高度為二十四公尺，由四公尺直徑之圓筒構成，內部圓形，外部則為八角形。每角邊緣以米黃色面磚鋪砌。內有懸臂旋梯一百四十步，可升至瞭望台。瞭望台較底部為寬，直徑四公尺五，可容二十人左右登臨游覽……”

紀功碑實際在1947年8月建成，10月10日剪彩。紀功碑所刻碑文共5篇，此前的報道只提到國民政府令、吳鼎昌《抗戰勝利紀功碑銘》、張群的《抗戰勝利紀功碑碑文》。沒有提到的兩篇，一篇是《陪都各界慶祝政府恭送主席勝利還都紀念》，另一篇是重慶市長張笃倫的祝壽頌詞，文末曰：“瑞霭陽春，實逢周甲。嵩祝遐齡，衢歌大業。猗欤盛哉，中興領袖。華夏騰歡，普天同壽！”頌詞寫於1946年11月，而該年10月31日，正是“蔣主席”六十大壽之期。

1945年，黎掄傑的老師過元熙設計了廣州新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1946年，黎掄傑設計了重慶抗戰勝利紀功碑。這兩座中國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紀念建築，竟然出於一對師生之手，也可以說是巧合了。

1949年前後，黎掄傑定居香港，至2001年去世。彭長歆訪問過黎掄傑的侄子黎式強，知悉黎掄傑在香港未能繼續從事專職建築設計和研究工作，以打散工維持生活。殖民地時期的香港，專業界非常注重留學經歷，內地普通大學的本科生，很難獲得執業或從教資格。

從與彭長歆教授的電話交談中，我領會到，設計紀功碑的“污點”，正是黎掄傑執意離開內地的考量因素之一。紀功碑紀念的是為抗戰作出犧牲和貢獻的所有中華兒女，但在那個不正常的年代，隨時會被理解成為蔣介石、國民政府歌功頌德、樹碑立傳。既然，為天安門廣場設計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梁思成，也免不了遭受無數次批斗，那麼，黎掄傑的滯港不歸，甘於平淡，與他提倡現代主義建築一樣，未曾不是一種先見之明。

（來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