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為了響應聯合國第5屆地名標准化會議關於加強地名文化遺產保護的決議，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加強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的指示精神，切實加強對我國地名文化遺產的研究與保護，喚起全社會對地名文化的認知和保護意識，延續地名歷史文脈，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我們會同相關領域的專家在全國啟動了“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程”。現就有關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作簡要闡述，以期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和幫助。
 

一、地名文化內涵十分豐富
 

      地名是人在社會生活中為了相互區別事物和聯系而制定的稱呼代號。《說文解字》曰：“名，自命也。從口從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以口自名。”就是說，人們在共同生活和交往中，如果白天還可以用手勢、動作來交流思想的話，在夜間由於沒有燈，就只能用聲音來進行交流。於是這個具有特征的事物代號——“名”應運而生了。地名是眾多事物名稱的一種，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早期人類在共同生活和交往中，需要對有關地理實體進行區別和指稱，尤其是一些被崇拜和禁忌以及重要生產生活的地方更需要有名稱作標志。於是，大家就為這些地理實體取個代號（指稱），以便稱呼和識別，這就是最初的地名。在某種意義上地名的起源幾乎和語言的形成是同步的。人類在生存和發展中必須交流，語言是交流的工具，而地名則是用語言為地理實體所作的代號。盡管在古代地名僅僅是簡單的有聲的一種用以區別個體地理實體的語言，但畢竟是地名的發端。文字出現以前，人類只能用口頭約定和傳播地名,以後又可能用一種符號代替。比如近幾年考古中，人們發現的寧夏中衛大麥地巖畫、內蒙古陰山巖畫、雲南滄源巖畫中，有的已是圖示文字，是文字形成以前有著文字萌芽因素的重要形態之一。寧夏中衛大麥地巖畫、內蒙古陰山巖畫中的太陽神，可以說是用圖示文字表示的太陽的地名，雲南滄源巖畫中的原始村寨可以說是用圖示文字表示的居民地地名。其中，寧夏中衛大麥地的早期巖畫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晚期，距今二萬至三萬年左右，而大部分產生於公元前一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這樣，用圖示文字表示的地名至少可以上推到一萬年以前。有了文字以後，才有了文字書寫的地名。即使在現代社會的今天，廣闊的農村、偏僻的山區和曠野，仍然有許多地名是在當地口傳約定而且至今仍在繼續口語使用，並未被文字記載下來。漢字是世界文明古國所產生的原發性文字中惟一現在還在使用的文字。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是目前可識的漢字中最古的文字，甲骨文中有地名上千個，是我國最古老的文字地名。甲骨文的發現，使我國用文字記錄地名的歷史上溯到約4000年前。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地名的數量越來越多、地名的命名越來越科學、地名的類型越來越復雜、地名的表示越來越規范、地名的文化內涵越來越豐富、地名的記錄與傳播手段越來越先進、地名的使用與流傳越來越廣泛。這是地名演進的規律，歷史發展的必然。

      眾所周知，有了人類就有了歷史，有了歷史就有了文化。人類的起源和文化的開端是一對“孿生姐妹”。勞動創造了人，人在勞動中創造和使用工具則是“文化”的萌芽。因此，中華文化的黎明就是從人類制造和使用最簡單的工具“石器”而為開端的。地名是歷史的產物，它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與文化共生並同步發展，因此，地名與文化也是一對“雙胞胎”，共同出生於人類歷史的母體中。如在圖騰產生之前，原始人群過著游徙生活，既沒有群體名稱也沒有聚落地名。在圖騰產生之後，每個人群都以某種動物或植物作為自己的圖騰，並以此作為群體（部落、民族）的名稱。當每個群體定居在一個地方後，便以其圖騰名稱作為定居地的名稱，這就出現了聚落地名。因此，最早的地名大多是圖騰名稱。我國的遠古龍、虎圖騰，是女娲、伏羲兩部落的名稱，經夏、商、周、秦、漢，一貫而下，形成中華民族的龍虎文化，因而使我國各個歷史時期形成了大量的“龍”、“虎”地名。僅《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中收入的以“龍”字起頭的地名就多達225條（如龍潭、龍巖、龍山、龍屯……），以“虎”字起頭的地名也有近百個（虎門、虎市、虎丘……）。可見，我國遠古地名是中華遠古文化的伴生物。又如，唐代盛世，佛教文化鼎盛，佛寺遍及全國（僅唐太宗時期佛寺就有3000多處），遂以寺院、佛神菩薩、法器用具和佛教活動等為名的地名應運而生（如薩迦寺、嘎馬、戰神、轉經、佛燈山……），僅北京市區與寺廟觀庵有關的街巷地名就有300多條。可見，一種文化形態的形成與發展對地名的形成與發展的影響之深。

