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一座有著三千多年歷史的文化古都。三千多年的人文積澱，賦予了它別樣的風情。明清的建築與現代化的樓宇交相輝映，構成了一幅傳統與現代並存的迷人畫卷。徜徉城內，在歷史與現實間的回轉交錯中，人們感受著時間是如何改變著北京的記憶，又是如何將人們帶入到今天的都市生活中。

　　所有這一切，會讓我們想起一個人的名字。50年前，他提出的北京未來城市規劃的設想曾經具有著驚人的科學性和預見性，而當年他為保護北京古建築所做的努力，也讓今天的我們肅然起敬，他就是梁思成。

　　梁思成生長在一個聲名顯赫的家庭。他的父親梁啟超，曾經是領時代潮流之先的風雲人物，然而，或許是多年的政治奮斗讓他感到厭倦和勞累，晚年的梁啟超已無心眷顧於世事紛爭的起起落落。他越來越看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並希望自己的兒女們也能從文化中發現永恆的美麗。於是，青年梁思成在父親的設計之下，收斂起他在清華大學展露出的政治才華，最終選擇了文化創造之路。

　　1920年，梁思成認識了另一位影響他一生的人——林徽因。他後來曾回憶說：“當我第一次去拜訪林徽因時，她剛從英國回來，在交談中，她說到以後要學建築，我當時連建築是什麼都還不知道。徽因告訴我，那是合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學科。因為我喜愛繪畫，所以我也選擇了建築這個專業。”

　　梁思成與林徽因的人生道路從此合二為一。1924年，他們共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和藝術，此後又選擇了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文化作為他們畢生的追求。從1931年到1945年，梁思成與林徽因等人走遍了全國十五個省二百多個縣，對包括唐代佛光寺和隋代趙州橋在內的兩千多個古建遺存進行了廣泛的勘察。

　　梁思成走遍全國，勘測古代建築梁思成等人當年勘測的古代建築，相當一部分毀於後來的天災人禍。是他們的繪制圖為那些消失了的建築留下了永恆的身影。然而，梁思成並不是一個只沉溺於古典情趣，而不理會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夢想家。在20世紀40年代，他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中國城市已經走到傳統與現代化的臨界點，而對於他腳下的這座北平古城，他也深知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它的都市化進程。

　　“1945年，在抗日戰爭和二戰結束以前，國際學術界就在討論戰後城市應該怎麼辦。梁思成當時就認為戰後的中國必然要工業化，要現代化，那麼城市就要發展，但是城市的發展要避免西方工業化進程造成的很多問題。所以他就提出來要做城市規劃，要設置城市規劃的機構，要培養城市規劃的學人。”他的學生劉小石如是說。

　　劉小石，19歲時入梁思成創辦的清華大學建築系，成為梁思成的弟子之一，並由此走上了城市規劃的道路1947年，對於梁思成來說是輝煌的一年。這年2月，他被推薦任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接觸了很多世界級建築大師。與大師之間的思想碰撞讓梁思成受益匪淺。回國後，他對清華大學的建築系進行了一系列教學改革的嘗試。就在梁思成正躊躇滿志地決定辦出一個國際最高水平的建築學院時，風雲莫測的政治局勢卻讓他的心中升起一絲隱隱的不安。北平城外，解放軍正與國民黨傅作義將軍進行最後的談判。古城的命運將何去何從呢?

　　當時的情景，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林洙仍歷歷在目。

　　她說：“當傅作義的談判正在進行時，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在為解放軍不得已要攻城的情況做著准備。在准備的時候，有兩個解放軍的代表來找梁思成，希望他把北京城的古建築在軍用地圖上標明，說萬一和談破裂，需要攻打北京城，炮擊時就盡量避開這些古建築。這對梁思成和林徽因影響很大。我覺得梁思成先生之所以傾心於共產黨，跟這一次談話是非常有關系的。”

　　古城規劃

　　1949年春天，梁思成作為新政協籌備會的特邀代表參與了建立新中國的籌備工作。幾個月後，1949年秋天，他又在病榻上完成了新中國國徽的設計。

　　新中國誕生後，北平恢復“北京”的名稱，成為共和國的首都。梁思成被任命為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開始著手北京城的規劃設計工作。

　　正如林洙所言：“北京是從一個舊的城市、一個皇家的城市，變成新中國的首都，有很多需要重新建設，需要重新考慮的。比方說，中央人民政府應該設在什麼地方?是集中呢，還是分散呢?中央的各部委是不是應該集中辦公呢?等等，這些問題都提到日程上來了。”

