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國務院公布首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至今恰滿30周年。30年間，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已增至118個，一大批優秀的歷史文化遺存得以有效保護。
　　然而，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文物古跡保護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拆掉“真文物”建造“假古董”的現象屢有發生；以模仿為跨越，“千城一面”的隱憂在凸顯……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中面臨困惑，發展中謀求突圍。本報記者赴山西大同，河南洛陽，雲南大理、麗江調研，嘗試找尋城市記憶，梳理名城保護的思路、脈絡，管窺其經驗、得失。
　　注重“古今兼顧”
　　民生改善怎樣與遺產保護相統一
　　75歲的李鳳蘭在大同市大廟角街6號院生活了58年。這個小四合院擠著16戶人家，她租住的一間平房約13平方米，每月100元。煤爐燒得正旺，我們坐在床邊細聽老人心願：“希望早點兒搬進廉租房，住上樓，租金只要20塊。”
　　如果不是置身大同，你很難體會一個城市主政者復興古城的決心。暮色漸濃，站在修葺一新的東城牆上眺望：城外，高樓林立，現代城市的天際線盡收眼底；城內，冒著炊煙的低矮平房與飛檐翹角的房屋“混搭”，顯出幾分雜亂。徜徉城內大街小巷，藍色圍擋隨處可見，老城像個大工地。
　　2008年，大同明確“一軸雙城，分開發展；古今兼顧，新舊兩利”的名城保護基本思路，即以東城牆外的御河為軸線，御西保護完整的古城，御東建設現代化新區。
　　完整保護而非重點保護，成為大同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戰略基點；另辟新區取代舊城改造，也為建設安居工程騰挪了空間。“大同的城市建成區面積已達120平方公裡，而古城不過3.28平方公裡，為什麼非要和老祖宗較勁？”在仿古建築鳳臨閣，市長耿彥波坦言，把古城保護與城市發展放在同一個空間很難實現。
　　改善民生與保護遺產之間的矛盾，在洛陽似乎更難纾解。“按保護規劃是綠地，現在卻要蓋高樓了。”站在中鋁洛陽銅業有限公司門前廣場東側，順著河南科技大學文化遺產研究組組長楊晉毅研究員手指的方向，我們看到了一圈圍擋和高高聳立的塔吊……
　　洛銅所在的“洛陽澗西工業遺產街”已於2011年5月入選“中國歷史文化名街”，是目前30條歷史名街中唯一一條工業遺產街。特別是一拖、洛軸、洛礦、洛銅4個同時選址、同時規劃的廠前廣場，一線排列，綿延5.6公裡，雄偉開闊，充滿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色彩，有重要歷史價值與文化價值。
　　楊晉毅告訴我們：“去年10月，這棟樓開工，我們就馬上與市規劃局、文物局的領導溝通，他們都回復說‘沒批’，後來就停工了。但前幾天，塔吊又豎了起來。”
　　帶著疑問，我們采訪了洛陽市規劃局副局長崔玲。她回復說：“洛陽市歷來重視工業遺產保護，早在1987年洛陽城市總體規劃中，就有一個章節包含了工業遺產保護內容。2011年，形成澗西整體保護規劃，決定重點保護‘一線三點四片’，即中州路沿線風貌，2號、10號、11號3個居民街坊，以及一拖、洛軸、洛礦、洛銅四大廠區。但在這一過程中，遺產保護與改善民生間矛盾突出。”崔玲說，澗西工業區內居民戶數多，住房年久失修，有的已成危房，居民外遷成本高，只能就近考慮。洛銅門前這棟樓就是企業為職工修建的保障房，“還在走審批程序”。
　　在大理，古城保護管理部門也有本難念的經。行走在大理古城熙攘的石板路上，幽靜的古民居引人流連。但一組數字卻多少讓我們感到惋惜：大理古城內的古民居2002年尚有105院，而到2008年只剩下72院。
　　“一些私人產權的古民居，有保護價值但又夠不上文物保護的檔次，基礎設施差，滿足不了現代生活需要，民居主人提出改造，我們拿不出不拆的依據；另一方面，有些招商引資項目，開發商以利潤最大化為前提，也拆了一部分。”古民居究竟該如何管理，令大理古城保護管理局副局長洪碧輝頗感困擾。他介紹，目前正在報批大理古城古民居保護管理辦法，基本思路是設立保護基金，對掛牌保護的古民居給予保養、修繕等方面的補助。