      我們研究地名文化，既要研究地名這個語詞的文化內涵，又要研究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實體的文化內涵。

      地名是語言詞匯組成部分，是專有名詞，也是一種語言文化形態。地名是因地命名的專有名稱，所以，地名語詞的文化內涵，首先揭示了它所指代的地理實體的位置和范圍。當我們看到或聽到“北京”這個地名語詞時，立刻想到它的地理位置，並知道它代表著北京市的市區，這是一般語言詞匯不具備的文化內涵。同時，地名語詞的文化內涵還包括了音、形、義，即地名的讀音、文字書寫形式和它的含義（命名意義），這是任何語詞都必須具備的基本內涵。地名語詞揭示的地名的音、形、義，是其基本的文化內涵，如進一步挖掘，還可揭示地名的語源：一是地名語詞來自什麼語種，其本來的音、形、義為何，從而揭示了地名語言之源。我國歷史悠久、民族眾多，除少數民族地區的地名多系本民族語地名外，廣大漢語地區有些地名其語言之源也有是少數民族語的，如“吉林省”和“吉林市”的專名“吉林”並非漢語地名，而是滿語的漢譯名稱。在同一民族語言內部，由於方言的影響，出現了許多方言詞地名或特殊讀音地名，如台灣省聚落地名中以閩、粵方言命名的很多；在全國范圍內通用漢字書寫地名，而在民族自治地區同時並用本民族文字書寫地名。從而，形成了我國地名語源文化的豐富而復雜。二是地名的命名緣由（即名稱的來由），揭示了地名命名理據之源。從古代探究地名語源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我國很多地域的命名是與人們生活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的，如以地理方位命名的“陝西”、“河北”、“洛陽”，以地形特征命名的“井陉”、“赤峰”、“葫蘆島”，以山水命名的 “鞍山”、“黑龍江”、“涞水”，以動植物命名的“棗強”、“榆林”、“蛇島”，以礦產資源命名的“鐵嶺”、“石棉”、“鹽池”……。地名命名理據，除因地得名、因人願得名、因物像得名外，還有許多的取決於歷史的緣由，如“廣州”是三國吳黃武五年（226年）從交州分置的，因交州治所名廣信，故取名廣州。可見，由於社會的演變而形成地名命名理據的復雜演變過程。通過對地名語詞文化內涵的進一步挖掘與研究，還可以洞察到其地名實體的歷史、地理、鄉土等文化線索。如從“贊皇”一詞的含義來歷中了解到，公元前968年周穆王曾在贊皇境內討伐犬戎勝於山贊山，遂封為贊皇山；從“井陉”一詞的含義中了解到井陉縣境的地貌特征為“四方高，中央低，如井之深，如灶之陉，故名井陉”；從“蔚縣”一詞的文化內涵中了解到蔚縣的民間剪紙工藝歷史悠久、聞名全國，成為獨樹一幟的民間文化奇葩。

