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摩根、格林斯潘、萊曼兄弟這些曾經主宰全球財富命運的商界奇才，有著共同的猶太背景。起源於阿拉伯半島的猶太人，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會賺錢的民族。而在中國北方的一個小縣，當地百姓竟有“張家口的猶太人”之稱。他們是誰?這殊榮又緣何而起呢?

    一座黃土牆，高聳而厚重，在我眼前巍然屹立。它如城垣般護衛著裡面的子民，在春日的晨曦中，顯得格外威武。

    這，就是河北蔚縣赫赫有名的暖泉鎮西古堡村。

    倒退百余年，暖泉鎮是個連接河北、山西、北京的商業重鎮。歷史在這裡留下的痕跡，現已成為一處獨特的景致。

    穿過北堡門，一腳邁進堡子裡，我頓時吃了一驚：街衢整齊，縱橫有致，勾勒出棋盤格一般的布局;沿街不少民居，青磚灰瓦，門面講究，透露出曾經的富有與殷實。

    “暖泉鎮，真是臥虎藏龍啊，”我心想。這時，陪同我的本地人劉聰明先生領著我拐進了一條安靜的胡同，“走，帶你看看喬致庸式的大商人的宅子。”

    暖泉鎮的“喬致庸”

    這是一片號稱“九連環”的古建築群，分作東西兩路，每路各四進院落，院院相連。正房、廂房、繡樓、祠堂、賬房、長工屋、馬廄、車庫、倉庫，連同供秋後米面加工的碾房，應有盡有。這場面，和山西祁縣的喬家大院頗有幾分相似。

    “這宅子中的一部分，原是建於明隆慶年間的總兵府，其後幾次易主，到了清朝初年，被一個新興的富商重金買下，並擴建宅院。此人姓董，名汝翠，人稱‘董大澤’。”小劉說。

    “董大澤”是何許人也?小劉講述了一段故事：

    明末一個清冷的冬日，暖泉鎮的郭員外在家門口遇到一位乞討的少年，他赤著雙腳，衣不蔽體，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然而，仔細端詳，在少年那張清瘦黧黑的面龐上，卻透著與年齡不相稱的堅毅與成熟。郭員外覺得少年定會不凡，連忙叫人把他接進家門，好生照顧。

    少年就是董汝翠，來自蔚縣南部山區，15歲時父母雙亡，被嫂子趕出家門，輾轉流落至此。董汝翠被留在郭家的酒作坊和糧鋪裡做活兒。一年後，郭員外認為他“笨而不拙，為人可靠”，遂將唯一的女兒嫁給他，小董也成為郭家的“倒插門”女婿。郭員外叮囑他：“將來郭家的百畝良田，全部家業，都由你來繼承!一定要好好珍惜!”董汝翠淚流滿面，跪著叩頭：“請岳丈大人放心!今日的百畝良田，將來定會變為千頃之地!”

    此言不虛，因為幾年後，董汝翠果真使郭氏的家業猛增數倍，資財萬貫，富極一時。富到什麼程度呢?有例為證。

    幾番尋訪，我找到了一些有趣的線索：

    明朝時，蔚縣稱蔚州，由於鄰近邊塞，“素為臨邊用武之地”，在中原政權與游牧民族的歷次交鋒中屢遭兵亂。出於軍事防備的需要，明朝實行衛所制度，上至京師，下達郡縣，皆設立衛所，依據防區重要程度的不同配置兵力。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置蔚州衛，有三千戶所，1.68萬人。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建蔚州驿鋪站點，由北京經昌平、延慶、懷來、土木至蔚州，使北京與蔚州有了關聯。

    新朝初立，百廢待興，剛剛登上皇帝寶座的朱元璋，對蒙古殘余勢力采取了“來則御之，去則勿追”的防御政策。為應對隨時可能南下反撲的蒙古騎兵，他下令在軍事要隘修築堡寨，“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蔚縣也不例外，從明初洪武年間開始修建，明中期以後則有“八百城堡”之多。如今依然可見的一處處保留在蔚縣堡門上的題字，記錄了這一史實：上蘇莊堡的堡門上刻著“嘉靖二十二年仲秋吉日建立”，卜家莊北堡的堡門題有：“正德十一年□立，嘉靖二十七年□□□□”的字樣。而在崔家寨堡，我從堡門上方漫漶不清的題刻中，依稀辨認出“大明國山西大同□□□”，“崔家寨堡，嘉靖二十□□□”幾個字。難道說地處冀北的蔚縣，和山西大同有關?