　　在清華大學建築系的數據室中，林洙找到了1950年梁思成與另一位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共同撰寫的《關於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一文的原稿，後來的人簡稱它為《梁陳方案》。在這份長達數十頁的方案中，梁思成與陳占祥詳盡地闡明了他們對於北京未來規劃的設想。劉小石分析，兩位中國專家的想法與當時參與北京城規劃的蘇聯專家存在兩個重要的分歧：“首先是北京的性質是什麼，他提出北京應該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沒有提工業中心，他這個見解和當時蘇聯專家主張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應該有強大的工人階級的主張很不一樣。”雙方的另一個分歧集中在了行政中心位置的設立上。蘇聯專家團提出，應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礎上建設首都行政中心。而《梁陳方案》則提議在北京西郊開辟一個新的行政中心。

　　梁思成當年自費印制了他和陳占祥的計劃書，在寄給周恩來總理的方案中，梁思成附手書一封，並以“恩來先生總理”稱呼。此時，他的心情是焦灼而又熱切的。

　　正如林洙描述的那樣：“他確信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他覺得是應該這樣來做的。不管從北京市、新中國首都的發展來看，還是從保護舊北京城市來看，他覺得都是可行的，是比較好的一個辦法。”

　　然而，梁思成的建議並沒有被采納。對於百廢待興的新中國來說，放棄老城重建新城是不可想象的事。

　　當然，不可否認，新政府做出這樣的決定也是有其歷史原因的，正如北京市規劃委員會高級規劃師黃艷所說：首先，一個新政府，缺乏管理和建設這個城市的資金。如果讓它在一片郊區的空地上去建造這樣一個行政區，在財政上可能是行不通的;第二，當時北京老城存在很多突出的社會問題，如失業和城市垃圾等。如果完全建造一個新城，老的城市該怎樣規劃?這也是一個需要仔細考量的問題。

　　城牆

　　北京新城的建設很快以驚人的速度展開了。新的街道，新的建築，展示著新中國成立以後蓬勃而富有朝氣的新氣象。然而，當梁思成欣喜於新中國變化的同時，那些凝聚著幾個世紀滄桑的古建築的拆除，又讓他不由得發出遺憾的歎息。城樓沒了，牌樓沒了，梁思成最鐘愛的城牆也沒了。

　　梁思成與城牆的情愫可以追溯到1912年，這一年，11歲的梁思成隨父母輾轉從日本回到中國。這是他第一次穿越古老的城門，走進被城牆環繞的古城——北平。此時，他還不可能以一種科學的眼光去審視深藏在這個城市背後滄桑而深邃的韻味。然而，那巍峨的古城牆和悠緩的駝隊撒下的一路鈴聲，卻深深地印在了梁思成童年的記憶中。

　　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後，當時已是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授的梁思成根據中共中央關於保護文物的指示組織編制了《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這本油印的小冊子被分發到准備南下作戰的解放軍各部。翻開第一頁，其中提出的第一項文物，就是“北平城全部”。在梁思成心中，北平不但是他的家，更是他在幾十年對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中最珍視的一座古城。在他看來，城牆圍起的這座偉大城市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傑作。於是，當建國之初，隨著北京新城建設的開展，古城的城牆和城門也隨之面臨被拆除的命運時，梁思成，成為了第一個發出不同聲音的人。

　　為了拯救他所鐘愛的城牆，1950年，梁思成寫下了《北京城牆存廢問題的辯論》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梁思成不但表達了城牆不阻礙城市發展的觀點，還用詩意的語言描繪了一幅城牆之上的畫卷。“這應該成為一個全長將近四十公裡的世界上最偉大的環城公園。登上去，可以壯闊我們的胸襟，舒活人民疲勞的筋骨，古老的城牆可以擔負起新的使命。”學者王軍說。

　　1951年，梁思成與林徽因精心描繪了他們寄予在城牆之上的理想，對他們而言，古老的城牆無疑是具有永恆的生命的。然而，梁思成熱情的建議和美好的憧憬並沒有挽回城牆即將消失的命運。1952年年底開始，北京外城城牆因為妨礙交通，限制首都的發展被陸續拆除。

　　古城保護者

　　對北京舊城的根本性改造，很快波及到了北京中軸在線的建築，王軍在他的著作《城記》中，記述了50年前的一段往事。

　　他說：“對於中軸在線的建築，梁先生一直是非常的愛護，那麼中軸在線的建築的拆除對他的刺激是很大的。你比如像永定門甕城，1951年年底拆的。第二年又把阜成門的甕城給拆了。那會兒梁先生到蘇聯訪問，回來之後就知道沒了，氣得說，怎麼沒跟我講!氣得不得了。後來又拆地安門，他說現在關鍵是要考慮怎麼把地安門給保護下來，地安門是皇城的北門，也是中軸線上很重要的一個建築。我們得早點做規劃，否則要被動。但他說過這句話沒幾個月，地安門就蕩然無存了。”