      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實體的歷史進程、地理環境和鄉土風情等構成的文化內涵更為豐富。我們派專家組到河北省趙縣進行地名文化考察，通過調研了解到，趙縣地域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這裡有遠古伏羲文化遺存、秦漢時期的宋子古城遺址，有隋代所建堪稱世界橋梁史上“敞肩拱”橋始祖的安濟橋（趙州石橋），有始建於漢代的北方佛教文化聖地柏林禅寺，有以唐代“趙郡李氏”13相為代表的眾多歷史名人……；趙縣具有獨特的地理文化景觀，這裡是國務院命名的“中國雪花梨之鄉”，栽植雪花梨的歷史長達1700余年，境內25萬畝梨園春季花海似雪如玉、金秋累累碩果遍地飄香，一派誘人的梨園文化；趙縣還有質樸的鄉土文化，這裡是燕趙文化腹地，民俗風情、衣食住行具有濃厚的燕趙傳統文化特色，民間剪紙工藝享譽國內外……。從深入研究中看到，地名實體的歷史、地理和鄉土等地域文化是地名語詞形成和生存的環境和土壤，同時還影響著該地域地名群的形成、采詞和演變的規律和特征，從而造就了一方地名文化景觀。如專家組在涿鹿縣調研時了解到，涿鹿縣境內有涿鹿山，古稱獨鹿，形似一只梅花鹿，山前有一條溪水名涿水，俨然如一幅山水圖畫。這一地理文化景觀則成為“涿鹿”這個地名語詞形成的土壤，形象地揭示了“涿鹿”一名的語源。據《史記》等大量文獻記載，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最後“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中華三大文明始祖炎、黃、蚩在涿鹿縣這塊土地上創造了中華文明初制，使涿鹿成為華夏民族之發祥地、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搖籃、中華傳統文化的源根。今天的涿鹿已成為華夏兒女尋根問祖的地方，建有“港土歸根碑”和“澳土歸根碑”，並列為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的聖火傳承之地。古老、深厚、輝煌的歷史文化，成為“涿鹿”這個古老地名得天獨厚的生存環境，使之世代傳承、沿用至今，具有強大而旺盛的生命力。又如，井陉縣地域由於歷史源遠流長，使得境內聚落地名形成歷史悠久。據對全縣318個自然村統計，其中建村千年以上的占27%，建村500年以上的占48%。由於全縣山巒起伏、溝壑縱橫，所以半數以上的聚落地名都以所臨山川地形特征而得名，如以山體形態而得名的占40%，以河川及相關地勢得名的占17%。形象地說明，縣境悠久的歷史文化和鮮明的地貌特征成為縣名“井陉”及其聚落地名形成的土壤和生命力猶存的真谛。

      上述分析說明，地名文化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地名語詞文化；二是地名實體文化。地名語詞文化屬於語言文化范疇，是地名實體文化的標志，對於我們研究地名實體文化可以起到抓綱帶目的作用，因此，它是地名文化中的基本內涵；地名實體文化屬於地域文化范疇，是地名語詞文化形成、生存的環境與土壤，對於我們研究地名語詞文化可以起到基礎和深化的作用，因此，它是地名文化的外延。地名語詞文化和地名實體文化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統一體，二者構成了地名文化的全貌。地名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具有鮮明的廣泛性、綜合性、歷史性特征。因為，地名文化既屬於物質文化又屬於非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是廣義的文化概念；地名文化既包括語言文化又包括歷史文化、地理文化和鄉土文化等，是一個綜合性的文化范疇；地名文化是伴隨著民族文化形成發展而形成發展起來的，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化石，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地名是信息的載體，它具有承載、積澱和傳播文化信息的功能。因此，地名既是語詞文化的標志又是地名實體所含歷史文化的化石、地理文化的鏡像、鄉土文化的窗口。所以，我們可以把地名文化稱之謂“地名載體文化”。

      綜上所述，我們把中國地名文化界定為：中國地名文化，是以中華民族為創造主體，以地名為載體，在中華大地上伴隨著民族文化的形成發展而形成發展起來的，具有鮮明特色和豐富內涵的，且世代傳承的地名語詞文化和地名實體文化體系。
 

二、古老地名是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
 

      我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地名浩如煙海，為世界地名大國，古老地名其歷史之久、存量之大和文化內涵之豐富堪為世界之最。據我們調研和評估，我國現存的千年以上的古縣就有700多個、千年古鎮1000余個、千年古城（都）300余個、古村落近10萬余個……這些古老地名，記錄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沿革，記錄了災害、戰爭和疾病的磨難，記錄了自然環境的變遷，記錄了華夏祖先創造的文明成果，也記錄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它們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見證，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化石。

      通過對涿州市地名文化調研看到，涿州是三國時期劉備和張飛的故裡，是劉、關、張桃園結義的地方，是中國義文化發祥地；這裡是“中國地理學之父”郦道元的故裡，有中國北方古代最大、最完整的水利工程，成為中國郦學文化的源根；這裡是中國儒學一代宗師盧植和中國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的祖地，並形成了典型的盧氏宗親文化；這裡是宋代哲學家邵雍的故裡。這裡還是宋太祖趙匡胤的故裡，僅入選《河北古代人物綜錄》的歷代名人多達257人，古涿州可謂名人荟萃之地，涿州古城成為中國歷史名人城。“涿州”這個古老地名成為諸多歷史文化的指代地，是涿州地域文化資源信息的載體，成為世人矚目的地名文化遺產。

