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獨特的區位優勢

    張家口市位於河北省西北部，距離首都北京180公裡，緊靠錫林郭勒草原，自古為北方重鎮，有京畿門戶和首都的北大門之稱。張家口市總面積3.7萬平方公裡，人口450萬。

    張家口處於河北、北京、山西、內蒙古四省市區交匯處，東鄰首都北京、西連煤都大同、南接華北腹地、北靠內蒙古高原，可謂是四省通衢。京張高速公路、(京)宣大高速公路和正在建設中的丹拉高速公路、張石高速公路;109、110、112、207四條國道、15條省道以及京包鐵路、京張鐵路、大秦電氣化鐵路形成了四通八達、貫穿東西南北的交通網絡。

    處於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華北平原的過渡地帶，形成了復雜多樣的地形地貌和自然植被。北部高原地帶海拔1300—1600米，地勢平坦、草原遼闊，適合於發展畜牧業和旅游業。南部過渡地帶山巒起伏、峽谷疊蕩、溝壑縱橫、森林茂密，分為深山區、丘陵區和河川區，同時還形成了一些河道、湖淖、泉水，而且地熱資源相當豐富,是一山川壯美的地方。

    處於陰山山脈、燕山山脈、太行山山脈的匯合處，陰山山脈橫貫中部，將全市分為壩上和壩下兩個不同的自然區域，形成了獨特的氣候帶。氣候特點屬東亞大陸性季風氣候。北部壩上地區屬寒溫區，年平均氣溫為-1—3攝氏度，7月平均氣溫18—21攝氏度;冬季寒冷，夏季涼爽且晝夜溫差大，日照時間長，可謂是天高氣爽、芳草如茵。由於海拔高、緯度低，紫外線照射強烈，工業污染少，是發展無公害錯季蔬菜、脫毒馬鈴薯和甜菜等特色農產品的理想之地。南部壩下地區屬涼溫區，年平均氣溫7.3攝氏度，7月平均氣溫23.3攝氏度，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春秋氣候宜人。河川、盆地水利條件相對較好，發展特色種植業和林果業有著良好的資源條件，也是夏季避暑的勝地。

    二、遠古的記憶

    無論是史書記載還是專家考證，或是民間傳說以及現存的歷史遺址、遺跡和大量的出土文物，均可感受到張家口歷史的久遠和古老。

    人類的歷史並沒有全部記載在浩繁的史書裡，悠久的文化也沒有全部保留在人們的記憶中。特別是文字產生以前的史前史，早已湮沒在巖石地層之中。在泥土中沉睡了200萬年的陽原泥河灣，由於其獨特的地形、地貌，從上個世紀20年代就引起了中外考古學專家的關注，經過80多年的考古研究，終於發現了200萬年前人類生存的痕跡。泥河灣的考古發現被確定為2001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泥河灣是河北省陽原縣桑干河畔的一個普普通通的村莊。但自上世紀二十年代在這一帶發現第四紀地層而被賦於科學含義以來，以它命名的泥河灣盆地、泥河灣地層、泥河灣遺址群等早已超過了這個自然村的概念。成為世界范圍內第四紀地質學、舊石器考古學、古生物學、古地理學、古氣候學、年代測定學、古人類學等學科研究的代名詞，成為蜚聲中外的考古聖地，是大自然賦予人類的瑰寶，是不可再生的萬卷史書。在泥河灣遺址群中，小長梁遺址作為人類活動發祥地之一，被刻在中華世紀壇262米青銅甬道的第一個台階上。2000年，泥河灣舊石器考古被評為中國百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國務院批准泥河灣地質遺址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充滿神秘色彩的泥河灣考古研究已有八十多年的歷史，1921年以後，外國科學家桑志華、德日進、皮韋托、步日耶，與中國科學家楊鐘健、斐文中、賈蘭坡、王建等，在這裡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發掘研究，出土了數萬件古人類化石、動物化石和各種石器。這些遠古人類留下的遺物，幾乎記錄了從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時代發展演變的全部過程。特別是2001年10月，謝飛研究員在馬圈溝遺址發掘出古人類餐食大象的遺跡，使泥河灣遺址的年代有了巨大的突破，把這裡古人類及其文化的歷史推進至距今二百萬年前後。這就是說，人類不僅起源於東非的奧杜維峽谷，也有可能起源於中國河北陽原的泥河灣。

    泥河灣遺址群堪稱世界古人類文化研究的寶庫和博物館。在這東西長82公裡，南北寬27公裡的桑干河兩岸，已發現早期人類遺址80多處。在全國已發現的25處100萬年以上古人類遺存中泥河灣區域就占21處，其古人類遺址密度之高，年代久遠，中國僅有，世界罕見。這裡不僅發掘出中國北方最為古老、技術發達進步的舊石器文化遺物，而且早中晚期都相當繁盛。1974年，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和衛奇在泥河灣許家窯——侯家窯遺址，發現了距今12.5萬年的古人類化石和大量舊石器，屬於舊石器時代中期。對探索現代人的起源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被命名為“許家窯人”。這裡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也非常豐富。於家溝、姜家梁等遺址文化層清楚、遺物多達1萬余件，有超萬年的陶片和玉質造型與紅山文化遺存中發現的同樣的玉豬龍，從而為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考古學文化提供了科學、可靠的依據，對農業起源、利陶業起源等重大學術課題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近百年來泥河灣吸引著國內外很多科學家前來研究發掘。特別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已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0多名專家、學者踏上這塊古老的土地，他們撰著了數以百計的學術報告、科研成果。正如著名科學家劉東生院士所說：“泥河灣盆地遺址對認識人類起源與演化具有重要意義。”