　　1952年，長安左門、長安右門拆除。

　　1954年，地安門拆除。

　　1957年，永定門城樓箭樓拆除。

　　20世紀50年代，面對他鐘愛的城門和城牆被拆毀時，梁思成曾經說過一段著名的話：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的一塊肉，剝去一塊城磚像剝去我的一層皮。然而，疾速前進的歷史並沒有眷顧那曾經在風霜雨雪中挺立了八百多年的老城牆。

　　作為一個有著強烈良知與責任感的學人，梁思成並沒有因為挫折而停止他的建議與呼吁。1953年，當聽說北京的牌樓也即將因為改善交通的需要而拆除時，梁思成更加不能平靜了。

　　提起此事，林洙十分動情：當時吳晗先生作為北京市的副市長，要堅決執行這個指示。可是梁思成堅決要保護牌樓，兩個人吵得不可開交。有一次二人僵持不下，梁思成就直接就跑到中南海去見周總理。當時在歷代帝王廟前有東西兩個牌樓。梁思成指著牌樓，對周總理感慨地說：“你看，在夕陽西下的時候，通過這個廟看過去，是非常非常美的景致。”總理笑了一笑，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只淡淡地回了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梁思成為保護古建築所做的努力也曾經為他帶來幾次勝利，其中之一就是對北海團城的保護。團城曾是古代帝王的觀景台，登上團城，舊京白塔碧湖，綠樹紅牆的景色被稱為天下第一美景。團城腳下的金鳌玉蝀橋及兩側牌坊，更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而此時，為了貫通阜成門至朝陽門的東西馬路，一些工程負責人在討論會上提出了拆掉團城和金鳌玉蝀橋的決定。

　　梁思成當年的憤怒，林洙今天仍記憶猶新：“他特別特別生氣，站起來指著對方的鼻子說，既然你們認為一定要這樣修一條筆直的馬路，那還有什麼可討論的?不必討論了，就把團城拆掉，把金鳌玉蝀橋拆掉，修一條筆直的馬路通過去好了!然後他就不再討論了，直奔中南海，找到周總理，跟總理說這個團城為什麼一定要保護下來。總理親自帶著蘇聯專家，視察了一下團城，最後決定團城不再拆除。”團城就這樣保留下來了。

　　在那個破舊立新的年代，梁思成保護古建築的理想畢竟是不合時宜的，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也勢必會淹沒於聲勢浩大的建設浪潮中。然而，今天，當我們以冷靜的眼光去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時，不禁會想起50年前梁思成說過的話：“事實會證明，我是對的。我敢於爭論，一個人沒有主見是不行的。”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彭真曾笑著回答他說：“你在對待古建築方面，簡直是個‘暴君’”。然而，人們又怎麼能夠想象出梁思成像個“暴君”時的樣子呢?在人們的眼中，他是那麼溫文爾雅，又是那麼謙和。5圓夢20世紀50年代末，北京外城城牆基本被拆除。隨著1965年地鐵的開工，內城城牆的拆除工作也隨即開始，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是達到高潮。此時，病中的梁思成在家中聽說了即將拆除西直門城樓的消息。

　　羅哲文拍攝的元代城門洞林洙說：“拆西直門時，忽然聽說發現西直門城牆裡邊包著一個元代的城門洞，梁思成簡直興奮極了，他跟我說，你能不能到西直門去幫我拍幾張元代的城門洞?我當時想都沒有想，就說你干嗎呀?咱們現在躲都躲不過來還往槍口上撞。剛說到這兒，他就特別特別痛苦地看了我一眼。我忽然意識到，這個話說得太過分了。我就說，其實我現在最關心的是丈夫的健康。可是他已經非常非常難過了。”

　　幸運的是，梁思成的學生羅哲文拍下了當年林洙沒能拍到的照片。從開始拆，搭上架子，到拆了一半，到最後全拆出來了，羅哲文差不多隔幾天就去看：“西直門是當時保存最完整的一個城門，有箭樓，有城樓，有甕城，有柵門，有柵樓。西直門要拆，我就照了相。”

　　然而，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和健康狀況，梁思成已經沒有機會再看到這些照片了。
　　1972年，梁思成結束了71年的生命歷程，也是在這一年，有著八百余年歷史的北京城牆徹底拆完了。

　　許多年後的今天，歷史又從起點回到了原點，當年梁思成構築在城牆之上的理想，如今在北京城僅存的東便門明代城牆遺址上實現了。盡管，這夢想姗姗來遲了半個世紀，但這畢竟是一段圓夢的城牆。遠處的現代建築提醒我們，今天的北京，正以驚人的發展速度展現著現代大都市的魅力。與此同時，如何保留北京古都風貌，仍然是今天許多人正在研究和探討的課題。

　　北京正在改變，歷史終將遠去。然而，或許只有留住昨天的記憶，我們才能更加清醒地面對今天和未來。