      北京的胡同地名文化內涵豐富。許多胡同名稱如濟州衛胡同、白塔寺胡同、國子監胡同等，成為古都北京歷史文化的化石；許多胡同名稱如北河胡同、水簸箕胡同、海子橋胡同、海運倉胡同等，成為古城北京地理文化的鏡像；還有許多胡同名稱幾經雅化，如啞巴胡同雅為雅寶胡同、臭皮胡同雅為壽比胡同、雞爪胡同雅化為吉兆胡同等，成為京城語言文化演進的窗口。北京的胡同地名在古都的歷史進程中，深深地融入了京城文化的精髓，成為北京歷史文化的印證，鮮明地展現了古城風貌特征，是國內外注目的文化遺產。

      聯合國第5屆地名標准化會議6號決議提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遺產”。事實說明，我國擁有的眾多古老地名具有豐富的文化積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化石，是中華文明史的見證，是寶貴的地名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成員。我國擁有眾多的地名文化遺產，表明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明對世界人類歷史與文明的巨大貢獻，向世界展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從而增強了中華兒女的民族自豪感和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責任感。
 

三、加強地名文化遺產的研究與保護已成當務之急
 

      對地名文化的挖掘研究和保護，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聯合國第6屆地名標准化會議的9號決議指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歷史意義，隨意改變地名將造成繼承文化和歷史傳統方面的損失”。許多國家都把地名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研究作為地名科研與地名工作的重要內容。如，加拿大從1989年始就展開了對傳統地名的整理，對怎樣保護具有紀念意義的地名進行了研究與決策；荷蘭正在建立歷史地名數據庫，以保護和研究地名文化遺產；奧地利聯合中、東歐各國對12世紀以來形成的居民地地名進行大規模考察，用以研究保護措施；北歐不少國家都將地名文化遺產列為本國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力開展地名文化宣傳、保護活動，其中瑞典正在進行“優秀地名保護活動”，對歷史地名和古跡地名進行登記、公布、宣傳和保護——全球性的地名文化遺產研究與保護活動，方興未艾。

      在我國，由於社會上對地名文化缺乏認知，對地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淡薄，因而對古老地名隨意更改和廢止的現象屢禁不止。大躍進時期改了一批，“文革”中又改了一大批，近年來在城市化建設、資源開發和環境整治中隨意更改或廢止古老地名的問題更是時有發生。如江西省鄱陽縣因地處番江北岸（素有水北為陽）而得名，1957年為簡化書寫而改為波陽縣，致使“鄱陽”這個古縣名語意頓消；河北省完縣為金代所置完州 ，以“山川完美、堅固”之意而得名，但在1993年因外商認為“完”是“完蛋”之意，而更名順平縣，此舉何等荒唐。許多歷史悠久的城市，特別是一些歷史文化名城，在舊城改造中忽視對反映古城歷史文化風貌的古老地名或傳統地名的保護，致使許多文化內涵豐富的老地名變更或消失。如北京市舊城區的胡同地名是古都歷史文化風貌的一大特征，然而在1980年至2003年間因舊城改造而消失了40%。地名語詞的含義是對地理實體的專指，它揭示了地理實體的歷史沿革和語源文化，地名一旦更改或消失，其“專指”功能頓消。

      隨意改變、廢棄古老地名，在當時背景下雖有一定道理，但將其放到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看，則極少合理性，實質上造成對歷史文化資源的嚴重破壞。我們應充分認識到，保護地名文化遺產，就是保護人類文明成果，就是保護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就是保護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保護地名文化遺產，是地名主管部門和研究機構乃至全社會神聖的歷史使命！
 

四、地名文化遺產的研究與保護是一項系統工程
 

      根據我國古老地名不斷消亡的嚴峻形勢，為了對全國地名文化遺產進行搶救性研究與保護，2004年2月，我們向民政部領導提出了建立地名文化遺產研究與保護機制。擬開展“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程”的規劃與試點，得到了部領導的贊同和批准。經過調研、規劃與試點，我們擬定了《“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程”實施方案》。“保護工程”包括地名文化遺產的分類調查與評估、地名文化遺產的鑒定標准體系、地名文化遺產的評價與記錄、地名文化遺產的研究與利用、地名文化遺產的傳播藝術模式、地名文化遺產的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地名文化遺產的管理與保護等7個項目，是一個全新而龐大的科學系統工程。