    如果說200萬年，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的話，那麼發生在4700年前的那場“涿鹿之戰”，似乎就不那麼遙遠了。正是這場戰爭開啟了中華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先河。司馬遷在《史記》中明確記述了黃帝和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黃帝和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兩戰後“合符釜山”，將各部落的“圖騰”取其其精華，共同組合成“龍”的圖騰，實現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融合、大聯盟，奠定了中華民族大統一的根基。黃帝“定都涿鹿”(邑於涿鹿之阿)，死後“葬於橋山”(黃帝崩，葬橋山)。涿鹿之戰，阪泉之戰，定都涿鹿、葬於橋山，都向世人昭示了中華祖源的根在涿鹿;黃帝、炎帝、蚩尤是中華兒女共同的祖先。

    三、文物古跡及歷史歷史結點

    張家口文物古跡眾多，僅古城址就達100余處，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3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78處。

    代王城

    現存於蔚縣境內的代王城遺址，是3000年前“先於七國而稱王”的代國都城，這裡曾經上演過一幕趙國趙襄子設宴擊殺代王，而後兼並代國的歷史悲劇。由於代王是趙襄子的姐夫，更給這場悲劇增添了幾分哀婉。後人根據司馬遷《史記》的記載，將這段故事搬上舞台，取名《代國情》，重現了這出政治與愛情交織的歷史悲劇。

    土木堡

    “土木之變”,土木堡歷來是有名的古戰場。遼金時名為“統幕”，是將帥設大帳處，元代陳孚在《統幕鎮濤》中吟道：“千裡茫茫草色青，亂塵飛逐馬蹄生，不知何代開軍府，猶有當年統幕名。”後來被稱為“土幕”，又被訛稱為土木。土木堡南鎮妫水流域，北鎖懷(來)赤(城)交通，西扼漠北要道，東當京畿門戶，堪稱沖要之所。那麼，“土木之變”何以發生?早在明初，遠遁漠北的元朝勢力，由於內部紛爭，分裂成三大部：南部的兀良哈、東部的鞑靼和西部的瓦剌。15世紀40年代，瓦剌在其首領脫歡的率領下統一了蒙古草原，並與其兒子也先不斷出兵侵擾明朝北疆。而明朝邊防實力漸微。明正統十四年春，也先遣使2000人到京師，謊稱3000人，希圖冒領賞品，明朝責其欺詐，減去價碼。為此，瓦剌十分不滿，也先便以此為由，糾集蒙古各部，自大同、宣府、遼東、甘州分兵四路向明朝進犯，也先率大軍進攻大同。由於明朝邊塞多年失修，武備松弛，也先部隊兵強馬壯，勢如破竹，很快占領了邊關大片地方。七月八日大同守軍吃了敗仗，向朝廷報告。當時明朝皇帝朱祁鎮(英宗)沒有經驗，不懂軍事，又偏信太監王振。王振力主英宗御駕親征，以為這樣能嚇退瓦剌部隊。群臣勸阻也無濟於事。英宗一意孤行，經過兩天的倉促准備，七月十六日率50萬大軍出征北上，一路上被狂風暴雨侵襲，士兵饑寒交迫，士氣大減。行至大同，前方傳來小敗的消息，就驚慌撤退。在撤退的路上，王振為顯示自己威風和高貴，要皇上“臨幸”他的家鄉蔚州，可大軍剛出發不久;王振就後悔了，他想部隊途經蔚州，自己田裡的莊稼不就全毀了?又急令改回原路，這樣就為也先部隊贏得了時間漸漸逼近明軍。八月十三日，明軍退到沙城東10公裡的土木堡，安營在無水處。次日也先率軍趕到，扎營在水源處，並包圍了土木堡。土木堡是個缺水的地方，又無險可守，50萬饑渴疲憊的將士如入絕境。也先見此情景，先佯撤退，並派使者議和，王振信以為真，急令移營就水。這時，3萬瓦剌騎兵突然從四面八方殺來，明軍頓時大亂，士兵丟盔棄甲，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英宗和王振見大勢已去，幾次試圖突圍，都被瓦剌軍的箭雨射回。英宗身邊的護衛將軍樊忠高呼：“吾為天下誅此賊!”遂揮起大錘，照王振頭頂砸去，王振當即死在馬下。文武大臣，戰死的戰死，自刎的自刎，明英宗被俘，除幾個大臣和殘兵數百人逃得性命外，60多位大臣，50萬人馬全部覆沒。這就是在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土木之變”。土木之變後，瓦剌兵臨京師城下，兵部尚書於謙率領明軍死守北京城，挫敗了瓦剌軍隊的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