　　麗江所要承受的則是“原住民大量外遷”的爭議。一些古城居民將舊宅出租為商鋪、客棧，獲得收益，自己在新城購房居住，古城日益為外來商業人口占據。這種現象，逐漸化為外界對麗江傳統民族文化淡漠的隱憂之一。
　　對原住居民外遷，麗江市博物院黨委書記李共久認為，政府不能只強調他們受利益驅使的一面，也要深入分析其他原因。“古城與其他文物、遺跡不同，是人們居住、生活的場所，相關的道路、學校、醫院、市場、郵局、宗教場所等，都應完整保護，確保生活便利。”
　　民生改善與遺產保護，真是難解的二元方程嗎？或許正如崔玲坦陳，理念也應不斷完善，從過去以保護為主，到現在保護與利用、保護與民生並重。
　　遵循“修舊如舊”
　　經典遺存怎樣在開發利用中生輝
　　參觀完御東新區，我們在文瀛湖畔停留遠眺，梳理思緒。隨後出市區，趕赴雲岡石窟。大同就像曲夢幻的交響，在密集的時空內，新與舊交織，對比鮮明。
　　在雲岡石窟景區，導游魏麗芳帶領我們穿過禮佛大道來到山堂水殿。這個28歲的大同姑娘已在景區工作近7年，她回憶起初來時游客的感慨：石窟很震撼，但環境太差了。2008年8月起，大同市籌集17億元，歷時兩年對雲岡石窟景區實施綜合整治，核心景區擴大至3300畝，是原先的10倍。“山堂水殿”即依據郦道元《水經注》的記述復建。“以前游客只看石窟，三四十分鐘就轉下來，現在怎麼也得兩小時。”魏麗芳說。
　　“那時候，雲岡石窟躲在5個村子後面，拉煤車就從石窟前通過，佛像長年披著灰色袈裟；明城牆只剩殘缺不全的一圈土梁，甚至有人直接掏了洞住在裡面；華嚴寺、善化寺、清真寺等遺存，要麼混跡於各種違章建築中，要麼成為危房。”春雪中的石窟尤顯靜谧、雄渾，大同市新聞中心主任谷盛明拿著些老照片懷起了舊……
　　大同，這座有2300多年建城史、400多年建都史的北方城市，是我國首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然而近幾十年來，其聲名卻更多地與“煤”相關。用市長耿彥波的話來說，大同“有歷史沒文化”，大同人“抱著金碗沒飯吃”。古城保護工程全面啟動後，大同把明城牆以內3.28平方公裡的古城全部劃定為保護對象，並把保護區域擴大到4.8平方公裡。凡在該區域內對古城風貌造成嚴重破壞的多層建築，全部列入拆除范圍（目前已拆除800萬平方米）。同時，啟動明城牆、華嚴寺、善化寺等重要文化遺產的保護、修復工程，完整恢復傳統裡坊格局和四合院。“夢回北魏”，成為大同古城復興的追求。
　　但大拆大建還是引來爭議，有的項目甚至被國家文物局一度叫停。原因在於，耿彥波要修復的不僅僅是單體建築遺存，還要恢復當年的整個建築群，而其中的許多部分早已煙消雲散。據我國文物保護法的規定，“不可移動文物已經全部毀壞的，應當實施遺址保護，不得在原址重建。”
　　但耿彥波堅持認為：“其實，我國得以傳承下來的古建築絕大部分都經過了維修加固，或重大修繕，或重修復建。”他說，關鍵在於區別“文物造假”與“修舊如舊”。而大同始終遵循“修舊如舊”的基本原則。
　　可是，歷史資料的缺失、傳統工藝技術的失傳，“修舊”真能做到“如舊”嗎？“真理永遠在路上。”耿彥波這樣作答，“政府要有長遠眼光，不能讓有價值的城市平庸化。我們想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趟出條路來。”
　　相較於大同，洛陽的城市規模更大，而發展空間卻顯得局促。原因在於，洛陽的地面遺存少，遺址卻十分豐富。在洛陽，如何處理好遺址保護與城市發展的關系，是始終考驗城市規劃者的一道難題。
　　在洛陽市文物局副局長余傑的辦公室，他頗為自豪地向我們介紹，1982年通過的國家文物保護法，就體現了“洛陽工作方式”的精神，即大型基建工程，首先應開展文物普探和文物發掘，之後才能進行基建項目審批。“除‘考古先行’外，‘規劃先行’也是洛陽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中堅持的一大原則。”余傑說，“早在上世紀50年代，洛陽就避開老城建新城，創立了城市規劃的‘洛陽模式’。當時，政府規劃建設澗西工業區，有意避讓了東周王城、隋唐洛陽城和金元舊城，體現了自覺保護地下文物、遺址的理念和思路。之後，三期、四期城市總規的編制、修編，也始終堅持這一理念。”