      首先，開展地名文化遺產分類調查與評估活動。調查范圍包括古政區地名（含古縣、古鎮）、古聚落地名（含古城和古都、城市古街巷、古村落）、古建築地名（含古寺廟、古樓閣、古塔幢、古驿道、古橋梁等）、古山川地名（含地質形成古遠的山、河、湖、洞、泉、關隘等）、古坊店地名（含古老工廠作坊和商業店鋪）五大類，調查內容包括古地名的歷史沿革、地名語詞文化和地名實體文化、保護利用情況三個方面。調查活動以省（區、市）為單位組織實施，采取分類、分期、分階段逐步推進的方式進行。在分類調查和有關縣（市）提交古地名文化調查材料的基礎上，由各省（區、市）會同“中國地名文化遺產研究保護中心”專家組，對全省（區、市）地名文化遺產進行評估論證；在各省分類調查評估後，組織專家對全國地名文化遺產進行分類綜合評估，評價估測出各類地名文化遺產的存量與分布、形成背景與年代、地名文化含量與特征、保護與利用價值等，作為實施“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程”各項活動的科學依據。因而，調查與評估是“工程”的基礎工作。

      第二，建立地名文化遺產鑒定標准體系。在分類調查與評估並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組織地名和相關學科專家，制定了“中國地名文化遺產鑒定標准體系”。按著我國地名文化遺產的分類和本質特征，本標准體系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鑒定各類古地名是不是地名文化遺產的“基本標准”，對各類地名文化遺產的形成時間、專名傳承和基本文化內涵三方面作出明確規定；第二部分為鑒定各類地名文化遺產重點保護對象的標准，它以第一部分“基本標准”為基礎，進而對其地名文化的含量、突出或獨特之處和普遍價值等方面作出具體規定。本標准體系是鑒定我國各類地名文化遺產及其重點保護對象的技術標准，具有較好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

      第三，對地名文化遺產評價與記錄。對我國地名文化遺產的評價鑒定和記錄備案，通過兩步進行。首先，在各省（區、市）開展地名文化遺產分類調查與評估的基礎上，依據“基本標准”對每個古地名逐一進行評價鑒定，認定其是否為地名文化遺產，並將認定的地名文化遺產載入《中國地名文化遺產名錄》；第二步，在被認定為各類地名文化遺產之中擇其具有典型性的，可申報重點保護對象——千年古縣、千年古城（都）、千年古鎮……，經專家組調研論證並推薦後，依據“地名文化遺產重點保護對象鑒定標准”中的相應標准，認真公正地評價鑒定，凡被認定為重點保護對象的均載入《中國地名文化遺產重點保護對象名錄》。兩級《名錄》，表示被載入之古地名的地名文化遺產資格及其保護級別，並以示記錄備案。

      第四，對地名文化遺產研究與利用。為把地名文化及其遺產作為地名學的新領域，進行深入系統地挖掘與研究，我們設立了“中國地名文化與地名文遺產”課題組，對我國地名文化和各類地名文化遺產進行多視角、多層面地系統研究。考證地名文化及其遺產形成的歷史背景和生存的環境，理清地名文化歷史文脈及其實質、內涵與特征，追尋古老地名生命力猶存的真谛，探索提升我國地名標准化文化品位的新理念，將地名文化及遺產的研究與保護融入我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中去。結合“保護工程”的實施，積極探索充分開發、利用地名文化資源的途徑，使之成為壯大國家和地方文化總體實力的新資源和帶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無形資產。

      第五，對地名文化遺產的弘揚與傳播。為了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地名文化，廣泛傳播中國地名文化遺產，喚起國民對地名文化的認知，增強全社會對地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並以此為教材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要運用多種傳播藝術模式，弘揚與傳播地名文化及其遺產。一是組織攝制大型電視文獻片《千年古縣》、《千年古城（都）》……，通過影視畫面形象地展現豐富而深厚的地名文化，使觀眾深入了解地名對文化的載體功能。二是編纂出版《中國地名文化遺產叢書》，包括《古縣地名文化志》、《古城（都）地名文化志》、《古村鎮地名文化志》、《古建築地名文化志》、《古山川地名文化志》、《古坊店地名文化志》６套專志系列。將認定的地名文化遺產分類收編，既是中華地名文化集大成之專著，又是查閱中國地名文化遺產的工具書。三是舉辦地名文化書畫展、圖片展和地名知識電視大賽，建立地名文化碑林、地名文化博物館等宣傳設施，廣泛普及地名文化知識。四是設立“中華地名文化網站”，開發多功能地名文化服務系統，實現地名文化資源共享。

