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城市化發展的諸多挑戰，深化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是增強國家軟實力實踐的需要。單霁翔的“五書”把握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文化遺產之走向，靠專注的理念揭示“頂天之理論”、“立地之實踐”，不僅站在時代前沿，引領文化遺產發展方向，還對拓展文化遺產保護與挖掘的創新實踐形成了強有力的影響。
        熱切迎接“十二五”中國文化遺產的新希望
       今年是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開始，回顧剛剛過去的“十一五”中國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事業，不僅拓寬了文化視野，還凸顯了文化遺產保護精神的整體性及發展方面下的文化效應與作用。作為一種理性思考，單霁翔“五書”中都有大量篇幅反復論述。因此，“十二五”期間國家所要求的文化大發展及大繁榮局面之獲得，離不開文化遺產建設的改革深化。對此，至少有三方面需要關注：     （1）國家以惠民為重點的文化遺產項目要有較大增加，要認真解決文化遺產投入不足的局面，全力推進觀念創新、科學創新、展示方式創新、傳播手段創新、保護和繼承方式創新等策略；     （2）要用交叉科學的手段及大文化遺產觀念，打破文化發展的地域壁壘和專業邊界，至少在文化遺產科技與文化保護事業上要凝聚城市學、建築學、環境學、安全減災學及文博學的各方優勢，創造並搭建一批規模化、集約性、專門化的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研究與傳播機構；     （3）要將文化建設納入城市建設，不僅傳承和延續歷史文脈，更要在“十二五”期間創造新希望，形成文化創新與文化傳承並進、公眾文化與精英文化共融、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共築歷史畫卷的局面。
        讓文化遺產從學術走向公眾
        單霁翔的“五書”體現了把智者的聲音傳播、將百姓的聲音放大這樣一種效果。中國文化遺產問題涉及使命、宗旨和方法論，有一系列邊界和約束條件，有許多可包容、能開放的研究主旨，所以作者在撰文中努力做到學術思想的大眾化傳播。如學術思想要能親切公眾，首先要使自己變得可愛；學術走到公眾中，會及時獲取新鮮的公眾視野等等。單霁翔的“五書”並非鴻篇巨制，更似一本智慧“小書”，他以學者、官員、公眾的共同視野及豐厚的知識積累，既聯系實際，又注重說理，將研究成果娓娓道來，深入淺出；他既用思辨的眼光行走天下，又用身體力行的科普之舉，讓中國文化遺產教育的啟蒙之風，熱度不減、品質提升。作為一位自覺擔當國家文化遺產發展與傳承責任的勇者，其給我們的啟示是千方百計讓與時代發展相契合的文化遺產觀進入公眾的心靈。這不僅有學者的任務，更有媒體傳播者的責任及廣闊空間。
        如何理解建築遺產是文化遺產急需補的課
        單霁翔曾在《從“文物保護”走向“文化遺產保護”》一書中縱論了20世紀遺產的搶救性保護問題。他說：“我們已經離開20世紀，世紀劃分盡管是人為的，但對於20世紀遺產保護來說，這一概念卻至關重要。因為這一劃分使我們以對待歷史悠久的文化遺產的同樣心態，對待20世紀遺產的保護問題……遺憾的是，由於認識的不到位，導致不少優秀的20世紀遺產建築遭到破壞。”對於中國缺失建築文化遺產的傳承，兩院院士吳良镛從提高全社會的建築理論修養的角度指出：“中國有輝煌的建築遺產，但理論富礦尚待挖掘和提煉，中國至今還沒有揭示出李約瑟博士所指的中國建築設計理念高度條理性、結構性、分析性和綜合性”；對此，傅熹年院士也表示：“中國建築以木結構為主體，采取在平面上展開的院落式布置，並形成世界上獨特的建築體系。”可見，建築遺產是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傳播、教育諸方面急需補課的方面，僅從建築著作傳承看，中國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屬鳳毛麟角：隋代的宇字恺建洛陽等，其功甚偉，只可惜記錄有限；宋代的《營造法式》雖屬官書，也有失傳的喻皓《木經》，可解讀到些許古建築構造密碼，但畢竟不是理論著作；明代《園冶》雖屬罕見園林及建築著作，可對建築、繪畫、文學畢竟不夠深入；古代建築世家“樣式雷”的研究整理乃至20世紀30年代以來朱啟钤的中國營造學社的“哲匠錄”，雖是對中國古建築奇巧富麗之贊語，可也缺乏系統性，難免掛一漏萬。        因此，加大力度對包括20世紀建築遺產在內的中國建築全遺產搶救式研究、整體式測繪、圖文並茂的系統化整理，已成為一種當代建築出版傳播的必然。基於此，筆者建言：凡經工程修復的傳統建築及近現代建築都要為歷史留痕，這種印記不單單是工程測繪和修繕報告，更需要納入圖文並茂、有分析深度的國家文化遺產學術出版“大系”中；同時，要找尋普及性與教育性、娛樂性與通俗性相結合的啟蒙類建築文化遺產生動的圖書“教材”，在這方面我們要尋求突破。
         用學風和好書為文化遺產出版帶來真繁榮
         之所以單霁翔的“五書”不斷有新意，得益於他的學風及學術功底扎實，得益於他耐得住寂寞，使作品充滿力量。當今的公眾乃至業界讀者享有的自由度極高，他們完全不能容忍枯燥的、說教式的文字，他們願意聆聽來自官員、學者們發自內心的真實聲音。如果著作本身缺少哲理，又不生動，被棄之不顧是太自然的事。單霁翔之所以能專注文化遺產研究，推出一個又一個創新領域的成果，除用盡他的全部業余時間外，他常說沒有比這些讓他更著迷的事了。因此，我們從他的“五書”中可一次次感受到，有多深的愛，就有多高的目標及專注，就有多少忘記辛勞執著的投入。正如此，單霁翔靠學者之品質及對文化遺產知識的不斷積澱，使他對人世、自然、文化、制度、管理有一種非凡的理解和洞察能力。他以官員管理之責、學者良心之根，在著作中揮灑廣闊無垠的城市文明與發展的評說。故此，他的“五書”讀來既有學術高度，又有文化知識性；既保持中國文化遺產旺盛的學術生命，又不失面向公眾普及文化遺產教育的新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