　　洛陽人稱“五都荟洛”，在洛河沿岸、東西不足100公裡的范圍內，分布著二裡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東周王城遺址、漢魏故城遺址、隋唐洛陽城遺址等五大都城遺址。同時，北有邙山陵墓群，南有龍門石窟，遺址數量多、體量大，為避開這些遺址，洛陽形成了特有的組團式城市規劃形態和布局。對著一幅洛陽市城市規劃圖，崔玲向我們講解：“你們看，這座牡丹大橋是不是這樣直過來修更好？但為了避免跨越隋唐洛陽城裡坊區，就向西繞著修了。”
　　不知是否出於更好地統籌城市發展與文物保護的關系，從2010年7月起擔任洛陽市副市長的譚建忠，其分管部門既有住建、規劃、國土、交通，也有文物和旅游。譚建忠說，“地面遺存少，老百姓沒直觀感覺，保護意識就差。從‘十一五’以來，洛陽開始實施大遺址保護展示工程，通過建遺址植物園、考古公園、文化產業園等不同的保護展示形式，讓洛陽的歷史文化不僅可寫、可讀，也可看。”
　　站在定鼎門仿唐風格的門樓上，現代化的洛南新區一覽無余。而我們腳下，正是隋唐洛陽城定鼎門遺址。大遺址保護展示工程，賦予洛陽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一個嶄新的維度。
　　警惕“千城一面”
　　特色文化怎樣在時代變遷裡延續
　　雨過天晴，在大理古城我們偶遇幾名台灣游客。剛離開麗江前來大理的張先生說：“沒想象中那樣古色古香，走在每條街上感覺都差不多。”
　　大理市旅游局副局長楊斌有些無奈：以前每棟民居都能展現屋主人獨特的身份、地位，體現其喜好、情趣，但現在很多城市在老城改造時，一條街使用同一個施工隊，建造的房子統一高度、統一樣式，怎麼會有特色呢？
　　“商業氣息濃”、“外來文化沖擊”，是近年來外界對大理、麗江古城的普遍質疑。麗江市古城保護管理局局長和仕勇並不否認，麗江古城存在“商業氛圍與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完整性相互協調的問題”。他說，為淡化古城內局部區域過濃的商業氣息，麗江對古城商業經營行為實行了准入制度，取締了經營性音像、歌舞廳、網吧、現代服裝等項目，加強了對民族特色店鋪的保護。從2008年起，逐步收回古城內所有政府直管公房鋪面的使用權和經營權，在公房招租過程中，凡經營項目與傳統民族文化相關的，例如東巴造紙、麗江粑粑等，都給予房租優惠。
　　“‘千城一面’不僅指建築樣式，更有內在文化氣質的趨同。”麗江人、媒體工作者木勝玉坐在酒吧外的長椅上說，“即便建築外觀有差異，但如果街巷中沒有閒坐的老人、奔跑的孩童、提籃買菜的主婦，只有陳列著類似商品的店鋪和忙著做生意的商家，會不會同樣產生‘似曾相識’的感覺？”
　　在麗江，我們拜訪了七旬老人周孚定。家住古城黃金地段的他，卻長時間在自家房門口貼上“此房不租”的字條。後來，經不住老伴和兒子的勸，才出租了兩個鋪面。如今雖已在古城外購房，老周依然堅持住在古城。“古城裡一定要有些文化氛圍，才對古城好。”有著深厚書畫功底的周老先生，常給來麗江寫生的學生免費授課，講繪畫技法，也講麗江的山水、服飾、喪葬、婚姻習俗。
　　麗江市古城區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局長李之典一邊遞來納西族歌手CD專輯，一邊介紹，麗江近年來在中小學開設了納西族母語課，大力培養演唱歌手和詞曲作者，並對“新麗江人”（外來經營戶）進行納西族語言、服飾、習俗等培訓。“人們為什麼喜歡麗江？主要在於她獨特的民族文化。守望民族文化的家園，在飛速發展的今天很難。但以民族文化為靈魂的古城保護路子必須堅持。”麗江市副市長楊一奔說。
　　我們在洛陽采訪時了解到，洛陽要學習西安大明宮遺址公園、曲江文化園區、大唐芙蓉園等建設模式，還將對老城區投入100億元，保護、開發明清街區。這不免引人擔憂：西安提出了皇城復興計劃，大同在做大規模的古城復興工程，陝西漢中也曾提出將投巨資打造“中華漢城”，當許多城市掀起“復古”風潮時，會不會形成新的模仿？
　　譚建忠絲毫不擔心：“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河洛之根、絲路起點，是洛陽城市的四張名片。我們將把洛陽最具特色和風采的東西挖掘出來，避免吃別人嚼過的馍。”