      第六，開展地名文化遺產的國際學術交流。積極參加聯合國地名組織開展的各項地名文化研究與保護活動；聯合國地名專家組中國分部及時向聯合國地名標准化會議通報“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程”進展情況及取得的成果；舉辦“中華地名文化國際論壇”和“中國地名文化遺產博覽會”，進行地名文化學術交流與合作。

      第七，加強地名文化遺產的管理與保護。對各類地名文化遺產重點保護對象，由聯合國地名專家組中國分部制發“中國地名文化遺產——千年古縣（千年古城、千年古鎮……）”保護標志牌，向社會公示，以提高認知度和保護意識。總結“保護工程”的實施經驗，制定加強地名文化遺產保護的規定，使我國地名文化遺產的保護納入法制軌道。在“保護工程”基本結束後，因勢利導，建立地名文化遺產管理保護的長效機制。如將傳播藝術模式形成產業化，深入持久地弘揚與傳播地名文化；建立地名文化遺產管理保護信息系統，並形成定期更新運行機制，實施跟蹤監測與管理；建立地名文化遺產調查、評價、鑒定、記錄、公示等一系列運行機制，將地名文化遺產的管理保護經常化、制度化。

      實施“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程”，要科學把握、精心運作、分步推進。為了加強“保護工程”的具體組織指導，設立了“中國地名文化遺產研究保護中心”，具體負責組織推動、業務指導；邀請侯仁之、鄭孝燮、羅哲文等文化遺產專家為顧問，給予理論支持。在民政部的領導下，要緊緊依靠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有關市、縣地名主管部及相關部門的支持與配合，上下通力合作，實施各項活動。鑒於全國地名文化遺產存量大、類型多、分布廣，故要采取分類、分期、分步實施的工作途徑。
 

五、搞好地名文化遺產的研究與保護意義重大
 

      從試點和啟動階段看出，百姓對保護老祖宗留下的地名有感情，地方政府認識到自己有地名文化遺產資源後有熱情，學術界對歷史文脈將得到保護感到高興，文化界對開辟一個新的文化領域感到鼓舞，老一輩為能制止在地名上出現的浮躁現象感到欣慰。可以說，“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程”贏得了社會廣泛的支持和關注，是一項服務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民心工程。

      第一，是我國積極參與國際地名標准化工作的需要。在聯合國地名標准化會議有關保護地名文化遺產決議的推動下，研究和保護地名文化遺產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歐、美許多國家早已行動起來並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個全球范圍的地名文化遺產保護潮流已經掀起，且日漸高漲，這是國際地名標准化工作的深入與發展。我國作為地名文化大國和聯合國地名專家組中國分部，必須迎頭趕上，積極投入到國際地名文化遺產保護活動中去，並盡快取得成效。這不僅是中國地名標准化工作的需要，也是國際地名標准化發展的要求。

      通過實施“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程”，在國際上展示我國文明進步的程度和地名學科及相關學科發展的水平，特別是漢語地名的保護對與漢藏語系有關的國家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通過實施“保護工程”，使中華民族創造的文明成果得以保存、傳承並發揚光大，這將是對保護全球人類文明成果的一大貢獻；通過實施“保護工程”，探索提升地名文化品位的地名命名新理念和先進文化觀，將我國地名標准化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為推動地名國際標准化的發展做出新貢獻，在國際地名組織中將大大增強我國的影響力。

      第二，是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落實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的實際行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作為黨的先進性的重要特征和顯著標志，把努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視為時代賦予黨的重大戰略課題。當今世界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不僅包括科技、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實力的競爭，同時包括文化實力的競爭，而且文化實力滲透在綜合國力的各個要素之中。所以，黨的十五大已經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一並納入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不斷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增強我國文化的總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地名文化遺產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大家庭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通過挖掘和研究傳統地名文化，將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地名文化的活動融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系統工程，使之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組成部分，以壯大國家的總體文化實力。通過開展地名文化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從而展示中華五千年從未割斷的傳統文化魅力，彰顯東方文化大國的風范，以提高我國在世界文化領域的影響力和競爭力。