    ……

    

    

    馱金載銀的塞外絲路

    兩排險峻的高山，像是凌空降下，一邊重巒青翠，一邊峰巖暗紫，只在中間留出一道小徑，蜿蜒向前。

    這裡是飛狐峪，位於蔚縣城南約13公裡處，是穿越太行山的一條古通道。明朝崇祯年間(1628年?1644年)，兵部尚書、大學士楊嗣昌曾形容它“千夫拔劍，露立星攢”，山路“回首萬變”，如“珠曲蟻穿”，高處“有如天門”，險處“令人旋踵轉足”。

    飛狐峪為拱衛京畿之鎖鑰。由此處向南，過河北涞源、紫荊關，便是華北大平原;由此地向北，穿過壺流河盆地北行，則可至張家口和蒙古草原，向西可達山西。明時，如果北方的瓦剌、鞑靼企圖入侵京畿，可由山西大同經居庸關長驅直入，但明廷在居庸關一帶布下重兵，加之山勢險峻，不易突破。因此，南下的蒙古人就選擇先從大同進入河北，再經飛狐峪向東南，越過太行山，迂回突襲北京的西南側。飛狐峪的戰略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這條通達四方的軍事要隘，即便在明代守備森嚴的時期，也不乏求財若渴的來往商人。

    老話常說，但凡貧瘠之地，最常出現的人有兩種：唱戲的和經商的。山西境內“八分山丘二分田”，北部地瘠民貧，明清時，即便遇上豐年，畝產糧食尚不滿斗。中、南部雖土質稍好，無奈地狹人滿，百姓依舊困苦不堪。為生計所迫，不少農民放下鋤頭，扛起扁擔，挑著晉東南的絲綢、解州的鹽、晉北的明礬和省內各地出產的藥材、羊皮、干果、土布，踏上了離鄉背井的經商路。

    ……

    

    

    商路上的镖師

    繁榮的商路，必然帶來連鎖效應。一行富，行行富。

    在宋家莊古堡，我就意外地“邂逅”了一座因保衛商路而致富的大院人家——“韓家镖局”。韓家大院門口有個石墩，刻著“一百七”三個字。聽村裡的老人說，它是以前镖師用來練武的，作用類似於現在的啞鈴。

    如今，這裡住的只是普通村民，镖局不復存在了。不過走進去，我還是大吃一驚：好大個院!這裡的一進院落，足有一個籃球場那麼大!據說，當年韓家镖局白天接镖，晚上習武，都在這裡進行。

    韓家镖局的創始人，叫做韓瑛，是土生土長的蔚縣人。他自幼習武，生得高大魁梧，氣力過人，以善使鋼刀著稱。清道光二年(1822年)，韓瑛藝壓群雄，在武科舉鄉試中名列第一，同年便在宋家莊創辦镖局，給人押镖為生。他平時常走的路線，就是從保定穿飛狐峪至蔚縣經張家口至庫倫(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的那條近5000裡長的商路。

    那是一個並不遙遠的年代。

    那是蔚縣商業的全盛時期。

    ……

    天下十三省，能不過蔚縣人

    歷史的車輪，駛向民國十四年(1925年)。此時的蔚縣，有缸行(制酒)、當行(當鋪)、雜貨行、藥行、鹽行、油行、鞋行、氈帽行、餅面行、山貨行、京馃行(熟食)、木料行、綢緞行、瓷器行、文具行22種行業、687家商號，僅縣城內的毛皮商號就有百余家之多。

    當時的張家口是響當當的“皮都”，由裘皮、白皮、制革、蒙靴等12個行業組成嚴密的生產鏈條。精明干練的蔚縣人，就是張家口毛皮市場上的“領頭羊”——近八百家毛皮商號中，一半以上的老板是蔚縣人，三萬多從事毛皮業的人員，近三分之二來自蔚縣!

    ……

    有人說，蔚縣人經商的本事，是骨子裡長出來的。或許吧。歷史上與山西的淵源，似乎使蔚縣人天生就有一副經商的頭腦。但若要把自家生意做大做強，僅靠祖上傳下來的基因顯然是不夠的。如果沒有王樸的遠見卓識，沒有文德源、福遠缸坊對品質的苛求，蔚縣商人注定無法在這荒寒的彈丸之地上，開拓出一片廣闊天地。在我看來，這就是他們代代相傳的智慧精髓。

    當京張鐵路來了之後

    路上，我一度試圖尋覓那些明清商號的影子，但它們卻像是躲進了時間隧道，徹底逃遁到另一個時空之中，不留下一丁點痕跡。那昔日的繁盛，那曾經的歷史，究竟到哪裡去了?

    蔚縣傳統商業的蓬勃興起，最初並非完全仰賴北邊的張家口，而它的衰敗，卻與後者息息相關。

    ……

    1909年，京張鐵路通車，考慮到時間的成本，很多商人選擇通過華北平原到北京，在北京的西直門乘火車，經沙河、南口、居庸關、八達嶺、懷來、雞鳴驿、宣化，到張家口，進入張庫商道。這樣一來，曾經的落腳地——蔚縣被繞過了，不再是客商的必經之地。1924年，蒙古共和國獨立。1929年，國民黨政府與前蘇聯斷交，當時在庫倫、恰克圖經商的400余家中國商號全部被當地沒收。自此，張庫商道結束了近4個世紀的繁華，而蔚縣的飛狐峪也隨之逐漸沉寂。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

    昔日車馬輻辏的飛狐峪，最終渺無人蹤，甚至被人們淡忘;暖泉等八大集鎮，也空留大宅門。

    在這個清冷的春日，漫步於飛狐古道，我默然無語。

    它，曾為蔚縣帶來了勃勃生機;

    它，已經這樣寂寥了百年。

    我把手放在耳後，靜靜聆聽：誰的鈴聲，清脆而細碎，穿越時空，從歷史的深處傳來?恍恍惚惚，眼前浮現出一隊長長的騾幫，騾子馱著沉重的行李，商旅們步履蹒跚，行進在古道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