　　而在大同調研時，我們發現，在華嚴寺、靈巖寺、文廟等地都能看到耿彥波題寫的楹聯。“不怕被人說到處留名？”他很淡然：“人是文化動物。楹聯是個性的東西，能體現對傳統文化、對人生的理解。‘自古太守皆詩人’，我想展現當代市長的文化情懷。”
　　“城市最怕模仿，每座城市都要走自己的路。”此行結束，大理居民尼瑪的話還在我們腦海裡回響。
　　保護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專家點評）
　　促進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發展，關鍵在於尋找“保護”與“發展”的結合點。
　　在人類社會，古城是復雜的有機生命體。它的固有屬性同時包含“保護”與“發展”兩個方面。既不能人為地將二者對立起來，也不能簡單地用古城和新區的空間區隔把二者截然分裂開來。就歷史文化名城而言，如何對待“保護”與“發展”，也是保護制度和保護工作最核心、最本質的問題。沒有文化遺產保護作為基礎，拋棄既有文明，社會發展和進步就無從談起；沒有發展和進步，也就不可能再有新的歷史文化積澱生成，無法持久永續地豐富歷史文化名城內涵，延續它的歷史文脈。歷史經驗一再表明這是無法逾越的法則。有例為證，平遙曾深陷“保護”與“發展”兩難困境，古城保護成效甚微，經濟發展舉步維艱。直到1992年創新了“寓保護於發展，以發展求保護，保護與發展並舉”的思路，尋找到了二者的結合點，才使平遙古城在保護與發展中相輔相成，兼得雙贏，並一舉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成功。如今財政收入近8億元，相當於申遺前的20倍。旅游門票收入也超過了1億元。
　　處理好“保護”與“發展”關系的核心，是保護文化遺產的真實性。與此同時發掘其文化內涵，通過有機更新，為其找到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新用途。如果對古城大拆大建，那麼將失去歷史遺存所承載的珍貴價值和特殊職能，如歷史信息、地域文化、建築技術、材料和審美藝術，以及傳統的起居形態等等。至於大批拆除古城內已建多層建築，完整恢復傳統裡坊格局和四合院，甚至不切實際地全面恢復所謂漢、魏、唐、宋古風，則有悖於遺產保護，勞民傷財，於事無補。對在古城內早已全部毀壞的地面文物建築，也無必要大量重建。確因傳承某種特定歷史文脈，需要重現歷史人文景觀的，也應依據《文物保護法》慎之又慎，既要把握好“度”，又要恪守住“序”，經專家論證後履行法定程序，方可建造。
　　洛陽工業遺產保護與改善民生的矛盾同樣發人深思。本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保護文化遺產的目標一致；城市建設給遺產保護讓路，也已成為共識。如今所以發生沖突，還是沒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的關系，簡單采取了就地安置和就地平衡的政策措施。實際上多年來洛陽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中，創造和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有的還上升為保護理論，這次只要調整思路，妥善做好疏導工作，工業遺產保護與改善民生的矛盾完全可以化解。
　　此外，當前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發展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過度旅游開發和商業開發。尤其大量遷出古城原住民，將古城變成旅游大市場，使極富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傳統文化淹沒在喧鬧的商海裡，勢必對文化遺產保護造成極大傷害。
　　由此說來，大同、洛陽、大理和麗江的探路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深省。
   （編輯：申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