      第三，是積極應對世界多邊思想文化的沖擊，維護國家的文化主權和民族尊嚴的戰略行動。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引起世界多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在外來思想文化的沖擊中，我們必須保護和發展中華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大力弘揚民族精神，並積極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堅持文化建設的與時俱進，這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地名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同樣受到世界多邊文化的沖擊與影響，在我國城市地名的命名中出現了盲目崇洋和照搬外國文化模式的傾向，如一些商品住宅區和大型建築物的命名中出現了一種歐化、洋化傾向。諸如“蒙地卡羅山莊”、“東方塞納”、“悉尼陽光”、“藍色加勒比”、“A計劃”、“COCO時代”、“自由TNA”等等不一而足，完全丟棄了對中華優秀地名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有些地方的開發商，在建築物的命名中張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等封建沒落的腐朽文化，引起當地群眾的激憤和質疑。

      對於當前我國城市地名命名中出現的種種不健康的文化傾向，我們地名主管部門和研究機構，必須從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政治高度增強責任意識、憂患意識、導向意識、陣地意識，通過實施“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程”，大力傳承中華傳統地名文化，用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理念引導地名命名更名活動，指導城市地名規劃工作，在地名標准化工作中從容地應對世界多邊思想文化的沖擊，堅定地維護國家文化主權和民族尊嚴。以優秀的地名文化為教材，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提高全社會對地名文化的認知，喚起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激發民族自豪感。從而，提高維護國家文化主權和民族尊嚴的自覺性。

      第四，是發展文化產業和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一條途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繁榮，必須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這是黨的十六大確立的一個重要方針。積極發展文化產業，是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客觀需要。文化的經濟化和經濟的文化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新特點，文化生產力是一種經濟滲透力和經濟轉化力，文化產業在一些發達國家已成為國民經濟中新興的支柱產業。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文化產業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還會日益增大，文化產業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將會日益凸顯，文化產業逐漸取代傳統產業而成為新的戰略性主導產業。

      地名文化是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同時又給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以一定的影響。我們實施“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程”，向國內外大力弘揚、傳播中華傳統地名文化，並與有關的文化中介、產業機構合作，將多種地名文化傳播媒體轉化為地名文化產品並推向市場，形成地名文化產業，使之成為我國文化產業中的一支重要的產業鏈。運用多種傳播藝術手段和一系列地名文化產品，深入持久地大力宣傳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對象——古老地名，使之在國內外的知名度大增，甚至使一些原本默默無聞的古地名一舉成名，從而使一大批古老地名成為知名品牌，成為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無形資產。我們實施“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程”，將為市縣開發、利用文化資源搭建一個平台，為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架起一座橋梁。

      第五，是地名學科開拓研究領域和有助於相關學科發展的重要機遇。我國地名學是一門新興學科，多年來隨著地名標准化工作的深入發展，地名學逐步走向成熟並取得豐碩成果。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我國地名學應不斷開拓研究領域、創新研究理念，進一步完善學科體系，為地名標准化事業提供理論支持。我們啟動的“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程”，則為開拓地名學的研究領域提供了難得的機遇。為此，中國地名研究所設立了“中國地名文化”課題組，結合“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程”的實踐，對中華地名文化進行多視角、多層面的系統研究，逐步創建我國地名學新的分支學科——地名文化學。

      地名學是一門涉及許多學科的邊緣學科，它從歷史學、地理學、語言學、民族學、民俗學、管理學、測繪學等許多學科中吸取營養，以豐富開拓自己的學科領域。對地名文化內涵的挖掘與研究，則需要借助相關學科的原理和技術為我所用，同時也為相關學科輸送了新養份。可以說，我們對地名文化的挖掘與研究，是與相關學科相互交叉、兼容並蓄的過程，既拓展了地名學科研究領域，也豐富了相關學科的學科內容。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已經全面融入全球信息化的世界潮流，如何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以一種全新的眼光與胸懷重新發現中國地名文化中的獨特魅力，並獲得與世界先進文明對話的能力，是中國文化面臨世界新形勢走出去的現實問題。中國不僅要建設成為經濟大國、強國，而且要建設成為文化大國、強國，才能實現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發現東方和重新闡釋包括地名文化在內的中國文化，是建設“文化大國”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們幾代人的使命。北京4月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